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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载新视野 （双月刊）2007 年第 4 期（7 月 10 日）第 8-10 页文原稿以人为本的世界观、文化观作为科学发展观之理论根基的新型人本主义哲学谢 龙摘要：从世界观和文化观两个方面研究作为科学发展观之理论根基的新型人本主义哲学。马克思把“现实的人”及其实践置于哲学世界观的核心，突破了西方传统“本体论”旧范式，创建了高于抽象理性的具体理性、实践理性的新型哲学，凸显了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的统一、和 谐。新型人本主义认定文化以“现实的人”之个性或人格为内核，这是把思想文化的先导作用落实到社会各个领域的根本保证；还认定形成独立个性或独立人格的现代市场经济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这也是“自由
2、个性”的起点，因而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在其酝酿和准备阶段就生成了把社会主义与“个性解放”相结合的传统，当今为实现中国文化 现代转型应予继承和弘扬。关键词：现实的人；哲学范式转换；新型人本主义；独立人格为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仅一般地阐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进而还强调它与西方人本主义思想、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有本质区别，因限于狭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远未尽义，而应追本溯源，重解马克思文本，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坎坷历程，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弘扬马克思世界观、文化观中的人文主义精粹。正由于科学发展观本身蕴涵着“以人为本”的世界观、文化观，为予正确阐释，对“以人为本”要突破形式
3、化或停滞于狭义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理解，更要纠正把“以人为本”作为历史观和价值观与作为世界观、文化观截然对立的偏颇。试想，“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如不从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文化观的重要内容予以理解和把握，其历史观和价值观意义也会被架空。那么，究竟怎样理解和把握作为科学发展观之理论根基的新型人本主义哲学？本文试提出需予研究的几个问题。 第一，依据马克思 1843 年提出的“现实的人” ，从源头上重评马克思的人本主义马克思创建的新哲学，其唯物主义奠基于人本主义，应把马克思创建的新哲学作为新型人本主义哲学予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创建新哲学之始，就为其奠定新型人本主义的根基，早在 184
4、3 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揭露黑格尔主义的社会根源时，已明确指出：“德国人那种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之所以可能产生，也只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1 ，提出根本区别于“抽象的人”的“现实的人” ，继而 1844 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 “异化劳动”的论述2，这是很明确的对 “现实的人”发展之科学概括，开拓了2关于新哲学的人文主题探究之崭新路径。对此，毕竟处于新哲学创建的起步阶段，既不宜拔高为马克思哲学的“顶峰” ，但也绝不能贬低为“没有完全摆脱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旧模式”3。那么，予以正确评价的关键在于是否承认“现实的人”这个唯物史观的基础性范畴，而众所认同的“物质实
5、践”4 与“社会关系”5 以及“生产力” 、 “生产关系”等等，既然是对现实的人或现实的个人之本质的规定，那么新哲学中的“物质实践”与“社会关系”等概念就绝不能取代现实的人或现实的个人的基础性范畴。而“物质实践”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意义恰恰在于进一步深化了“现实的人”或“现实的个人”概念，使之成为唯物史观的基础性范畴、新型人本主义的根基。否则，如果用以取代或丢弃现实的人或现实的个人的基础性范畴，就会停滞于“抽象理性” ，这意味着不从现实出发对“现实历史”作具体分析，而导致从“物质实践”与“社会关系”的抽象概念出发推演“历史规律” ，颠倒了普遍和特殊、抽象和具体的关系，重蹈黑格尔“倒立着的”辩证
