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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目录目录1957 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为什么值得纪念？.赵修义 1对 1957 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回顾与反思 陈 霞 6“你们如何界定唯心主义？”.17记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几则通信 顾红亮 17反对独断论如何可能冯契的思考及其推进 晋荣东 28一场有待展开的哲学争鸣我对 1957 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几点认识 .张翼星 49哲学史座谈会 55 年祭 .陈村富 62学术呼唤理性和自由（提纲） 陈中立 76不该湮没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尝试 赵修义 80再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方法 .苟小泉 112中国的自由主义要对中国的浪漫化负什么样的责任？以 1950 年代胡适批判为中心.蔡志栋
2、 126我的回忆 .梁志学 142有关 1957 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回忆与反思 周继旨 14557 中哲史座谈会上的冯友兰和贺麟.郁振华 15811957 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为什么值得纪念？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为什么值得纪念？赵修义（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前言1957 年 1 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已经过去了五十五年。时间流逝，光阴不再。会上活跃的老一辈学者大都已经离世，参与者也都进入耄耋之年。连我们这些入学不久没有资格参与会议但是对此印象深刻的学生也都已过古稀。环顾今天中国的哲学界，已经沧海桑田。那时争得面红耳赤的那些问题，好像已经少有关注。那么为什么还要
3、重新端出这一段往事，加以反思和评述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老人闲来无事，在发怀旧之幽情呢？非也。一则，是因为，这次座谈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中，实在是太难得、太重要了。然而现在几近湮没。之所以说是难得，是因为，三十年间，哲学一直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之中，哲学批判连绵不断。高层定调，有组织有计划的展开，而且都是紧密地与政治运动连结在一起。哲学批判也就是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些学养丰厚的哲学大家，或是缄默、或是成为批判的对象，或是作出各种各样的自愿的或不自愿的自我批判。讲真话，就真问题，进行自由的讨论，互相诘问，互相切磋，几乎绝迹。唯有这次座谈会如当时主持哲学系工作的汪子嵩先生所说是“建国后
4、近三十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 。既是难得，就没有理由不去追问一下，这难得机会是如何得来的？后来又为什么不再出现？前辈学者是如何在这难得的自由争鸣中，力现自己的文化担当，展示自由之思考和独立之人格？之所以说是重要，理由至少有三：第一，这次座谈会是 1956 年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由高层主导的两次会议之一。 （另一次是遗传学的座谈会） 。2两次会议的主旨都是要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力图向思想界学术界证明，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决心和诚意。也可以说这是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的一次尝试或试验。高层对这次会议的重视，只要从人民日报 ，在1956 年的 10 月到 19
5、57 年的 5 月初之间，对于会议的非常密集的报道，以及与会议论题相关的大块文章，在只有八版的中央机关报上连续发表，就可以说明。1957 年 3 月冯友兰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将这次座谈会作为百家争鸣方针的例证，被人民日报用“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 ， “ 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作为副标题，全文刊发，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百家争鸣的试验，是高层用于向全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表明“春天来了”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在国际上也有影响，顾洪亮先生在哈佛发现的美国哲学家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通信，就是一个明证
6、。第二，尽管这次座谈会在召开的前后从中央机关报和全国政协会议给予重点报道和肯定，但是 1958 年开始由时任中央研究室哲学组组长的关锋挑头对这次会议进行“清算” ，给座谈会扣上了“哲学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的大帽子，并在各大学以此为发端开始了“拔白旗”的运动，这一大转折，不仅标志着整个学术生态的改变，而且也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短暂的“春天”已经告终。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哲史座谈会在当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的所具有的标志性的意义。第三，从当代中国哲学的演进来看，此次座谈会的意义也不可小看。对于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质疑，对哲学研究和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的批判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的讨论，如果加以仔细分析的
7、话，还是留下了值得珍视的积极成果。比如会议引发了对哲学史的兴趣，部署了中国哲学史的资料编辑工作，洪谦等先生还提出了编译供初学者用的西方哲学史资料选编等主张，后来都一一落实。这些工作的成果（ 如北大西方哲学史教研室选编的六本资料） ，几乎哺育了几代学子。在学理上也有收获。如梁志学和陈霞先生在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一文中所指出，会上贺麟等人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依据来源于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就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问题提出的经过独立思考的出的看法，克服了苏联哲学界流行的观点， “这是新中国哲学事业兴旺发达的一3个标志” 。至于冯友兰贺麟先生提出在讨论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和论据，如郁振华先生的文章所说，
8、对于他们在四十年代形成的哲学思想也有所推进。就消极的方面来说，后来发生的对座谈会的全面清算，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二十年间中国哲学的走向。令人遗憾的是，这次重要的会议，几乎湮没。人们至多把它看做是北大哲学系百年历史中的一件家事。汪子嵩先生有过回忆文章。50 周年之际北大哲学系开过一个纪念会，但是事后，只见北大教授张翼星的一篇介绍会议讨论的成果和教训的长文以及与会者梁志学先生及其合作者陈霞先生的两篇文章。近年来对冯友兰，贺麟张岱年等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也很少涉及他们在此次会议前后的学术思想。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尽管这次座谈会与遗传学会议都是“百家争鸣”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标志性的事件，当时
