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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 师 规 范 要 有 校 长 规 范 也 要 有11 月 29 日，广州教育局发布广州市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读本，从多个方面解读师德规范。该读本要求教师“办公室不放亲属照片”“不穿带洞的毛边牛仔裤及破洞丝袜”。有教师觉得管得过细，会扼杀个性。对此，市教育局官员认为，读本仅是行动建议，并非必须遵守。既然是地方性的师德规范读本，当然不像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那么堂皇，理应更细致、更具体、操作性更强一些。与其抱怨“读本”管得过细、过宽，不如说现实生活中的师者在诸如生活习惯、工作作风等方面做得还很不够，需要更加注重德性和礼仪。细一些没坏处，最起码能够让人们知道行为的边界，多一些自省。不过现实
2、地看，师德规范读本不能只在教师的行为礼仪上做文章，还应该在适应人群上进行细分。教师的师德规范要有，要细致；而校长的职业道德规范也要有，也要细致；同样的，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似乎也应该有可操作的职业道德规范。可能有人会说，校长本身也具有教师身份，也是教师队伍中的一员，专门为其开列条文规范，似乎有些叠床架屋的嫌疑，并无必要。此言大谬。校长当然属于教师队伍，也有级次不等的教师职称，甚至也会经常作为教师的代言人出头露面、发表意见。不过，校长显然不是一般的教师，校长的身份首先是一个学校的管理者、权力的拥有者，其小到言行举止、大到工作作风，对于师生的影响力不可低估，毫不夸张地说，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
3、老师，有什么样的校长也就有什么样的校风。这些年来，校长们的权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城市里那些“重点”或者说“示范性”中小学，校长完全算得上是说一不二。缺乏约束的校长们完全可以肆意而为，我行我素。事实上，这也是时下一些中小学怪事不断、奇闻连连的根源所在。举例说，此前西安市实验小学以绿领巾区分差生的做法，不仅一般老师无法推动，就是小学主管德育的政教主任也不可能做得到，只有校长有这样的权力；还有，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举行“校长晚宴”、在豪华大酒店宴请 19名尖子生的做法，也与普通教师的师德规范关系不大。可见，对于手握重权的校长群体而言，制订切实可行的职业道德规范越发显得必要、重要。此外，教育从来都不是
4、孤立的行为，校长之外，尚有各级主管教育事宜的官员，尽管他们有公务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在约束，但是由于工作关系，这部分人经常要出入学校，与师生接触，其行为举止、礼仪道德均可能对学校师生产生很大影响，也应该参照师德规范，制订出与教育有关的职业道德细则。“突击花钱”的病根在制度失灵又到了一年一度叹钱多的时刻。媒体日前报道说，每到年末，各级政府“突击花钱”：2007 年最后一个月花掉近 1.2 万亿元、2008 年超过 1.5 万亿元、2009 年为 2 万亿元，今年，财政部门将在最后一个多月时间内确定超过 3.5 万亿元财政资金的去向，这相当于瑞士2010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尽管财政部专家表示，突击花掉
5、 3.5 万亿的说法不科学、不客观，因为其中包含着财政支出和超收，而超收的钱不会全部花掉。但年底突击花预算，已经成了不言自明的事实。“年底突击花预算”的例子似乎屡见不鲜。年底突击要花的巨款让旁观者心惊肉跳，也让很多当事人“压力重重”。一税务局公务员抱怨年底买发票的人太多，因为“太多工作项目集中在年底开展”；一卖电影卡的推销员四处宣传“年底预算花不完的都可以找我”；一科研者在网络上急切询问：“突击花钱到底应该买些什么，才让人感觉不太浪费？”为什么不把钱省下来，而一定要花出去？这个“顽疾”的病根在制度失灵。“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在预算上其实是“负激励”。按照我国目前的财政预算制度，下一年预算额度由本
6、年度收支情况决定。这意味着，今年的预算资金花不完，明年的预算就可能被核减。甚至于，有可能会受到“办事不力”的批评。于是，把本年度的钱在年底前突击花完，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而对经费使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却往往不在意。有了这种“负激励”，就无怪乎会出现“不花白不花”的“败家子”心态。花钱为啥没“法”管？根子还在制度的落实上。当下，预算从制定，到如何花钱，都是政府自个说了算。而且，这预算在执行、跟踪督察环节上，也缺乏相应的惩戒规制，没见有哪个领导因为突击花钱被杀鸡骇猴，在“突击”了就“突击”了的情况下，财政、审计的监督职能被漂白。而人大的监督更要常态化，不但在批准决算时举手，更应该对低质