6、法6之覆辙。这犹如丢弃开启“人”锁的钥匙，使唯物史观蜕变为扭曲现实历史的偏狭、无人的“决定论” ，或不讲人的选择、把人变成“玩偶”的机械“决定论” 。而马克思新型人本主义，则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与“个人”的生产、生活7出发，从具体理性和具体实践层面揭示寓于“现实的人”或“现实的个人”的人类历史真实进程，这是面向全球化背景下人的现实处境并导引其走出各种困境的先决条件,也是坚持马克思创建的新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之“实事求是”精髓的根本前提。第二，依据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释“实践” ，理解哲学范式的转换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作为包括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8的重大意义，在于它
7、把唯物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结合，并奠基于人本主义，创建了“以人为本”的世界观。但对马克思“以人为本”的世界观的理解和把握，不能拘泥于西方传统的“本体论”旧范式，而要依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阐释的“实践”所蕴涵的哲学范式转换的意向，着重于理解如何以奠基于“实践”的新型人本主义把偏狭的“本体论”旧范式转换为宽广而深邃的“实践论”新范式（这里的“实践论”不是指认识论，而是指高于“本体论”的世界观，毛泽东实践论所论述的主要是认识论，但其结论强调实践、改造世界“循环往复以至无穷”9，具有明显的世界观或哲学之新范式的意蕴）。的确，两种不同哲学范式孰高孰低、谁是谁非？正是近二十多年在涉及哲学的性质、对象和核心内容
8、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分歧的症结所在。两种不同范式，似同样主张世界观作为哲学之核心，但因对世界观和作为哲学对象的客观物质世界或现实世界的理解有异，而导致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解释大相径庭。对此，不予正视与辨析，会导致高低错位和本末倒置，这正是教条主义之症结所在。比如，在作为哲学之核心的世界观有无人和实践问题上的分歧。按“本体论”旧范式，提出以“物质本体论”作为哲学之核心的见解，主张以自在世界为对象，并把自在世界和无限宇宙等同。又因自在世界中人类社会只占极小部分，它的作用微不足道或可不计，进而逻辑地认为自在世界和无限宇宙与实践无关，从哲学的核心排除包括人或人类、社会、实践、主体和客体以至思维、精神等在内的
9、所有人文概念。按“实践论”新范式，则提出以3唯物史观作为哲学之核心的见解，主张实践不仅是对自在世界认识的基础，而且更是对自在世界的改造、超越，并使之趋向无限宇宙的基础。据此，可断定把作为自在世界的“整个世界”等同于无限宇宙是极端片面、夸大的，因为这种“整个世界”实际上是有限的自在世界，并且不论从客观存在还是主观认识着眼，自在世界都只是客观物质世界的低级形式，它是在有了实践之后，通过现实世界才使之超越并趋向无限宇宙的。可见，从哲学的核心排除实践，貌似坚持唯物主义，但因其拘泥于心物、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截然“二分” ，这样便把人及其实践简单地归结为心、精神或思维，无视其作为客观物质世界之现实根基
10、，把对人及其实践的解释权拱手让给唯心主义，任意地把“人本”曲解为“心本” 。这也是西方传统唯物主义哲学的致命缺陷，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恰恰对症下药，对囿于抽象理性的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旧范式予以突破，在高于抽象理性的具体理性或实践理性层面创建了“实践论”世界观的新范式，把那种原与“人本”截然对立的“物本”奠基于“现实的人” ，使之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堪称名符其实的彻底唯物主义哲学。因此，问题的症结在于要解决作为哲学世界观的抽象理性“本体论”为何必须突破的问题，它所涉及的是具体理性或实践理性层面的哲学绝不限于“应用” ，而应进一步凸显其高于抽象理性的哲学世界观。其实， “实践论”世界观，并不简单
11、否弃作为逻辑学或哲学话语形式之思维根基的抽象理性，只是哲学世界观的核心内容不能停滞于抽象理性，否则，哲学的“应用”会蜕变为剪裁式的“套装” ，从而丢弃实事求是的精髓，根本谈不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囿于抽象理性的“本体论”范式，一味从哲学的核心排除实践、丢弃“以人为本” ，这是与“科学”相逆而向“猜测”倒退，使“科学世界观”徒有其名。又如，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的分歧。按“本体论”旧范式，因以所谓的“物质本体论”作为哲学之核心，而认为哲学的最高问题是涵盖整个自在世界的存在或本体问题，在它所探求的“最普遍”的存在规律或宇宙的本体所属的自在世界或“无限宇宙”中，因人及其实践和思维、精神微不足道或可不
