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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复观 不甘心只做一个儒家何卓恩何卓恩徐复观全集 ，九州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20世纪湖北黄冈一带学问家、思想家辈出，享有盛名的如黄侃、熊十力、汤用彤、李四光、王葆心、王亚南、闻一多、徐复观、胡秋原、陶希圣、殷海光、夏道平等皆是。这是张之洞督鄂期间推动自强，发展实业，兴办教育，开新而又存古，长远影响所致。徐复观（始名秉常，字佛观）是湖北浠水人，1903年生，1982年卒，以“新儒家”名世，著述等身，此次九州出版社结为全集，总计达25种、26册之多。徐复观的前半生尚非“学人” ，而只是一个保有文心的“武人” ，官拜陆军少将、总统秘书处侍从室第六组副组长。他的华丽转身，肇端于抗战后期与现代儒学大
2、师熊十力的结识。抗战期间熊十力相继刊行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徐复观读后为之吸引，写信求教，被约见于勉仁书院。在见面中熊先生就读书之道给过他“起死回生的一骂” ，把这位陆军少将骂得目瞪口呆，觉悟到“小聪明耽误一生”的危险，开始“走进学问之门” 。而同时，熊先生“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 、 “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教诲，和不遗余力弘扬中国文化的精神，也启发着徐复观对于“道”与“势”的认识，为他从政治转向学术埋下了伏笔。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政府还都南京，开始对付抗战中迅速崛起的中共武装，国共之间的矛盾呈现日趋上升的趋势。徐复观对现实政治感到失望，断然决定退役，用心
3、于学。他争取到蒋介石的资助，1947年5月在南京创办学原杂志，邀约国内知名学者在上面发表研究论文。虽然此时他尚未发表过自己的学术见解，但这个举措显然是走向学人生涯的第一步。1949年学原杂志停刊，又求助于蒋介石，在香港创办了学、政兼论的民主评论半月刊。徐复观“自此正式拿起笔来写文章，由政论而学术，开辟了进入大学教书，并专心从事研究、著作的三十年的新的人生途径” （无惭尺布裹头归生平p167之末光碎影 ） 。三十年中，徐复观所著书，可大致分为两类。一为学术研究， “全集”中的两汉思想史 （全三册） 、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 中国艺术精神 、 中国思想史论集 、 中国文学论集 、 中国经学史的基
4、础 、 中国人之思维方法 （译著） 、 诗的原理 （译著） 、 石涛之一研究等属此；一为思想表达， “全集”中由报刊文章结集而成的学术与政治之间、 论文化 、 论文学 、 论艺术 、 青年与教育 、 偶思与随笔 、 论智识分子 、 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等比较集中。“渐悟孔孟思想为中华文化命脉所寄渐悟孔孟思想为中华文化命脉所寄”徐复观以“新儒家”名世， “为往圣继绝学”为其神圣使命，但在他人生的早年，却也跟其他“五四新人”一样，曾有过打倒孔家店、弃置线装书的曲折。徐复观“渐悟孔孟思想为中华文化命脉所寄” ，据他自己说是在办学原之际，那个时候抗战胜利的欢腾已经烟消云散，国家处在内战危机之中，知识界纷
5、纷左倾而对时局推波助澜。 学原之创办，团聚了“一些不为左翼所惑的学界人士” ，使徐复观除了熊十力先生的启示，又能得之于友朋的切磋和砥砺。那段时间，牟宗三等先生与徐复观经常见面，常常谈些文化思想的问题，“徐先生很能契入，很能理解” 。他们在切磋和砥砺中形成的共识是，阻止民族沦为“极权”社会，惟有回到两个正统：一个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一个是西方文化的正统，并且要用中国文化正统去接通西方文化正统。而中国文化的正统，就是孔孟思想。徐复观的后半生，绝大部分的精力，就用在了阐发“孔孟思想为中华文化命脉所寄”上。他对中国近代尤其“五四”以后的文化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发现中国文化在五四时期吃下决定性的败仗，实
