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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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腐败是人人痛恨的事,但每每加大反腐力度,加来加去,腐败却愈演愈烈。1979 年的时候, 一个贪污 50 万的王守信,已经是全国最大的贪污犯了,现在最大的贪污犯,50 个亿都打 不住。其实,已经没有人敢说哪个是最大的了,最大的,只能是下一个。贪到这个地步, 外国人眼镜都掉了,说这不是贪污,是开着卡车抢钱。 现在整治腐败的高招很多,但说到底,就是加强教育,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平,让他们实现 道德自律。这办法也不能说错,缺点就是不大灵。这个世界有没有圣贤?也许有,但肯定 不会人人都是圣贤。人非圣贤,就肯定有弱点,人性的最大弱点,就是贪财好色,自古以 来,就是如此。人性的弱点,只能两个东西,才能抑制。一是

2、制度的限制,而是外部的监 督,伴随限制和监督的,是法律的惩罚。 眼下中国腐败的问题,上面不可谓不重视,监督的机构不可谓不多,但关键的问题,还是 出在总是把治理腐败的希望,寄托在官员的道德自律上。阿灵顿勋爵说过,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现在的腐败,就出在政府权力过大,官员,尤其是主 要负责官员的权力过大,而且越来越大。这个国家对于社会力量,传统的不信任,什么事 情,都得政府来推动,而具体的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又喜欢借此扩张自己的权力,所以, 嚷了多少年的政府限权,却越限越大。如此大的权力,可以上天入地,但监督却只存在于 体制内,体制内的监督,自古以来就是最不靠谱的监督,监

3、督,不过是分肥的手段,时间 一长,就都同流合污了。体制外的监督,即使有,也相当微弱。偶尔一点的媒体曝光和网 络言论,还经常遭到打压。 官员具有如此大的权力,但监督又这样的微弱。要想不腐败,大概也只能依赖自身的道德 自律了。绝大多数人都是有弱点的,官员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政府高度参与市场活动的情 况下,掌握含金量巨大审判权的官员,就算自身廉洁自好,也扛不住外来的诱惑。就如同 把一个机能健全的壮汉和一个裸体美女关在一个屋子里,又没有人看着,然后告诉他说, 你不许动啊!你说,他能不动吗? 遏制腐败,途径不是没有,其一是釜底抽薪,大幅度地削减政府的权力,手里没有了权, 自然没有人向你行贿。其二,是开启体

4、制外的监督,开放媒体的监督。但是,这两个途径, 都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这样的改革,我们对腐败,其实什么招儿都没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邓小平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们党一直致力于探索加强制度建设和教育防范

5、工作,努力使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使领导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尽管如此,制度建设仍然存在不少“蚁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还需不断提速。领导干部的权力是否有效地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核心在于建立起让全体党员干部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三个机制实际上就是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的反腐倡廉体系的制度化标准。 中国社会,资源由权力配置,已非一日,可以说,从来如此。只是说,在王朝时代,由于政府的力量有限,无法深入社会每个角落,所以,有些资源是由地方势力,或者说士绅和绅商支配的。但官府权力配置资源,依旧是主流。在一个官府权力配置资源的社会里,对官员权力的制约,是一个有限的常

6、数,而官员权力的扩张,却是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变数。随着王朝的延续,官员的权力会扩张得越来越厉害。没有多少官员有这样的定力,可以面对大量的钱财过手而不动心的。贪婪是人性的弱点,一种没法彻底根除的弱点,官员也是人,不会具有超人的道德,但朝廷遏制贪腐,除了微弱的监察制度之外,主要就是靠提倡道德。历史上,不是没有朝代实行过高薪养廉,唐代和宋代,就都曾经尝试过。北宋之初,官俸延续五代,比较低,但很快就涨了上来。官员的收入,有正俸、衣赐钱、禄粟、茶酒厨料钱、薪炭钱、盐钱、随从衣粮钱、马匹刍粟钱、添支钱、职钱、公使钱还要加上不时赐予的恩赏等等。而且,宋代的官职,叠床架屋,互相重叠,好些人身兼数职,但并不干数

7、职的活,不干活,兼职的俸银也给。所以,在宋代,但凡是个官儿,就吃穿不愁。但是,宋代的官员,照样贪腐,腐败程度不让别朝,不贪不占的,只是极少数特别有操守之辈。高薪优待官员,在一个权力配置资源的结构中,只是多给了官员一些合法收入,至于别的什么,一点都看不到。衙门的开支,不受限制,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找各种借口从民众和市场哪里攫取,官员的职务行为中,也存在着辽阔的灰色地带,可以从中攫取各种灰色收入。在这种制度前提下,无论高薪养廉还是严刑峻法,都无济于事。像朱元璋那样,抓住贪腐的官员,剥皮萱草,也一样遏制不了贪腐。高薪养廉和严刑峻法是古代治贪的两极,这两极措施,被证明都没有用。若要遏制贪腐,除了建构制度制约之外,最重要的是改变社会资源配置的结构。新加坡和香港,之所以可以高薪养廉,除了惩罚措施严厉而不徇私之外,还是因为人家那里资源是由市场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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