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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语笔记论语笔记 003003 巧言令色仁否巧言令色仁否子曰子曰:“:“巧言令色巧言令色, ,鲜矣仁鲜矣仁!”!”令：好、善孔子这句话很好理解，但孔子对巧言令色之人的评价似乎过于武断。而且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孔子提到巧言令色时，是有一定情绪的。他没有用“仁鲜矣”这样中性的评判语气，而是用了“鲜矣仁”这样倒装句，已经接近武断的“不仁”论断了，而语气中情绪性更加明显。有的版本认为这句话有缺字，应该是“鲜矣有仁”，这种说法语气上稍好些。从现代社会对社交环境来看，孔子这句话似乎不妥。在现代社会中，言辞婉转、春风满面的人更容易让人接受。从我们自身考虑，也很少有人喜欢周围都是不苟言笑的严肃面孔。这是因为现代
2、社会人与人交流很频繁，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也很多，并且人与人地位平等。这种情况下，为了和平的交往、良好的沟通。需要我们“巧言令色”，来表示对交流对象的尊重及亲近。见面先微笑，说几句恭维、问好的话，已经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礼节。也许有人认为孔子说得“巧言令色”指的是谄媚上级的行为方式，不泛指所有的好听的话、好看的脸色。这也有可能，但论语中是有“谄”字的，不需要这么隐晦的表达。而且如果指谄媚行为的话，就不会用“鲜矣仁”，而应该直接说“不仁”。而且论语中的条目，大部分都是摘自孔子生前说过的话，口语特征很明显，不会隐含这样的潜台词。后世很多注疏对这章的阐发，大多是逻辑颠倒的，注疏者先在心里假设一个人是“鲜矣
3、仁”的，而这样的人一旦“巧言令色”，而有狡险忌克之机阱在焉1-为了批判，先给批判对象假设出害人的动机。既然有害人的动机，自然不能算“仁”了。因为这种可能可能存在的动机通常是隐藏在“巧言令色”的后面，所以就可以批判“巧言令色”这个面具。但没有人真正说出“巧言令色”这种行为方式，对其他人有什么危害的。实际上如果有人不存在任何不利于他人的动机，仅仅是性格使然，喜欢用“巧言令色”的方式与别人交往，这人即使不称之为君子，起码也不能算坏人。在整个经学时代里2，注疏者出于对论语的敬畏，以及由于身份原因对儒学出自内心的认同，会自觉不自觉地维护论语的正确性。有时为了避开逻辑上的漏洞，就不惜采用了批判动机的方式，
4、也就是古语所说的“诛心之论”。但为什么孔子对“巧言令色”者下这样的结论呢？我们还是从当时的社会文化入手。当时社会交往有严格的礼法控制，人和人之间从见面到交谈，不仅礼仪上有主客、君臣之分，就连抒发情感也可用礼仪来表达。以至于贵族间的交往完全可以不用“巧言令色”。现代社会中，可能也就日本的文化与这样的情况类似（现在日本的新一代据说也有变化）。日本人见面时很少表现出熟络的热情，因为他们的礼节已经表达了相互的关系和互相尊重的态度。这种情况在欧洲历史上也有，但现在的欧洲人已经很难遵守那样的繁琐礼仪了。所以，当时社会交往中，巧言令色的人不多见，而“巧言令色”的行为就是对“礼”的一种破坏。孔子对“礼”是非常
5、看重的，难怪要表达不满。以上所说的是文化原因，再看当时的政治环境。政治活动中的“巧言令色”，一般都是指谄媚行为，后世儒者解释论语中的这句话时也普遍使用这个概念。当时的君臣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先讲个小故事，孔子对这个故事想必熟悉（前提是这个故事真的发生过）。齐桓公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不是他有什么能力，主要是依赖管仲。管仲死前，关于管仲的接班人问题，齐桓公提出了1 自程树德-论语集解中余论条，并以李林甫举例。2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划分。易牙、开方、竖刁三个人选向管仲咨询。齐桓公提这三个人，不是因为这三个人有能力，而是因为这三个人对齐桓公的态度。易牙为了讨好齐桓公，把自己的儿子煮熟给齐桓公吃。开方是