6、际上只意味着西方的经济、政治、军事的侵略势力在中国得到了压倒的胜利，而不是中国文化本身的失败。那时维护中国文化的学人溃不成军，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维护缺少学术上的根基，不堪一击。但同样因为缺少学术根基，执舆论牛耳的西化派也始终不曾建立起真正的西方文化。两派绝无根基的结果，以超越中西的形态出现的社会主义便乘虚而入，吸引具有原始朝气、原始正义感的知识青年，发展成为强大势力而左右国命。在这种时代氛围中，虽有梁任公、张君劢、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东荪等少数有个性的思想人物屹然不为所动，默默做着自己的学问，但他们的孤军奋斗影响仅及于学院的范围，不能扩张到社会，而战端一开，则难免在颠沛流离中被淹
7、没。徐复观认为大陆的“沦陷” ，对九死一生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来说，到了政治上、文化思想上“大反省的时候” 。流亡港台的知识分子确实开始反省，代表政治反省的是西化派人士为主的自由中国 ，将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浪潮冲击下曾经灰色暧昧的自由民主旗帜重新祭起，并以比较纯正的个人主义做理论基础，对文化则并无反省，沿着五四的脚步前进。而代表文化反省的，则正是徐复观主办的民主评论 。 “民主评论的态度，也是坚持民主自由；但他们宁愿自称为人文（人性）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而不愿以自由主义者为满足。 ” （学术与政治之间 ，p413之三十年来中国的文化思想问题 ）所以在文化上“他们所期待的是要超过五四的时代，而不是要
8、拉着五四时代回头走” （同上，p413） 。徐复观在民主评论发表过几篇大文章，其中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 、儒家对中国历史运命挣扎之一例西汉政治与董仲舒等都是集中阐发儒家传统内在精神命脉的。后来他殚精竭虑研究先秦人性论、两汉思想、经学史，都是为了显豁中国传统精神的真价值。他说， “我以迟暮之年，开始学术工作，主要是为了抗拒这一时代中许多知识分子过分为了一己名利之私，不惜对中国数千年文化，实质上采取自暴自弃的态度，因而感愤兴起的” （两汉思想史卷三代序） 。他认为只有充分尊重历史文化，才有接纳外来文化的可能。 “我们谈中西文化，一方面是认定我们有文化，同时也是反省我们文化的甘苦，使我们有资格
9、、有能力在世界文化的共性中，在世界文化的其他个性中，挺身站起来，作正常底接触，作正常底吸收。 ” （学术与政治之间 ，p78之文化的中与西 ）传统文化被打倒，就会成为一个野蛮民族，野蛮民族不可能实现对外来文化的有效吸收。他指出，五四时代的反传统犯了多重错误：一是把不合理的政治与文化中的传统混在一起；二是以为传统与科学是不相容的；三是不了解传统有自我革新的能力；四是根本不了解传统有层次之分。要发展五四的文化观，就要“走我们以高次元传统的自觉，融和中西，以形成新传统之路” （论文化 （二） ，p479之论传统 ） 。“以实现民主政治为大本以实现民主政治为大本”以卫护中国固有文化为己任的徐复观，却有
10、着历史理性的冷峻。与其他现代新儒家相比，他表现出更多的批判性，而批判的基点，则是与他反省中所坚定的政治价值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或曰民主政治有关。他自称：“在民国二十九年以前，我的思想，受马、恩的影响比较大，到了二十九年以后，我虽然放弃了马、恩的一套，但对民主政治并无了解，并无信心。到了三十八年，我才摸到民主政治上面，成为我后半生政治思想的立足点。 ” （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 ，p191之对殷海光先生的忆念 ）徐复观写过很多文章来表达他对民主政治信念的坚守，比如我们信赖民主主义 、为什么要反对自由主义 、 悲愤的抗议等。这些文章声言，尽管民主政治也有其不足，但基于其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障少数的原
11、则，这种取决于量而不取决于质的制度不会影响到人类质的向上，反而最能够举“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实，体现忠恕之道，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方向。 “中国文化，充满了忠恕精神，却不曾发现实现此一精神的生活方式，所以此一精神始终只停留在道德上面，而不能在政治社会上发生大的效用。西方文化的基础，并不根发于忠恕精神，但他在历史的政治对立斗争中，迫出了这一方式，便也可称为强恕而行，为仁莫近了。 ” （学术与政治之间 ，p29之我们信赖民主主义 ）至于民主制度的自身的流弊，他觉得只能通过民主制度本身自我完善，企图以民主制度以外的其他制度去取代， “这恰似缚住自己的手脚，麻醉自己的心灵，以求渡过各种灾厄一样，只有把人类
