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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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蒙古人的插曲蒙古人的插曲从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骑兵东征西讨，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建立元朝，蒙古军队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是如何经 营这个雄跨欧亚的大帝国，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仍是以“马上”得天下的精神治理这个国家，重武功而轻文治，以至于制度 无法上轨道，改革也无法落实。90 年后，这个中国史上空前的大帝国被明朝取代，中国历史开始新的阶段第三帝国。在旅游尚未成为一种有组织的事业之前，马可波罗就已成了超级的旅游者。他前往中国既没有作买卖营利的打算， 也缺乏传教士拯救众生的虔诚。只因好奇心发动，就使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大井眼界。根据当日的标准看来，他所留下的 一段不平常纪录，已经牵涉到全世界的任何角落。纵是

2、他轻易地接受传说，本人又喜欢夸张，可是他以亲身经验道出，就 自然地打动了其他人的兴致，而使他们也欣然欲住了。他经常在书中提到：“你不亲眼看到无法置信” ，这样不断地挑逗 读者，也使他们必须将想像力一再延伸，去欣赏远方异域的各种离奇古怪的事物。忽必烈与马可忽必烈与马可波罗波罗他书中的一代伟人乃是忽必烈，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年轻的马可进出忽必烈朝廷之际，元朝的水师正集结准备于 公元 1279 年歼灭南宋的残余舰队。此战役结束， “大可汗成为全中国唯一的统治者，这是以前异族入主的事迹中所未有 的。从此元朝创业之主和威尼斯之来客彼此以礼相待，建立了一段互相慕好的关系。马可波罗从此仕元，他承应了大可汗

3、 之各种差使，也向他提供有意义之情报。马可波罗称中国为 Cathay；南方的中国人为“” （manzi） 。北京则成了“堪巴禄克” （Cambaluc） ，即蒙古人所 谓可汗之大都（Khanbaliq） 。中国人通称杭州为“行在” ，马可波罗稍一调整则成 Quinsay。这位欧洲来访者视中国之纸币为一大奇闻。石绵则出自高山之间，可以捶碎分裂“有如树木之纤维” ，然后“用作布 巾” 。煤则为“一种石块，燃烧时有如木材” ，从山上采出，烧之生热。从马可波罗的纪录中，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观察忽必烈这个人。显然的，他作为一个领袖人物，既有慧眼，也相当 机警。其志在战胜攻取，可是却也真心有意使他治下的人民

4、在最基本的需要中得到满足。他多少将宗教当作一种工具看待。 信仰既可以利用作为他统治帝国的凝固力，以增进团结；也可以被反利用为一种颠覆破坏的号召力，足以使之解体。所以 他对各宗派的容忍，视其对自己施政方略的影响而有差异。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开明专制具有好感；可是应当批评时他 也从不含糊。他有一次曾说：“很多心存不轨的人，经常有谋反的趋向。 ”在另一处他又提出：“所有的中国人都厌恶大 可汗的政体，因为他所派的地方政府首长多为鞑靼人，尚有更多的色目人，他们视中国人如奴隶，使他们无法容忍。 ”读 者自此也可以看出，大可汗以遗传的权利凌驾于中国之上的办法没有成功，只好以征服的力量来控制。于是他对本土之人

5、不能信任，也只好将权力摆在鞑靼人、色目人和基督教徒的手里。这些人附属于他皇室之中，忠于职守地对他服务， （其 他的）外国人也是如此。蒙古大帝国蒙古大帝国蒙古人能掌握到世界局势中的优越地位，在历史中可算独一无二。其人口只有 100 万左右，他们的武功却使欧亚大陆 几乎全在他们操纵之中，以至东西极端所幸存的地方极为有限。由于家族间的团结，又有牧人的刻苦耐劳性格，于是蒙古 人有极优异的兵员。以前契丹之辽和女真之金已经将骑兵大兵团的战术充分发挥。可是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更将其扩张 至极致而所向披靡。他们的部队极守纪律，并以风驰电掣的速率行动，作战计划也周详完备。各骑士必要时可以倚赖他们 牝马的乳汁为生

6、，支持上好几天，甚至几星期。心理作战被广泛利用，例如让难民经行于队伍之前，散布谣言：如果被侵 犯之城市胆敢抵抗，攻城之日就给以残忍的暴行和放纵的破坏。被征服的民众中若有军事和技术才能的人经常尽量地拔用。 公元 1258 年蒙古人攻巴格达这个回教国时，有一中国将领参加，中国工兵 1000 人即操用攻城的炮弩投掷燃烧弹。10 年 之后他进攻襄阳樊城时，忽必烈召用两个波斯工兵设计能投掷 150 磅大石块的重炮弩。成吉思汗于公元 1227 年攻西夏时身故。他的帝国分作四部分：金帐汗国（Golden Horde）包括俄罗斯之大部疆域、 莫斯科和基辅（Kiev）在内；波斯汗国所辖自阿富汗边疆及于伊拉克边疆