6、卫国公子，放弃卫国的地位来服侍齐桓公。而竖刁是把自己阉割了当宦官来贴身服侍齐桓公。齐桓公提这样的人，当然被管仲一一否决。管仲死后，执政的鲍叔牙又把这三个人驱逐出执政圈，但后来齐桓公还是把他们召回。易牙、开方、竖刁这样的低劣人品，齐桓公不仅推荐他们治国，并且私人感情上也到了离不开的程度。除了表现出齐桓公的昏庸，同时也说明这几个人着实有一定的蛊惑能力，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这几个人平时至少对齐桓公应该是“巧言令色”的。后来易牙、开方等人把病危的齐桓公软禁饿死，分别拥立齐桓公的儿子争位，致使齐国大乱。这样的行为，确实是“不仁”了。但细想一下，易牙等人这样的富于野心的行为似乎与我们想象的“巧言令色”者形象
7、不符，我们想象的“巧言令色”式的坏人，大多是与历史上皇权社会中的宠臣形象相符，或是市井中行为猥琐的小人形象。谄媚、自私、没有胸怀、不负责任、缺乏自主精神、不愿冒险是这些人的典型人格特征。易牙、开方等人似乎不太符合。那么“赵氏孤儿”中的屠岸贾呢，也不太符合。仔细想想，在孔子之前的历史中，似乎不大好找象后来的李林甫、和绅那样的形象。卿大夫是这样，士的表现得也与后来的读书人不同，曹刿论战时，不恳求鲁庄公让自己参与谋划，反倒先象审问一样向鲁庄公提了好几个问题，而鲁庄公竟然也一一作答。关于民众方面的记载，史书上不多，但也很难找到谄媚者的例子，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多是藐视权贵的故事，例如农民曾用泥土当食物来取
8、笑流亡的晋文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按照当时的社会阶层划分逐个分析一下。首先看一下贵族，即卿大夫这一阶层。这里再说一个齐国的故事，齐桓公能继位是因为齐襄公突然去世，而齐襄公去世是因为对自己的两个将军连称、管至父（实际是两个卿大夫，当时没有官吏阶层，且文武不分。）不守信而被杀。而这两个将军不满的原因，仅仅是因为齐襄公不守诺言，延长了他们在外驻防的时间。更有同时期宋国的南宫长万，竟然因为宋闵公喝酒时的取笑，就当场杀了国君。在人格上，卿大夫基本把自己放到了和国君很近的地步，并且这样例子在春秋时代并非个案。在分封制下，贵族由于拥有自己的专属封地，并在封地上拥有不受外部监管的包括行政权、财权
9、、军权、警察权等相当广泛的权力（这样的权力比我们追求的财务自由范围大多了）。平时独立行使这样社会权力的人，按照心理学中社会角色原理，会逐渐形成与社会角色相匹配的行为模式，而行为模式最终会影响到内在的态度。也就是说，有这样权力的人，人格会非常独立。平时的社会行为是很难对别人谄媚的。不仅不媚上，顺从意识也很少，而且有些人连人格上的一时羞辱也不能忍受。贵族是这样，当时的士的行为呢？看历史记载中当时的士，也是狂傲的居多。首先，所谓的士，很多也是出身于卿大夫家庭，或与卿大夫有紧密的联系，行为相近是很正常的。另外，由于社会缺乏流动性，受教育的人有限，这样可增加的人才资源就不是很多，可选择的君主（这里的君主
10、不单指国君，也指有独立权力的卿大夫）到是不少，甚至可以出国任职。在有一定选择权的情况下，人格独立性也就增强了，媚上的行为应该也不会多，何况还有卿大夫在做“士”的社会榜样。如果士阶层想谋求卿大夫的位置，会不会采用媚上的方式呢？由于社会地位是需要封地来支持的，国君在不能随便剥夺别人封地的情况下，自己的直辖封地虽然大也是有限的，是不可能随意分封的，更何况一旦分封出去就很难收回。所以靠当宠臣实现抱负，不是不可能，机遇有限。不过当时处于礼崩乐坏的时期，国君的位置经常出现诸公子争夺的场面，卿大夫之间也经常互相攻杀，士就多了一个上进的途径，就是选择一个可能的君主来辅佐，一旦帮助自己的君主得到国君的位置，自己
11、也就成了卿大夫一级的贵族，封地基本上可以从政敌一方接收过来（政治斗争失败后，失败者的子孙很多失去封地，变成平民，如楚国的孙叔敖）。管仲、鲍叔牙就是在齐襄公时期就分别辅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后来的齐桓公），晋文公重耳在流亡时期，更是有一批士跟随。但这些人的前途基本要靠自己努力，与君主间更象是契约关系，平常对待君主不仅很少谄媚，还经常胁迫君主（晋文公想留在齐国享乐，这与属下利益期望不符，结果被灌醉带出齐国）。这是因为通过自己选择并付出自身努力而追求成功的人，更容易自我膨胀，人格独立性更强3。由于前面提到的君主众多的原因，导致的“士”掌握一部分自己的选择权，始终带着狂傲的特点。这种情况就是到了战国“策
