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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2 课 文献与考古中的夏文化格致中学 赵冰清教学目标1、 知道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理解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社会转变的含义。知道判断夏朝已经进入国家状态的依据。知道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大概情况，理解二里头对于夏朝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2、 以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思想贯穿整课。通过阅读文献，分析文献的目的和性质，相互比较，对文献记载的价值和可靠性作出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通过展示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分析这些考古学发现代表的含义。经过两方面的考察之后，运用两重证据法，对目前的夏史研究作出一个概况性的判断。3、 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史态度。通过可靠的理论方法来着手解决实际问题。面对材料有质疑精神。当
2、材料不足时，能够有客观认识，不盲目下判断。同时有进一步探索的兴趣。重点与难点重点：关于夏代王位传承方式的文献记载和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难点：夏代的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尚不能完全相互印证，目前的夏朝历史带有推论性质。说明：1、 夏代王位传承方式从禅让制转变为世袭制，是从“公天下”变为“私天下”的典型标志。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是理解考古中的夏文化的基础。2、 二重证据法就是通过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的相互印证，可靠的恢复古代历史原貌。但关于夏代的两方面材料都有缺陷，故尚不能很好的相互印证。要根据材料得出这一结论并且准确理解有一定难度。教学设计1、 导入新课教师讲述胡适先生 1917 年到北京大学讲授“
3、中国哲学史” ，运用实证主义原则，直接从东周讲起，一改以往传统治学的风格的故事（见资料附录 1） 。说明历史所研究的是过去所发生过的事件人物等，但是研究者是如何知道过去所发生过的事情的呢？这就需要有一定的史学研究方法。只有所用的材料是可靠的，那么得出的结论才可靠。面对今天的课题夏朝，我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尽可能把材料做实，最大限度地去恢复夏朝的历史真面目呢？由此引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2、 利用关于禹传位给启这一历史事件的四段文献讲授利用文献记载研究下文化的困难。（1）在“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传承方式的改变。那么禹传位给儿子启这个标志性事件的过程是怎样的呢？（2
4、）教师层层设问，既然是相同的历史事件，为何文献的记载不同？以一个学界的趣味故事引入，让学生对于史学方法在治史过程中的重要性有一个初步的体会。并由此引发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之后的教学过程就是运用文献和考古两方面的材料，来考察夏朝。讲授“公天下”和“家天下”：指导学生阅读课本“文献选读”中的内容，对从“公天下”与“家天下”的区别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具体分析“公天下”与“家天下”有哪些方面的区别。此段文献在阅读上可能会有一些障碍，需教师疏通文字。在比较的过程中可以采用两相对照的方法：“公天下”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而“家天下”则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根据学生情况，分析造成这种变化的深层因素。这是从原
5、始社会阶段向国家过渡过程中社会各方面所产生的变化。引用资料附录 2 中的四段文献。并疏通文字。让学生思考，这四段文献中的记载有什么区别？使学生察觉到关于这一历史事件，文献记载的差别非常之大。教师陈述这四段文献的作者背景、成书年代、文献性质和上下文环境。让学生思考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这四种文献距离被记述的对象时间间隔都非常久远，难免口耳相传以讹传讹；史记和战国策属于史书， 孟子是孟子个人思想的记录， 竹书纪年则可能是后人伪造，它们的史料价值各有不同；战国策的引文出自燕国的臣子向诸侯王进言时引用的事例， 孟子的引文则是孟子同其学生的个人对话。教师提问：从这四则文献中，我们能够可靠的知道禹传位给启这
6、一关键的历史事件（3）利用文献研究夏朝历史的困难。3、讲授关于夏文化的考古学成果和困难。4、小结的真实状况么？使学生体会到因为文献记载的诸多问题，不同文献记载的内容又相互矛盾，使得我们难以确认真实的历史事实。而缺乏真实的历史事实，也就无从做出可靠的结论。阅读课文，让学生总结得出“夏朝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基本特征”这一结论的依据。夏朝已设官分职、拥有军队、监狱等国家暴力机构并有对外扩张战争。提醒学生注意，这些依据都是“从文献记载来看”，而之前已经知道文献记载存在诸多问题。因此要得到关于夏朝的可靠结论还需要依靠考古学资料，也就是用二重证据法来研究夏朝。教师讲述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概况。出
7、示资料附录 3 中的图片，说明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学发现足以证明这是一个古代王国的都城，拥有中央权力机构、军队，生产力较为发达且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社会分化，具备了国家的基本特征。但是目前对于二里头文化是否就是夏朝的都城在考古学界尚存争议。一般认为是夏商之交的，但考古学所依靠的断代手法都还无法确认其准确年代。也没有发现能够直接印证夏朝历史的文字证据。文献材料中的夏朝含糊不清，而考古发现上的夏文化目前也依旧不明朗。两者之间尚无法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相互印证。因此对于夏朝的诸多问题，我们所能采取的严谨的态度便是仍然在探索之中。资料附录1、 胡适 1917 年到北京大学，9 月开学后，即教授“中国哲学史”及“