12、更推向不可测度的深渊里去” （同上，p434之为什么要反对自由主义 ） 。因此，他向围剿自由主义，企图以国家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公开表示抗议。“以实现民主政治为大本”是徐复观接通传统文化的重要归趋。在他看来，民主政治的精神，如对人的尊重，对人性的信赖，中国文化中早已具备，甚至中国古代已经有了牟宗三所说的“治权的民主” ；但民主政治的制度，或者说“政权的民主” ，则一直没有确立，“尽管以民为本，而终不能跳出一步，达到以民为主” （同上，p53之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 ） 。这正显示中国文化在政治上有尚未成熟的一面。 “儒家的政治思想在历史上只有减轻暴君污吏的毒素的作用，只能为人类的和平幸
13、福描画出一个真切的远景，但并不曾真正解决暴君污吏的问题，更不能逃出一治一乱的历史上的循环悲剧。 ” （同上，p52之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 ）所以中国当务之急，就是要接通西方历史迫出的，人类普遍适用的民主制度， “只有老老实实地走民主的路，才能立国家之大本，才能开太平统一之基” （同上，p42之中国政治问题的两个层次 ） 。针对一些传统派同道认为中国传统式的民主更优于西方民主，更适合于中国人的性格，提出不必仿效西方，徐复观明确表示反对。他也注意到民国以来的大小野心家常背着中国文化的招牌，走向反民主方向的事实，特别用心厘清维护传统、抵御西化与追求民主制度实现之间的合理关系，断然指出民主政治是
14、可以容纳各种“政治内容”的“政治形式” ，是政治的常数、常道， “我们今日在创巨深痛之后，感到只有先建立政治的常数、常道，然后才能够杜塞乱源，为国家开万世太平之局” （同上，p31之中国政治问题的两个层次 ） 。他坚决相信，中国所要实现的民主政治，不是转回头去走治权民主而政权不民主的老路。儒家思想中的人道精神能够充实民主政治，使之发挥最大程度的价值，但民主就是民主，“我不相信中国有什么特殊的民主” 。“政治与人生政治与人生”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神命脉需要传承，而政治制度则需要转进，这就涉及文化与政治的分合关系。儒家思想的特色，是修己治人一体，内圣外王不二，兼有文化和政治的双重功能。而现代学术的
15、划分法，文化在社会人生层面，政治在国家权力层面，两者分属不同领域。那么在现代中国，既要继承文化传统，又要转进政治制度，二者关系如何安置？徐复观专门写了人生与政治 、 政治与学术之间 、 释论语 “民无信不立” 、 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等文章，试图帮助人们去了解这种关系。概言之，徐复观是将政治涵盖在人生之内，作为人生的一个无法逃避的部分，但也仅仅是一部分而已。 “政治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不应以一部分掩盖了整个人生，而且政治在人生中是紧连着权力欲、支配欲的，这是人生中最坏的一部分，是与禽兽一鼻孔出气的一部分。我们之不能不要这一部分，可以说是出于人生之不得已。 ” （同上，p82之政治与人
16、生）我们要使人生的政治部分做人生其他部分的工具，为人生其他的部分开路，万不可把人生其他部分作为政治部分的工具。西人有言，政治为必要之恶。然而，现实中的政治之恶，却常常越出“必要”的范围。在中国政治理想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曾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但从未真正实现。徐复观认为，现实中只能追求相对合理的政治，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过问政治，也可以不过问政治。要过问政治时，没有人来说不准你过问；想不过问政治时，也没有人来说你非过问不可。要过问政治，则从心到口直道而行，没有人来监视你的言论或投票；不要过问政治，则从工厂到教堂自由选择，没有人来加以干涉统制” （同上，p82之政治与人生 ） 。政治可以根据人生的需要随时提起，随时放下。这种政治便是近代的民主政治。 “这样的政治才是作为人生工具的政治，人在这种政治中才可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