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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八章 东汉中央集权国家由统一走向分裂 （公元25年公元220年）,一、东汉前期的政治和经济（一）恢复封建统治的政策措施1、恢复封建统治的政治措施一是退功臣，进文吏东汉建立之初，为了防范功臣，同时也是为了治国的需要，刘秀采取了退功臣，进文吏的措施。即封那些战功卓著的功臣28人为侯，称“云台二十八将”，另封360多人为列侯，这些侯和列侯都给予尊崇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但没有实权，可奉请入朝参议，称作“奉朝请”。在退功臣的同时，刘秀又多次征召“天下俊贤”，收罗天下文士充任吏职。刘秀的这一“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政策使他能较容易地“总揽权纲”，同时也形成以儒生为主的官僚政治人才基础，这是东汉政治与西汉最明
2、显的不同之处。,东汉初年的政治,东汉初年的政治,二是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为了加强皇权，刘秀一方面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另一方面又扩大尚书台的权力。他把原来掌管公文发放的简单机构扩大，并由自己挑选的亲信以“录尚书事”的名义担任尚书台的官职，使之成为皇帝的决策机构和发号施令的中枢机关。三公职位虽高，都徒有虚名，并无实权，实际权力则集中于尚书台。由于尚书台的官员一般都资历较浅，官卑品低，易于驱使，因而有利于皇帝集权。皇权因此得到加强，而相权则遭到削弱。正如后来仲长统所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后汉书.
3、仲长统传,三是加强监察制度东汉初年，刘秀恢复了西汉时曾设置的三套监察机构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一是提高御史中丞的地位。秦和西汉中央最高监察官为御史大夫。东汉建立后，将原御史大夫属下的御史中丞改任为御史台长官，负责监察百官，其权位逐渐与司隶校尉、尚书令并重。其二是设置司隶校尉。东汉建立后不仅重新设置，而且还扩大了其职权，使司隶校尉既管本州部事务，还负责监察中央百官，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朝会时，司隶校尉、尚书令与御史中丞设有专座，号称“三独座”。其三是扩大刺史的职权范围。除与西汉有相同的职权外，每年还要在所辖州郡举茂才一人。于是刺史又有选举之权。同时，地方选举劾奏之权亦转归刺史。东汉地方机构的重
4、大变化，是州的地位逐渐由监察区演变为具有郡职上一级地方政权性质的行政区，刺史则相应地变为具有统郡职能的长官。,四是集军权于中央为了集军权于中央，刘秀在东汉建立不久，就废除了执掌地方兵权的郡国都尉，以后又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实际上取消了地方军队。在削减地方兵力的同时，刘秀又逐步扩大中央军队，主要有4支：首都两支，即南军、北军，南军掌守卫皇宫和侍从；北军宿卫京师。地方两支：一支驻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守卫黄河以北，为首都洛阳北面之屏障；一支驻雍（今陕西凤翔南），以守卫三辅，为首都洛阳西边之屏障。东汉一代地方军队的数量不多，这与豪强地主田庄之内的部曲家兵制有关，这种地方上封建田庄的部曲家兵，
5、承担着镇压农民，维护地方治安的某种职能。总之，刘秀通过上述措施，达到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东汉初年专制王权的强化,东汉初年专制王权的强化,2、恢复统治的经济措施一是释放奴婢奴婢问题曾经是西汉后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王莽改制曾企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未能成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从26年到38年，刘秀曾先后九次颁布了释放奴婢和禁止虐杀奴婢的诏令。这一政策的实行，对稳定东汉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社会经济起了很大作用，也使得东汉一代奴婢问题比西汉有所缓和。二是轻徭薄赋东汉建立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刘秀就把赋税由原来的十一之税降到三十税一，在减轻赋税的同时，还对一些灾区和受战争创