9、的宣传力度远远大于遗传学会议，但是在正史上却只见遗传学会议，只字不提中哲史座谈会。个中的缘由令人费解。辨明该不该把这次重要的标志性的会议遗忘，是我们编辑这本书的一个宗旨。相信细心的读者阅后会做出自己的结论。而这次作为后来被中断的“百家争鸣”的试验的座谈会提供的经验教训，也是极其珍贵的。我们今天要实现文化学术的繁荣，离不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如何真正实现自由的争鸣，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如果遗忘那就难免会重复以往的教训。本书汇集了一些对于座谈会进行反思的文章，旨在引起学界对进一步的总结和反思此次会议的重视。相信进一步的反思必将给帮我们带来更丰富的启示，以便在新的历史条
10、件下，真正让我们的学术走在“百家争鸣”的康庄大道上。另则，这次座谈会是一次自由争鸣的会议，也是一次没有结论的会议。会上对日丹诺夫定义的两种泾渭分明的态度，可以简括为质疑派和拥护派。结果好像是拥护派如郑昕先生当时所说“以声势取胜”了，但是实际上谁也没有说服谁。可见还是一桩未了的学术公案。尽管改革开放之后，从 1978 年西方哲学史界的芜湖会议开始，这个定义已经不再有多大的市场了。但是如恩格斯所说，“宣布一个哲学思想是错误的，并不等于制服它。 ”会上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仍然如张翼星先生所说是“有待展开的哲学争鸣” 。其主要问题列举如下：4首先是，哲学和政治，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是郑昕先生在开放
11、唯心主义一文中开宗明义提出的问题，涉及的是学术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而会上对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物和学派如何做阶级分析的许多讨论，涉及的也是这样的问题。这一问题近三十年来仍然十分纠结。其次是如何对待教条主义？这是当时会议的一个主题，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也是座谈会的一大收获。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就急转直下，后来干脆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取消了。改革开放之后，真理标准的讨论对教条主义是一大冲击。但是，环顾今日，教条主义的积习还是挥之不去，有的时候还十分的强势，其原因何在？如何解决？第三，怎样看待唯心主义的问题？这一问题是当时会议的焦点。霍金给陆定一的信中提出的问题“你们如何定义唯心主义？” ，当时并无回应。近
12、 30 年来年来对西方哲学史的深入的学术研究，已经把这一问题深化。诸如，如何理解西方的本体论，解读“being”这个哲学范畴，古代的西方哲学有没有泾渭分明的唯心唯物之争等等问题都一一提出，并加以辨析。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成果丰硕，对于历史上的唯心主义的评价和分析已经大有突破好和进展。可惜，有些哲学原理的教科书还是在沿用五十年代对这些问题的论说，并当做标准灌输给青年学生。第四，如何对待中国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文化传统？座谈会上冯友兰先生的见解后来以“抽象继承法”留存于世，尽管长时期中一直受到批判，但是冯先生在晚年还一直坚持。这到底是一个创见还是一种错误。学界似乎还没有直面。郁振华先生近来提出，从解释学
13、的角度来看，应当视为一种创见。座谈会上，周辅成先生对于道德继承问题做过精细的分析，这些见解迄今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当今的社会生活又把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德继承问题，非常尖锐地摆在我们的面前。社会上歧见纷呈，好像兜了一个圈子还是回到了半个世纪之前的问题。第五，于此相关的是哲学上的一个老问题，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问题，不仅是认识论领域的问题更是价值论领域的问题。冯友兰等在会上提出的这个问题，至今还困扰着国人，尤其是在价值论上，表现得以尤为突出。第六，座谈会关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的争辩，涉及辩证法的5一个核心问题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如梁志学先生所指出，会上对日丹诺夫定义作出质疑的学者，实质上依托
14、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颠覆了“斗争的绝对性”这一苏联学界奉为经典的命题，而这一命题正是带来许多悲剧的“斗争哲学”的理论依据。可惜，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尽管也有过讨论，但是“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这苏式教条，至今还写在我们的教科书上，继续向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干部和学生灌输。凡此等等，足以说明，这是一桩未了的学术公案。既然未了，就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继续争鸣下去。6对对 1957 年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回顾与反思的回顾与反思陈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背景一、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于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
15、开始就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为了翻译、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一直都在组织着各种学会、研究会，如新青年辟有马克思研究号专刊；1920 年李大钊在北大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38 年 9 月处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也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建立了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团体“延安新哲学会” 。1949 年北平解放不久，原“新哲学会”和“中国哲学会”中的著名人士又协商成立一个新的学术性团体“新哲学研究会” ，旨在团结全国哲学工作者，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毛泽东思想，正确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批判吸收旧哲学遗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对于各种错误思想意识展开批判。当时， “
16、新哲学研究会”里有解放区进城的哲学家和大学的哲学教授，他们之间也展开了学习马列主义的活动。他们的活动方式之一是大学里的哲学教授主讲，解放区进城的哲学家来评论；另一种方式就是解放区进城的哲学家主讲，大学里的哲学教授听课。经过 8 年时间（1949 年初1956 年底） ，大学里的哲学教授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他们功底好，有西方哲学文化背景，也有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因而对马克思主义掌握得比较全面和深入。他们按解放区进城的哲学家的论点研究和教授中国哲学史，发现了后者的不少偏颇之处，对死守教条的论点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是从中国哲学领域提出的，因为这是“大学教授”的活动领域。第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所有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很多哲学家即使在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有唯物7主义思想倾向，但在与阶级利益直接相关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历史观领域却是唯心主义的。于是出现这样的情形，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不存在于社会政治思想和历史观领域。冯先生在会上说到：“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