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批通鉴辑览》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御批通鉴辑览（8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御批通鉴辑览御批通鉴辑览考析考析提提 要要 御批通鉴辑览是清朝官修编年体通史，清高宗直接参与和亲撰 批语，这些批语又辑录为评鉴阐要一书，当时被视为“万世君臣法戒”。清 高宗的思想理论与政策措施是以系统的历史认识为依托，正是在批阅本书过程 中，他的新正统论、严厉的忠节标准、秘密建储理论等等得以形成和发展成熟， 这对于清朝政治与社会有很大影响。本书是研究清史和清高宗生平思想的极重 要的史料，史学界应引为重视。 关键词关键词 御批通鉴辑览 评鉴阐要 清高宗 清乾隆年间，在清高宗的直接参与和裁定下，官方进行了御批通鉴辑览的修纂。这是一部分纲列目、编年系事并且有皇帝亲撰批语的通史著述，在众 多的官修史书
2、中独具特色，地位突出，对清代历史思想、政治观念造成广泛而 深刻的影响，值得予以专门的考察与评析。 一、 御批通鉴辑览的纂修 作为一部重要的官修史书， 御批通鉴辑览的始修之年却没有明确的记载， 四库全书总目在此书提要中称：“御批通鉴辑览一百十六卷乾隆三 十二年奉敕撰”，而实际上，乾隆三十二年乃是清高宗为本书撰写序言的题签时 间。欲知其始撰之年，须据杨述曾生平事迹予以考订。 杨述曾是本书最重要的执笔纂修人，其父杨椿为雍正、乾隆间有名学者， 参修明史 、 明纪纲目 、 大清一统志等书。杨述曾承其家学，尤精于治 史，乾隆七年中一甲第二名进士（俗称“榜眼”） ，任翰林院编修。 清史列传 卷七十一记述曰：
3、“（乾隆）二十四年，充通鉴辑览馆纂修官三十二年， 通鉴辑览书成，将脱稿而卒，年七十。始编辑览时，折衷体例、书法、 本末条件，总裁一委之。又详订舆地谬讹，汇为笺释 。与朱筠、蒋和宁、张 霁、王昶诸人，同事发凡起例，龂龂不少假。及卒，大学士傅恒以述曾在事八 载，实殚心力入告，奉旨赏给四品职衔”。 国朝耆献类征 （初编）卷一二四载 刘纶杨述曾墓志铭 ，记述与清史列传略同，且言“君之于辑览 ，则直 以官与身视成书为始终，其可志也。 ”既然御批通鉴辑览一书从发凡起例开 始，杨述曾就是主要纂修人，那么他充任纂修官的乾隆二十四年必然是本书的 始修之年。 纂修通鉴辑览 ，清廷专设馆局，以大学士傅恒、来保、尹继
4、善、刘统勋 四人为总裁，设副总裁七人、提调官十五人、收掌官五人、纂修官十二人、校 对官十人、总校官十二人，规格、规模均相当宏大。杨述曾名列纂修官之首， 其他如朱筠、赵翼、陆锡熊、程晋芳，总校官如毕沅、纪昀等人，或已是文化 名人，或在纂修此书中锻炼为硕学之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御批通鉴辑 览卷首所载清高宗御制序，题签为“乾隆丁亥秋月御笔”，即乾隆三十二年秋， 一般目录之书即据此作为成书之时。然而杨述曾亦卒于本年秋天，是时此书处 于“将脱稿”状况，则清高宗御制序写于全书告成之前。本书卷首尚载有馆臣的 进书表 ，所署日期为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初十日，而且在清高宗实录中， 进书表与御制序都载于这一日， 可见
5、乾隆三十三年正月才是本书正式告成 之时。 纂修御批通鉴辑览的起因，是清高宗阅读明朝李东阳历代通鉴纂要 一书， “以编内采录尚未精审，特敕重加订正，并增入明代事迹”。 这种因已有之书而修订增辑，是乾隆朝官方修史活动的常例，最初未必列为要务，况且当 时清廷正着力纂修大清会典 、 续文献通考 （后发展为“续三通”、 “清三通”） 、 皇舆西域图志 、 平定准噶尔方略等等史书， 通鉴辑览的纂修恐亦视作 泛常之事，连清高宗有关敕令的日期亦缺记载。然而随着纂修的进展，在认真 讲求褒贬书法、斟酌义例过程中，其重要性遂被提高，纂修方至五代之际，已 有“要之辑览一书非他书之比，既奉朱批，又将颁发士大夫，必家置一