7、；另一汗国在两者之间而向东延伸，概括今日苏 联中亚地带与中国新疆，只有大可汗有权统辖以上三个汗国。他自己的领域北至蒙古沙漠地带，南达中国海之海滨。当日 这不过是一个憧憬中的远景，直到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征服者死后 50 年，才成为事实。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大可汗由选举产生。忽必烈取得这地位并未经过这一程序。他在公元 1260 年自称大可汗，在 争夺名位时和他弟弟阿里不哥（Arik-Buga，元人将此名译为阿里不哥有循儒家思想指斥其对兄长不忠顺之意）兵戎相见。获胜后，他仍须对付中亚地区蒙古领袖所组织的联盟，他们是由从兄海都（Kaidu）率领，坚称维持成吉思汗家法。迄至 忽必烈在公元 1294 年逝世

8、之日，两方冲突仍未停息。虽说他本人征服南宋，可是也向西北用兵阻挡了游牧民族，使中国 不受其蹂躏。只是如此大可汗统领各汗国的权力也就名实俱亡了。在这方面忽必烈井不介意，他一心专注于中国，企图垄 断东亚。公元 1271 年，他在汉臣怂恿之下，创建了元朝。上章已说及又八年，即 1279 年南宋的抵抗才全部摧毁，至此他 才成为中国式天子。远征日本远征日本很多历史家一提到忽必烈，就想到他曾远征日本出师不利，因为这战役也产生了日本“神风”的传说。元朝对日用兵 两次。1274 年的远征（当时南宋尚未完全灭亡） ，朝鲜被用作跳板，联合舰队里利用了 800 艘大小船只，上载蒙古与朝鲜 兵员 25000 人。在占

9、领了沿岸几个小岛之后，他们在 11 月 20 日于九州博多湾登 陆。日本军在完成防御工事之后等展援 军的来临。当天战事胜负未决，是夜会风扫境；当蒙古人决心后撤时秩序大乱，据朝鲜方面的纪录所载，淹没于海中者达 13000 人。公元 1281 年的远征已在南宋覆亡之后，兵力增大数倍。北方的进攻部队有蒙古和朝鲜部队 40000 人，船只 900 艘， 仍循第一次路线前进；南方军由宋降将范文虎率领，有大小船只 3500 艘，载兵 10 万，由浙江舟山岛起航。规模之大，是 当时历史上所仅有，这纪录直到最后才被打破。也和第一次远征一样，沿海的岛屿，不费力地占领，部队在博多湾登陆成功。只是在两次战役之间，日

10、本人已在海滩 一带构筑了一线石墙，阻碍蒙古骑兵的行动，于是远征军少有进展。战斗自 6 月持续到 7 月，仍无决定性的突破。8 月间 又有台风来临，船舶覆没数百艘。海陆军将领连范文虎在内率领巨舰逃脱，淹没的军士难以计数。陆上残存部队则被日军 在滩头拘捕集体斩首。今日国多湾的“元冠冢”即显示了“神风”的裁判。朝鲜方面称，损失数在参加者半数以上而略强， 中国与蒙古的死亡人数无纪录。日本方面的记载指出：蒙古轻骑兵不能发生力量，而中国军则装备低劣，士气消沉。日本人两次将忽必烈的来使斩首，又两次使其远征惨败，忽必烈极度的愤怒，于是准备第三次远征，维持其声望。各 项准备在二次失败之后不久开始进行，造船的工作

11、及于全中国沿海，北至朝鲜半岛，中经渤海湾及今日中国之东北，商船 也被征用，供应物品则大量地屯集，海上水手全被召募，甚至海盗囚犯也被宥免而予以官职以便往日本戴罪图功。公元 1285 年由长江下游运往朝鲜之米 100 万石，表示大军的出动在即，可是 1286 年初，一道出人意表之外的语令，将所有的 准备全部放弃。 元史称“帝以日本孤远岛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阙，仍散所顾民船。 ”虽说所称符合情 理，可是如此声张又自承以前之错误和目下弱点，忽必烈发出这种指令时不能没有道义上的勇气。蒙古武功的极致蒙古武功的极致从历史的眼光看来，蒙古人的挫败证明了在现代科技发展之前，极难使一陆上强国同时也成