7、量的突击花钱提出质询，对解释不满意的，就要启动问责机制，对年底突击花钱者，要依法依纪作出严肃处理，直至追究刑责。对没花完的预算通过法律程序收回如此这般，年底突击花钱才可能退出舞台。“我若有一字虚假，公开承诺自杀谢罪！文化厅丁宇处长敢于承诺若有虚假，辞职并自首吗？”长沙海韵公司陈荣日前微博向买高不买低为“花完预算”的官员叫板。陈荣曾是“硬骨头六连”的战士在老山前线浴血奋战，他与采购潜规则抗争了 7 年。可惜的是他起诉湖南财政厅、文化厅采购有“猫腻”、，“不买对的，只买贵的”(用 3000 万买了 1500 万的东西)早于 10 月 20 日被判败诉。陈荣这次举报恐怕要和前 10 次维权一样不了了
8、之。“监管部门按理应是投标企业的娘家人，遭遇不公可以向他们投诉，可事实上有时是热脸贴冷屁股。”监管不管，才是可怕的，比如“丁宇处长”就是不吱声，监管部门也默不作声，围观者总不能强按头吧。陈荣的呐喊让我们看到“突击花钱”也许是假象，只是蝇营狗苟的借口，集体拿财政的钱改善生活也说不定，中央一些部委不就曾拿公款“集资建房”吗？说到底就是：权力不受约束，部门乱花公共财政，部门和个人就有了腐败的天然机会，而这也正是社会情绪沸腾的击发点。中国扶贫标准终于向国际靠拢11 月 29 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胡锦涛、温家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 2300 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
9、这一标准比 2009 年的 1196 元提高了 92%，更多低收入人口将被纳入扶贫范围。中央政治局 9 名常委悉数出席，见证了中央扶贫工作会议规格之高，更体现了中央对扶贫工作的重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一部分人先富了，还有一部分人被远远甩在后面，贫富差距就像社会的一道伤疤。给予最贫穷的穷人以兜底式保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扶贫济困不仅体现政府和社会的良心，而且关乎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扶贫工作千头万绪，其中扶贫标准决定着政府将向哪些人、多少人提供救助，在一定意义上，扶贫标准的高低意味着扶贫力度的大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标准（贫困线）一直在提高，从 1986 年的 206元到 2000 年的
10、 865 元，从 2007 年的 1067 元到 2009 年的 1196 元。与此同时，政府的扶贫力度不断加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不过，我国的贫困标准一直低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确定的日均 1.25 美元（原为日均 1 美元）的绝对贫困线，更低于日均 2 美元的贫困线。一年 1196 元，相当于一个人月收入 100元就已“脱贫”，不在政府扶贫对象之列，而 100 元能做什么呢？平均每天 3元多，光吃米饭够了，但吃菜呢？除了吃，还有穿、住、行、用，还有教育、医疗无论如何，一年 1196 元是无法维持一个人正常生活的，这个贫困线确实太低。从另一个角度看，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今，尽管扶贫标准
11、提高了 5 倍多，但远低于同期 GDP 总量、财政收入、居民收入增速以及物价上涨速度。此次将扶贫标准一下子提高到 2300 元，幅度达到 92%，令人欣喜。2300元意味着，以目前的汇率计算，中国的贫困线基本上达到了日均 1 美元，正在靠拢并接近“绝对贫困”的国际标准；2300 元也意味着，各级政府今后的扶贫资金支出将大大增加，政府需要节省更多资金用于扶贫济困；2300 元还意味着，我国统计意义上的贫困人口将大幅增加，更多弱势人群将能够享受到政府扶贫的阳光雨露。扶贫标准的高低不仅关系到扶贫力度的大小，而且关系到面子问题。有些人认为，扶贫标准提高导致贫困人口增多，会让不了解内情的人误以为中国贫困
12、人口越扶越多，影响政府乃至国家形象。这种看法显然失之片面不提高扶贫标准，实际的贫困人口依然贫困，靠较低的扶贫标准“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无异于掩耳盗铃，贫困线太低才是没面子的事，与一个经济大国的形象不相匹配；反之，提高贫困线导致统计意义上的贫困人口增多，恰恰说明政府有正视现实问题的勇气，有解决贫困人口问题的决心和信心，预示着政府将扶贫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彰显了政府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人道主义关怀这么多的意义加在一起，还不够有面子吗？在中国 GDP 总量雄居世界第二、财政收入将超 10 万亿元的背景下，提高贫困标准，加大扶贫力度，让更多贫困人口真正脱贫，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是政府应该做且有能力做的事情。扶贫标准提高只是第一步，真正加大扶贫力度才至关重要，这需要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