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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人阶级：一个概念的社会学考察丁云亮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E汤普森工人阶级，亦称无产阶级，历史可以追溯到 14、15 世纪欧洲的工场和手工业的产生，至 18 世纪的后半期，以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为标志的产业革命，以及引发的市民社会的全面变革，为其发展壮大、步入政治舞台提供了契机。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抑或社会主义社会，无论工人阶级是作为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都业已成为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分层结构的重要成分，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所以，了解工人阶级共通的精神机理、行动逻辑和文化实践，不止是纯粹研究工人阶级课题的对象、内容
2、，也是分析、探究阶级阶层理论的基础性前提。一、 阶级 意识工业社会的前置条件不仅取决于科技的进步、财富的集中，还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给。产业革命及其后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系统中的分层主要是通过分配或分摊的形式诞生的，撇开少量中介性的管理阶级的话，工资、利润、地租的不同占有方式，主要对应着劳动力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三大集团。工资便是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所处的独特社会位置的收入来源，也是唯一来源。但自从生产第一次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生产过程及行为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互动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形式，既是人与人之间建立社会关系的本质，也是通过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的明
3、显区隔，设定个人或集群身份、地位的动力之源。因之，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首先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活动的一定的个人面目出现，没有具体的个人以及由此生发的各种社会网络结构，就无法解读作为不同阶段呈现的社会形态；但同时，像马克思所言，“个人不是他 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 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1扎根于日常的生活形式之中，才能有效地理解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集团利益的冲突的根源和背后隐匿的意识形态力量。从社会的发展看，工人阶级的形成并非从自身固有的土壤里发育、生长出来，相反，倒是工
4、业化道路的进程为其提供了捷径。自由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制约下的人性的残酷性，恰恰为行将崩溃的等级化、封闭化的封建制度，制造了另一种不平等的形式；换句话说，作为实存的工人阶级群落，不是自发、自然的状态下的衍生物，反而是制度结构和社会重压有意识地人工合成的结果，这种为了部分人经济、政治利益的人为事件，不仅促成贫民、基督徒之类农奴身份的下层阶级职业的转变，而且直接创造并继续扩大了资产阶级自己的对立面，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功能性要件。“无产阶级要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
5、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2那么，对私有财产 的否定，就不止是对财产本身的分享要求，更是一个集团性的群体对社会不公平的抵制，乃至对少数既得利益者统治地位和意识形态的否定。当这样否定积聚可观的能量，便形成某种阶级力量和阶级实践，以强烈的方式颠覆新兴的或业已完成的社会秩序。“工人们最初企图联合时总是采取同盟的形式 ”。3然而，同盟的建立必须是一种较为理性化的有头脑的组织行为，否则，试图在巨大悬殊下的对抗，往往会无功而返。马克思注意到了能形成强大力量的阶级意识生成的复杂性，他说：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
6、一个阶级。由于小农彼此间只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4社会阶级的出现，不仅有数量众多的一群人以近乎相同的方式生活着、劳作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之间还必须留存一种范围广泛的、永久性的联系，并结成有效的同盟与利益不同的集团对立，这样的物质企望和精神诉求一致性的整体，才称得上阶级。无论是农业工人还是产业工人，如果没有意识到自身利益的同一性，还处于分离松散甚至自我分配收入相互竞争状态，那么就消弭了阶级对抗的力量和可能性。用雷蒙阿隆的分析话语来概括，即工人阶级“只有当它发现它要对其他阶级进
7、行斗争的时候，它才具有自我意识”。5实际的情况是，由于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集中在一起，同盟的孕育与建立相对而言，不止具有此在行动的可能性，也确实能建立起强大的、目的性的组织；英国的经济学家就曾吃惊地发现，工人阶级同盟与集团在面对压迫性的资本统治的时候，不只是维护了基本工资的必要的经济权益，还在抗议过程中逐渐凝聚着越来越多的政治因素。马克思之外， 经济关系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还得到卢卡奇、霍布斯鲍姆等人的热烈响应和重新阐述。卢卡奇有关工人阶级的思想，与其说是社会学的，毋宁说是社会批判哲学的；他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里获得灵感，将历史的总体性的问题置于科学本体论的地位。资本主
8、义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专门化，但合理化和效率化的后果，却并不是人性的健康生长与人道主义的张扬，相反，工人一方面凭借个人或集体的能力创造了供资产阶级挥霍享乐的财富，另一方面作为劳动主体的工人却在生产和消费的流通过程中，不知不觉或者身不由己地变成商品，成为廉价拍卖的物件。最终导致的后果是，工人在严密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系统中，“机械化也把个人改变成了孤立的抽象的原子，个人的工作不再把个人直接地和有机地联系起来；个人越发专门受到禁锢他们的抽象的机械规律的居中调解”。6被彻底地原子化的个人，不仅继续着前辈们所受的剥削行为和方式，而且主体的独立性完全沦陷了，人格呈现出分裂、异化的境况。工人自身的