12、士”大量涌现的时代，也没有根本改变。平民方面，那时的平民也有等级分国人和野人。虽然在史书中没有留下多少个人事迹，但历史记载了商周时期多次的国人暴动，并且这些暴动与后来的农民起义不同，国人不是要推翻政权，而是反对某个执政者或某个政策。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就是被反对他战争政策的宋国国人杀死，孔父嘉的后代就此逃到鲁国。野人由于很少参与政治活动，连兵役都没有，故记载更少，但有限的记载也能看出那时最底层民众的状态。除了用泥土取笑晋文公外，还吃了秦穆公的马。而秦穆公的表现也很有意思，他不仅没有处罚，还给这些野人送酒。后来就更有趣了，这些野人在韩原之战中自发出战，救了秦穆公的性命，这样的报恩举动发生在野人身上
13、更让人深思。当时民众的性格，即便是最底层的野人，由于当时没有明确的法律，社会也无力提供安全保障，野人们要靠自己养活自己，更要靠自己保卫自己，独立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了独立人格，使他们可以近乎于平等地看待自己与国君的关系。野人以下，还有优伶、奴隶等没有人身自由的阶层，但这些显然不在孔子的讨论“仁”的范围内。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分封制下，社会等级非常不平等，但人格上却趋于平等，看似矛盾的两点却紧密地联系共存，似乎是封建制社会的特征（这一点还可以参照日本及欧洲的历史）。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单元的自治程度3还有个故事也说明问题，晋文公的跟从者里，有个介子推，曾经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一块给晋文公吃，很有点
14、“巧言令色”的味道了。但晋文公成为国君后，介子推认为赏罚不公而来了脾气，藏到山里，宁可 烧死也不出来见晋文公了。这说明他割股时既是对晋文公表示忠心，更是对自己内心“忠”的信念的执行， 对晋文公是忠而不顺。他也因这个结局而被后世的士人推崇。比较高，人的独立性也就较强，人与人的交往又有严格的礼法规定，所以 “巧言令色”既不符合当时社会交往的需求，也不是当时普遍的人格特征，在有封地的大贵族中，这样的人更少。而孔子是以当时贵族的基本处世原则发展出他所提倡的道德标准的，说出这样的话也就不奇怪了。但在现代社会，由于缺乏这样的社会基础，再批判“巧言令色”是不合适的。孔子的这句话，也许和他的某些经验有关，也可
15、能是说这句话时有特定的背景，造成了他这个武断的观点。但这句话能被弟子认同并记载下来，还是反映了一些当时社会特征。也许是因为孔子这句话，也许是因为春秋时代的人的言行被记录了下来。这种对骄傲独立人格的认同，成了以后“士”的价值取向。正面的效应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中国的文人精神里有与皇帝共治天下的责任感，以及文人为帝王师的骄傲心态所产生的犯颜直谏的传统。负面的效应是士大夫大多数以端正严肃为美，反而缺少了温和、宽容。一旦有不严肃的人出现，经常是和善的贬以柔媚，活泼的斥为轻浮，以德取人蜕变为以貌取人，对人的社会评价趋向不切实际。在政治上，中国有众多名臣贤相，出于胸怀万民的情操，主动地修补国家流弊，维持
16、了中国大一统的稳定社会结构。也经常因为执拗、偏激的性格，缺少宽容的心态，把党派关系、君臣关系搞僵，以致贻误国事。其实，不管是组织制度，还是文化传统，如果一成不变，对社会的作用是呈效应递减趋势的。中国文人的价值取向也不例外，无论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都是递减趋势的。顺便提一下，齐桓公争霸时期，齐国原来的大族，国氏、高氏都没出什么力。主要靠管仲、鲍叔牙等人的努力。但当易牙等作乱时，管、鲍等新兴家族在这次镇压叛乱中也没做太多积极的事情。反倒要等宋襄公来平定齐国内乱时，才与国、高家族一起当了一次平乱配角。而齐国以后的岁月里，不管是以往的大族国氏、高氏，还是新的管氏、鲍氏，再也没出过安邦之才。新贵族因为有了自己的封地，主要的精力就都放在自己的家族事业中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情怀是在大一统国家出现后形成的。译文：孔子说：说好听话、面貌和善的人，很少有仁德。译文：孔子说：说好听话、面貌和善的人，很少有仁德。贾冬 2010 年 5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