8、英国文学”等几门功课，开始自编“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原来北大教中国哲学史的，是一位陈姓的老先生。他是一位博洽的学者，课堂上旁征博引，资料很丰富，但十分守旧。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有的学生问他，照这样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回答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这就是当年教授讲课的风气。胡适开始讲课了。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记述道：“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
9、不能下。 “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不以为然的学生，在私下纷纷议论，说胡适居然大胆，想绞断中国哲学史，简直是“思想造反”!他们想，赶走他罢，但又拿不定把握。于是，去找当时在同学中颇有声望的傅斯年，请他来听胡适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傅斯年来听了几次，听出了一点门道，就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胡适传易竹贤 湖北人民出版社2、 文献一：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
10、禹之子也”。於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史记夏本纪文献二：万章问曰：“人有言， 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 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 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 ”孟子万章上文献三：禹授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也，其实令启自取之。战国策燕策文献四：益干启位，启
11、杀之。竹书纪年3、 图片资料来自新华网4、 二里头遗址自 1959 年夏我国著名学者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调查夏墟的过程中来此调查，并确定了其帝都性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如果说徐旭生的夏墟调查拉开了探索夏文化的序幕的话，二里头遗址的初期发掘则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 年)，当时二里头文化遗存为早中晚三期。夏鼐先生在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考古)1961 年 10 期)一文中总结道， “早期当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期保留有若干龙山文化因素，但基本上接近商文化，晚期与洛达庙出土的接近，可以说是种商文化。 ”还说：“根据文献记载下来的传说，二里头可能为商灭夏后
12、第一帝王成汤的都城西亳。如果晚期是商汤时代的遗存，那么较早的中期(或包括早期)遗存便应属于商代先公先工时代的商文化，因为三者文化性质是连续发展、前后相承的。如果事实上夏、商二文化并不象文献所表示的那样属两种不同的文化，那么这里中期和早期便有屑于夏文化的可能了。 ”他准确地抓住了二里头遗址初期发掘的文化遗存的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如二里头早期(后来的第一期)与河南龙山文化的同性，二里头晚期(后来的第三、四期)，与商文化的同一性；而中期(后来的第二期)，正处于二者的过渡阶段，兼备二者的特征三期文化的连续和前后相承的性质，三者皆属同一种文化。其后段屑商，前段或属商代先公或属夏代。屑后者则要打破夏商二文
13、化属两种不同的文化的观念。二里头所在的伊洛地区是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之一，而不是商之先公活动地区，故夏先生后一估计是十分高明的。后来随着二里头考古实践的发展，我们的观点有所变化，但仍未超出夏先生指出的这个大原则。1964 年秋至 1992 年春，因政治运动，二里头的发掘工作暂停，1972 年秋季恢复工作。从 1973 年起又兴起子二里头文化遗存性质的讨论和夏文化深入的探讨研究。夏商文化从二里头中晚期或二三期划界线为当时的主流看法。1974 年二里头一号宫殿遗址发掘的完成和第四期的划分出来，考古所二里头队为追导二里头早期文化的上源，在豫东、豫西的调查，井在临汝煤山、永城王油坊、黑涸堆、商丘坞墙等遗址
14、的发掘，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发掘，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和 1977 年登封告成现场会议的召开等等考古活动，大大推进了夏文化以及夏商文化的关系的讨论。居于主流的认识仍是夏商文化从二里头二、三期划畀，划界的主要根据是三期文化比较繁荣，有宫殿、铜器、玉器等等，而二期则与此相反，而且两期之间还多少存在缺环。但此时邹衡先生首先提出二里头一至四期全是夏文化的观点，认为它们是一体、而与二里冈期文化不同的文化。夏文化的讨论从此出现了新的格局。1978 年，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发掘结束，发现了二期的大型建筑夯土基址，原来夏商二、三期划界的理由就不充足了。我们以年代学等根据，提出夏商文化的界限应当改变的看法。我
15、们将一期作为夏文化，亦可恢复原来的认识，二里头一期作为龙山文化的最晚阶段，二、三期作为早商文化；将新发现的第五期与四期作为甲商文化。二里头遗址的考古有了新进展，从夏至早中商也有了新的认识。八十年代初期关于夏文化和早商文化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二里头一至四期(第五期还不被人所理解)都是夏文化，郑州二里冈期是早商文化的观点影响越来越大，接受此观点的入越来越多。1983 年偃师商城的发现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被一般人认为是成汤的西毫。二里头遗址西毫说受到了动摇，有的入认为它是夏都斟。另一方面二里头遗址加紧发掘，同时展开了对作为二里冈期是早商文化的重要依托的郑毫说的商榷。 二里头遗址的
16、考古工作自 1980 年以来有了不少新的进展。第四区大型铸铜遗址的发掘，证明这是一处从二至四期铸造青铜器的工场遗址。这里既有铸铜遗迹，又有铸铜遗物，如陶范、坩锅、炉壁、炉渣及小件铜器等等。这对于研究夏商青铜文明的源流及其发展高度极有意义。同时发现丁制骨业的遗迹、遗物，发现了二期、二三期间和四期的大中型建筑遗存，清理了许多二至四期随葬品丰富的朱砂墓，不断有二至四期新鲜的铜器、玉器、漆器、象牙器等珍贵文物出土。二至四期陶器大量涌现。八十年代以后较以前完整和复原陶器有数倍增长，特别是二期陶器，增长的数量更大，这反映二期文化遗存、地层堆积是相当丰富的。二三期间陶器资料贫乏现象已大大改观。它们的紧密联系，已变得难以截然分开了。过去认为的两期间质的区别不存在了，证明二、三期都是本遗址最繁盛的时期。1984 年秋、1 985 年春一、二号宫殿遗址间的发掘，使我们对二里头晚期文化有了重要的认识。此次既发现有与二号宫殿基址上时间相同的堆积，即五期堆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