6、编” 的说法。后来，清高宗在亲撰序言内，提起纂修此书的起因，乃从其“皇祖” 御批通鉴纲目谈起，认为“皇祖”御批虽可“垂教后世”，但却未改动旧史之文， “故命儒臣纂历代通鉴辑览一书，尽去历朝臣各私其君之习而归之正。 ”这样 一来，似乎纂修此书是秉承清圣祖的未竟之业，一开始就有高标准的政治、学 术目的，与李东阳历代通鉴纂要无关。我们注意到：清官书不仅不载清高 宗最初的修书敕令，而且把李东阳历代通鉴纂要也弄得无影无踪， 四库全 书中未收，甚至四库全书总目也未作为“存目”加以介绍，其中有否忌讳， 实为疑案。 御批通鉴辑览成书后，又于乾隆三十六年将书中清高宗的批语录出另成一 书，共十二卷，名为评鉴阐要
7、。后收入四库全书史评类。 乾隆三十八年开始的编纂四库全书活动，是清官方对思想文化和文献 遗产大规模的、全面的清理， 御批通鉴辑览也再历一次补充更定。乾隆四十 年，清高宗谕令将南明唐、桂二王附记于卷后。 五代、北宋时辽国进攻内地政 权，原从后晋时起书为“侵”，此前仍书“入寇”，乾隆四十二年于校勘本书中，谕 令一律依列国互伐之例书“侵”。 乾隆四十七年又命通鉴辑览记载吴三桂攻 入缅甸擒南明桂王朱由榔事，提出不应泯没史实，对吴三桂“又何不可功则功之， 而罪则罪之乎？” 此外，尚有其他补充润色之处，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写成定 本，收入四库全书 ，亦录入四库全书荟要 。 最后定本的御批通鉴辑览起自远古伏羲
8、氏，止于明末，一百十六卷， 后附南明唐王、桂王事迹本末四卷，即唐王一卷、桂王三卷。 仿资治通鉴纲 目体式，但“纲”与“目”皆用大字书写，而用双行小字补叙史事、附记轶事异说、 注明人物、诠释地名、考辩史实、引述前人注释和评论等等，并间或撰有馆臣 的考释评述。正文、 凡例与批语对包括资治通鉴 、 资治通鉴纲目在内 的各种史书皆有指摘，而自称本书“尽善尽美，集史学之大成，实足表里六经， 准式万世”，成为撰史、评史的圭臬。 御批通鉴辑览在编纂和修订中，于义 例、书法、是非褒贬等极其认真，对史实也不乏精湛的考辩，却仍未能全脱官 修之书众手不齐之弊， 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两种版本及评鉴阐要 所载清高宗的
9、批语数量各不相同、在一些重要内容上互有遗漏，文字也有错讹， 盖写定之时各书未能协同校对。书中内容亦有与凡例牴牾处，例如凡例 明确批评贺善等人的史论“文芜义浅”，要“并加刊消，以省繁文”，而卷二十二却 引贺善评汉光武帝的赞语，称相信图谶为其“盛德之累”，这恰与清高宗在上一 卷的批语相违背， 可见修纂中亦有严重的疏失。但这些问题不妨碍我们评析该 书的思想和影响，故在此不详加校勘和分析。 二、 御批通鉴辑览的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 御批通鉴辑览从外部形式上看有正文和录于简端的清高宗批语两部分， 批语均针对正文内容，且清高宗“自述所见、据事以书者十之三，儒臣拟批者十 之七，而经笔削涂乙者七之五”， 是其君
10、臣合作所撰。因此，正文与批语共同 反映了以清高宗为主导的官方政治历史观和史学思想。 （一）以帝王正统论为核心的历史观念。本书凡例有言：“正统、偏安 之辨，其界最严”，因而在编纂中极其讲求，颇费斟酌，并由清高宗作出裁定， 对以往同类编年史书如资治通鉴纲目等的更定甚多，也是清廷最为自诩之 处。那么，本书主要在什么地方作出了新的裁断呢？其一是于朝代更替之际重 新审定兴亡时间，核准帝王纪年年号；其二是于政权分立时期斟酌统系，并通 过纪年、书法以示黜陟。 御批通鉴辑览于秦朝灭亡之后，并不立即作为汉朝的开始，而是有一 个过渡的“楚汉”时期，至项羽败亡后方为汉朝正统政权的开始。于隋唐之际， 则将隋炀帝大业年
11、号延长至十四年，是年三月隋炀帝死，方于四月起停用“大业” 年号，因为其理论是“国之统系于君， 春秋之义：君在则大统归之”， 这比 资治通鉴纲目长一年，比资治通鉴长二年，清高宗以批语辩驳了二书 的处置不当。唐高祖李渊虽于此年（618 年）以“禅让”方式废除他树立的傀儡而 正式称帝，建元“武德”，但清高宗认为唐至癸未年（623 年）之后扫平各割据势 力方得正统，此前乃为“隋唐”时期。 同样，宋、元与元、明之间，清高宗亦作 出论断：“宋自建炎南渡，已属偏安，然德祐以前，尚有疆域可凭，朝廷规模未 失，犹可比之东晋。至临安既破，帝显见俘，宗社成墟，宋统遂绝若昰、 昺二王崎岖海岛，虽诸臣殉国苦心，而残喘苟