9、阶级意识，伴随商品对整个社会生活、伦理领域的无孔不入，丧失了先前的自然状态与积极姿态，对心灵的腐化和出卖劳力的现实只能在忍气吞声中默默承受。物化现象对阶级意识的腐蚀、渗融，构成卢卡奇工人理论的核心内容。对技术发明的重视与采用，构成了产业革命的社会史，工厂组织亦渐渐地从人性的制度化步入“火和烟” 的“机械”的世纪，主 导社会变迁的是经济进步和效率政治，竞争代替了过往刻板的规章制度，这种转型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甚至大于多数的政治革命。汤普森通过“动态过程”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文化主义的思路。他的目 标是，把英国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历史，放在 18 世纪 30 年代前几十年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中心位
10、置，试图勾勒 18 世纪留传下来的人民传统、工业革命时期不同工人集团的经历以及人民激进主义的历史。汤普森指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 。这里对“经历”、“觉悟”的先在强调，既突出了对“ 人与人的相互关系” 的叙述的历史方法，又肯定了阶级意识中行动主体的自觉因素。“ 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 7如果 说此前的马克思主义历 史学家过于强调经济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而正统的经济史学家把工人看成劳动力，看成移民，看成一系列统计数据的原始资料，那么
11、汤普森则“不惜贬低结构因素的作用，过分强调诸如人的经历和人的价值这些人的能动因素的重要性”8，在 渐渐被遗忘的、隐秘的、富有争议的民间生活的钩沉中，为一群在创造历史过程中作出贡献却倍受诅咒的“历史牺牲品”建传立言。工人阶级不是贯穿在历史中的静态的给定，更是从物质实体世界被创生的意识；于是，经济决定论必然被扬弃，至少阶级意识就不再是静止的“东西”，而 转变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交互关系中引发的独特的、流动的精神机理。普尔兹渥斯基同意汤普森的一些重要观点，认为作为自动组织的阶级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他将一种“选择的结构” 引入自己的理论框架之内。他区别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不同，声称方法论上的
12、集体主义是一种信仰，它相信聚集而成的统一体优先于个体因素，这个信仰牺牲了个体，并摆出了一种逻辑混乱的历史观；相反，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并不假定阶级的地位，着重分析的是被给定状态的个体的选择结构。“个体能够选择成为一个工人，而且 还能同资本家合作反对其他工人。阶级结构是建立在与政治、意识形态因素有联系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9这样，历史社会学家就必 须有效地分析作为个体的工人成员的具体的选择结构，进而揣摩、洞悉背后一整套严格制度化的社会关系。二、 权 力秩序社会关系的确立，首先需要一种权力秩序，然后才有政治和社会秩序；任何表面和谐或者潜伏着剧烈冲突的社会，都暗含着权力的试图平衡化和再分配的争夺。作
13、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属性，儒旺纳尔概括了一切权力的三种不同特征：广延性是指遵从掌权者命令的 B（权力对象）数量很多；综合性是指 A（掌权者）能够调动 B 所能采取的各种行动种类很多；最后，强度是指 A 的命令能够推行很 远而不影响遵从。对此，丹尼斯朗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说，在君主和专制政体下，一人统治多数人；在贵族政治和寡头政治体制下，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在亚里士多德政体和民主政体下，社区的多数管理自己。10对于后者，古希腊的雅典广场民主便是经典的实验，多数享有投票权的公民经常通过表决的方式，覆盖了妇女、奴隶另类弱势人群的声音。工人阶级运动，目标就是要“消灭一切等级”，建立一个自由的联合体来代替压制
14、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争取统治权便是实践中的紧迫任务。但同时，在理想社会来临之前，如何凭借组织结构消除资产阶级权力、使用革命胜利后过渡性的工业管理，不止是理论宣传策略，还是一个棘手的实际操作问题。资产阶级最先利用商品、货币等经济手段，控制了整个的社会关系，所以经济学家就把资本称为“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 。这就是说，有形的资本作为无生命的“物 ”的存在， 蕴涵着支配个人行为、人伦标准的极大的能动意向。所以，马克思在著作里，从 经济指标与制度运行出发，阐明了两种权力类型，即财产权力和政治权力，前者指所有者的权力，后者指国家的权力。本来，权力统治着财产， 财产手中并没有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只是经由如任意税
15、、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等等办法捉弄财产；但是，在资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治权力的国家里，政治统治成为资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统治，而不是个别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的统治，政治统治便直接属于财产；政治与财产的一体化，同时意味着财产的权力化。那么，无权力的工人阶级要想获得权力，就“ 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11 。因为无论 哪个等级化的时代，单个的、集群的人与人之间社会的、公共的关系，总是可以简化为宽泛意义上的政治关系的放大和投影，像 17、18 世纪时要废除封建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的生存利益问题和权力分享问题。如果说马克思相信以工人为主体的阶级斗争引导下的革命是自动的和不可避免
16、的，它会突然发生，而且一定发生，那么汤普森凭着工人阶级会不断地从“自在 ”转化为“自为”，又不必然是一定发生的立场，将物质经济置换成了道德经济。列宁则反对革命的自发性和不可避免，倡导以职业的革命家作为先锋部队来培育软弱的革命的种子。在怎么办？一文里，列宁承认， 19 世纪中后期，工人自发性的罢工遍及全俄，清楚地证明了重新高涨的人民运动的深度，不过，这种“自发”正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工人已经不象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个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必须进行集体反抗、抛弃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虽然这种反抗行为还多半是挣扎和报复的表现，很难说是斗争。从整个工人运动性质来说，罢工本身具有工联主义色彩，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工人当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如何使工人阶级摆脱运动的盲目性和自发性，获得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列宁认为，“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