12、为海上强国。要维持一个 大舰队又要承当其损失，使付出之代价过于庞大。因为海上冒险要强迫大量人民往与他们日常生活相反的方向进出。当准 备第三次远征时，忽必烈已感到绥靖安南和缅甸的棘手。公元 1293 年他再派兵渡海攻爪哇，也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远 征军虽然登陆成功却在土人反攻时，受挫折死伤惨重。这样看来在忽必烈的晚年，这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陆上强国已到了 它发展扩充的极限。中国人常说蒙古人在马背上得天下，也企图在马背上治理天下，这种批评有事实的根据。可是要是说成吉思汗之子孙 完全忽略经理上的问题，则与情况相左了。比如说忽必烈就花费一生不少的时间。研究如何管理他辖下跨地极为广泛的大 帝国。他不仅受地

13、缘政治的限制，也被当时代的情形拘束，以前各朝代留下来的碎片，无法接收过来作为一个整体新秩序 的零件。而他当时的间题又不容他好整以暇地创造新系统，使它有持久的功效。忽必烈晚年逐渐与中国儒臣疏远也是事实，此间有几个原因：宋朝覆亡之后遗臣不降元，不时仍有谣传光复的情事； 蒙古人阵容中也发生彼此勾心斗角的状态，即可汗本人也要向臣下解释他所下的决心是出自本意，并未受中国人的摇布。 除此之外我们更要体会到蒙古之征服，确是以力服人；而后面仍有地缘政治的问题，无法仅以军事方案解决。蒙古的统治蒙古的统治蒙古人人数过少，文化程度又低，除了保持着他们的军事精神与军事组织之外，他们无法维持种族的面目。可是他们 强悍的

14、马术和日常生活的粗犷状态融为一体。所以在元军之中，他们构成一种优秀部队，在多种战役之中，发生决定性的 影响。其他非蒙古的游牧民族又为一系统，他们的部队称为“探马赤” ，通常发生第二层的功用。华北经过几百年契丹及 女真人统治之后，其人民带混合性格，虽说不能与蒙古军匹敌，但却较南宋人民坚强，元朝也将他们征集服役，在平服南 宋时发生了效用。蒙古人称之为“汉人”的，其实包括朝鲜人和其他各色人种。最后南宋投降的军队井未解散，而依原建制收编在元军之内。元朝井且命令属于“军籍”的户口通过遗传世代都属军籍，这样一来也就俨如社会上带遗传性的等级 （caste）了。忽必烈本人没有种族主义者的征象，他只希望造成一种

15、通过诸族之间的统治，而不使蒙古人因人数过少而吃亏。可是 他统治的期间未曾设法创造一种以文墨为主中国式的文官官僚制度，他也未曾主持过一次文官考试。在他的教育系统内， 蒙古文的字母至少与汉字均等。而几无例外的，元政府里各单位的首长总是蒙古人。元主对儒家学者以空洞的名目左右辩论深感厌倦，但他坚持各级官僚务必熟悉文牍，可见得他注重技术上的细节，本 人也身体力行。这样的着眼不仅只在忽必烈在任期间如此，以后的继承人也同样注重。粗率看来，和以前各朝比较，这着 眼应当是一种主要的改革，同时蒙古人提出这样的改革也算得合于情理，因为他们的战胜取功全凭武力，并没有任何道义 上的成分在。可是如此一来，他们便忽略了儒家

16、政府潜在的基本原理。中国官僚政府诚然牵累多而功效少，有时尚且有马虎塞责， 又有以伪善作口头禅的倾向，可是它必须应付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是纳税人） ，所以政府必须清廉。传统中国对本人谦 逊对人礼让的作风，足使很多争端无法启齿，且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又有法律支撑，就用不着法理学上很多高深 奥妙的原理，而牵涉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了。政府授权于各家族，让他们教训管束自己的子弟，于是衙门减轻了本身的 任务；各官僚在诗歌和哲学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们的工作无须全部确凿切实，即司法也离不开相对的成分。由于他们 不对各地区特殊的情形认真，所以他们总是可以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为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因此整个文官组织的官位差 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换，而一个大帝国即可以用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治理。除了施政的风向得考虑，其他特殊的情事已无 关宏旨。这种体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则要改弦更张，既要对付中国广泛的疆域和内中各种复杂的情形，又受限于 当日技术上能支持的程度（有如交通通讯） ，也就不合实际亦没有初看起来的容易了。中国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又在技术上有了进展：造船技术达到了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