12、延，流离失据，不复成其为君”。 因此， 续资治通鉴纲目将宋昰、昺二王作为正统是毫无道理的， “即如元自顺 帝北迁沙漠，未尝不子孙继立、苗裔履传，然既委弃中原，编年者即不复大书 故号，此正也，则知昰、昺之已失中原而仍大书故号之非正矣”。 接着，在处 理明清之际历史时，清高宗作出更重要的裁断： 通鉴辑览将成，司事者举通鉴纲目三编之例，于甲申岁欲大书顺 治元年，分注崇祯十七年于下，且凡胜朝事皆别书“明”，而于李自成陷京师即 系以“明亡”。余曰“不可！”通鉴辑览之书非一时之书，乃万世之书，于 正统、偏安之系，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向，必严必谨兹于甲申岁仍命 大书崇祯十七年，分书顺治元年以别之，即李自成
13、陷京师，亦不遽书明亡，而 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于下，必俟次年福王于江宁被执而后书“明亡”。夫福 王设于江南能自立，未尝不可为南北朝，如宋高宗之例也。若夫唐王、桂 王穷窜边隅、苟延旦夕，此正与宋之帝昺、帝昰同例，不可仍以正统属之。用 以示万世守成之主思天命、人心之难谌，凛凛乎、惴惴乎保祖宗所贻留，为臣 民所系属，而不敢谬恃书法之可有高下焉。庶几朕纂通鉴辑览之本意，或 不失春秋大一统之义乎！ 自清初以来，官方已将明朝灭亡确定为李自成进占北京之时，并据此声明 清之天下取自“流贼”，非夺于明廷。至此，清高宗为了维持整套正统历史观的 一致性与系统性，作出重大改变，很有魄力。清高宗后来集中表述了他的正统
14、 论历史观，其特点是以帝王大一统观念为核心，即实现全国一统的政权皆为正 统，而且“有天下者果能守其统系，即一线仅延，亦不可轻加以贬绝”， 同时也 结合疆域大小、政权承绪、君主血统等因素作为标准，而坚决摈除了“夷夏”之 别。 追溯其源，这种正统论就是在编纂御批通鉴辑览中形成与系统化的。 对于政权并立的分裂时期，本书纪年采取“分注”的方式，即首以干支纪年，后 注各政权年号，这主要用于南北朝和五代时期，以表示对得国途径不正和守业 失道者的贬抑。 清高宗的帝王正统论历史观，具有强调人事行为（主要是君主作为）的特 点，在本书的批语中，有大量对于五德终始论和图谶之说的批驳、对祥瑞、星变、灾异附会人事的批判
15、，指出“灾异率庸俗谬传，而神怪尤圣人不语，真伪有 无更无庸深辩矣”，而五德终始说“始于嬴秦陋妄，后世不察，从而附会之至， 纷辩于水土之间，益复无谓”。 但他仍相信抽象的天命，不过， “天命”主要表现 于帝王的统治地位， “帝王肇兴，本于天命，天命固不在五行之数也；更由人 事，人事亦不在五行之数也。 ” “本于天命”和“更由人事”，道明了天命与人事相结 合而重人事、斥迷信的历史观念，其进步性和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清高宗的 帝王正统论历史观，建立在封建传统思想的基础之上，结合清朝的政治需要而 有所发展，是清高宗评论历史的思想根基。 （二）严执封建纲常准则的历史评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出评论，是 御
16、批通鉴辑览的重要内容，而这些评论最显著的特点，莫过于严执纲常准 则，其严厉的程度超过以往的所有史论，笔锋所及，几乎不留一丝罅隙。例如 西汉时陈平、周勃，至吕后死后方安定刘氏政权，清高宗斥以“高祖之罪人”， “柔 奸自全者流且谓智者俟时，大丈夫观之不值一噱”。特别是对武则天时的狄仁杰， 清高宗接连用六条批语予以挞伐，指斥其为失节者， “后世反以复唐之功归 之是非倒置，莫甚于此”，因而改变通鉴纲目的书法，在通鉴辑览 中将狄仁杰一律书为“周”臣， “以为为人臣而事二姓者戒”。 其他如南唐亡国而降 宋的徐铉、原为金将而降于蒙古的张柔、原为宋将而降元的刘整等等，均建立 功业，史有佳评，但清高宗一概贬斥以“大节已隳，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