12、计，而逻辑地必然要从哲学的核心排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及何者第一性、何者第二性的命题，认为它们属于哲学的分支。按“实践论”新范式，因以唯物史观作为哲学之核心，则把实践定位于自在世界不断被改造与超越而趋向无限宇宙的中介或基础，所以它既把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落到实处，又把存在或本体的问题从属于实践及其基础之上的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更明确地说，由于它所探求的不是与现实的人脱离的或自在的宇宙本体，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和客体、个人和社会双向互动的现实世界的规律，或自在世界不断被改造与超越而趋向无限宇宙的现实世界的规律，因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及何者第一性、何者第二性的命题才得以成立，才有可能在现实世
13、界及其各个层面坚持物质第一性与正确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否则，坚持把“存在”或“本体”作为哲学的最高或最普遍的问题，把“人本”或“物本”截然对立并用以套装和剪裁现实，会陷入不是否弃人本主义就是否弃唯物主义的两难困境。再如，在哲学思维方式重“分析”还是重“综合”问题上的分歧。按“本体论”旧范式，在探求“最普遍”的存在规律或宇宙本体中形成的重“分析”的思维方式，虽然从中曾开拓出古典逻辑学和古典科学理论，还促进了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但是应予质疑的是把它引申为“二分”或两极截然对立的哲学思维方式，不仅在以何为本4的“本体论”探求中，把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或心和物以至人和自然、人和人截然对立，而且还
14、基于“普遍寓于特殊” ，在各个领域都把对立、区别绝对化。特别是西方“人类中心论”竟沿着这种“二分”理路，把人和自然截然对立，视人和自然是既定的、外在的、单向的关系，而一味命令自然，任意宰割自然，还美其名曰：人对自然要有所作为，由此导致全球性的环境危机难以遏制。按“实践论”新范式，则在高于抽象理性的具体理性、实践理性的哲学层面形成重“综合”的思维方式，它并不简单否弃“分析” ，而是在认定哲学的功能不能停滞于“解释世界”进而还要“改变世界”10的基础上，从高于 “本体论”的“实践论”世界观把分析与综合相结合。恩格斯在 1885 年为反杜林论新版所作“序言”中，通过总结自然科学的发展提出：“正是那些
15、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和不能化解的两极对立，正是那些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纲的区别，使现代的理论自然科学带上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的意义，相反地，它们那些想象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只不过由我们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 。在这里，恩格斯明确指出：对立和区别“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 “这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 ，进而强调：“积累起来的自然科学的事实迫使人们达到上述认识；如果人们领会了辩证思维规律，进而去领会这些事实的辩证性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种认识。无论如何，自然科学现在已经发展得再也不能回避辩证的综合了。 ” 11 显然，按照这种重“综合”的思
16、维方式，既然不把对立和区别绝对化，那么也不把“人本”或“以人为本”之“本”绝对化，高于抽象理性“本体论”的具体理性“实践论”的“以人为本”是以“现实的人”为本，因为不仅社会、个人和自我而且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自然”都内在于“现实的人” ，所以无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内在的双向互动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皆为“本”或互为“本” ，这反映着新型人本主义以“现实的人”为本的“辩证的综合”之理路。否则，囿于抽象理性“本体论” ，以非此即彼的理路，停滞于恩格斯所说的主观“想象” ，把矛盾以至对立、斗争的“绝对性”一味套装于现实，不是陷入空谈，就是人为地激化矛盾，均阻挠现实矛盾的正确解决，与唯物辩证法之辩证理性或“辩证的综合”相去甚远。可见，马克思把哲学主题、哲学对象由自在世界转为以实践为基础的现实世界，它对西方传统哲学给予空前突破，其重大变革意义在于实现了哲学范式或哲学模式的转换，在人类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第一次把唯物主义奠基于人本主义，创建了新型唯物主义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