6、伤严重的地区实行减免赋税政策。章帝与和帝后来基本上都遵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为东汉中后期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东汉前期农民承担的赋税基本上与西汉相同，主要是田租、人头税和更赋，但比西汉后期要轻。,三是精兵减政东汉初年，由于连年战争和灾荒使得人口锐减，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其户口只有西汉末年的十之二三（即由西汉末年的6000万人减至2100万人），而统治机构却和过去一样庞大。为节省开支，刘秀下令裁并郡县省减吏员，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后来又大量复原军队（主要是裁撤地方军队），从而节省了国家开支。四是实行度田所谓度田，就是清丈土地，其中也包括核实户口。其目的是便于国家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
7、，增加赋税收入。这一措施同时也包括核查豪强地主的土地人口，以限制豪强大家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由于度田触及到豪强地主的既得利益，一开始就存在度田不实，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等问题，结果引起民变和叛乱，尤其是遭到豪强地主的强烈反抗，最终以失败告终。 度田的失败，使东汉豪强地主保住了大量隐瞒的土地和人口，豪强地主的田庄经济由此得以迅速发展。,东汉初年恢复经济的措施,恢复经济的措施,（二）社会经济的发展1、农业的发展农耕工具的改进水利的兴修（治理黄河，修复开凿水渠）牛耕的更加推广耕地面积和人口的增加2、手工业的发展冶铁业：南阳太守杜诗发明水力鼓风炉（即水排）纺织业：马钧发明了高效率的织绫机。制瓷业：
8、有青釉瓷和黑釉瓷两种。,3、商业和城市的发展东汉商业发展的特点是既发展却又不很兴盛。这时商品比西汉多，市场亦有所扩大，城市中大都设有交易商品的“市”，还有民族间和官方组织的定期或不定期的商业交换叫做“合市”或“互市”。东汉商业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中国的都市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京师洛阳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长安不仅是西北贸易的集散地，还是手工业和商业繁荣的城市。另外，成都、邯郸、南阳等地方都市仍保持往日的繁荣，成为当地商业贸易的中心。经济区的变化。东汉以前，经济区主要在淮河以北特别是包括关中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到了东汉后期，这种情况有了较大变化。黄河流域某些经济发展地区人口减少
9、，出现了衰落的迹象。而南方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地区，人口在急剧上升。随着人口的增加，南方某些地区的开发速度加快。,（三）豪强地主的兴起和地主田庄的发展1、豪强地主的形成 所谓豪强地主，主要是指世家大族和名门望族，包括那些世代为官、拥有世袭特权和经济实力的贵族地主、官僚地主和有权势的商人地主。他们是整个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势力，在东汉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东汉时期的豪强地主不同于西汉中前期的贵族地主、官僚地主和军功地主。而是通过土地的买卖，同时又经营“货殖”，不断的资产积累发展来的。从西汉中期以来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正是豪强地主的形成，对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巨大冲击的反映。豪强地主的经济基础就是他
10、们经营的田庄。,2、豪强地主田庄的特点 东汉豪强地主田庄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二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的经济实体。三是拥有私人武装，有很强的割据性。四是田庄主利用 宗族宗法关系，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影响：一是豪强地主田庄与自耕农经济相比较，具有很强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二是随着地主田庄经济的形成，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宗族组织和宗法制度也有了发展。三是东汉的宗法制度与周代不同。,陶庄园,二、东汉的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一）东汉与匈奴、西域的关系 1、匈奴的分裂与南匈奴内附西汉末年，王莽掌权后，中央政府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臣属关系随之瓦解。此后，匈奴利用中原战乱之际经常向内地侵扰。到东汉建
11、立后，匈奴势力一度进至上党、扶风、天水等郡，对东汉王朝的北部边防构成威胁。48年，匈奴发生内乱，分裂为南北两部，其中南匈奴归附东汉，并内迁云中、五原等边境各郡，助汉戍守。东汉王朝常以财物、粮食、布帛赠予南匈奴。由于南匈奴的归附，使东汉的北部边防得以巩固，也使东汉恢复了原来已撤销的边境郡县，边塞的经济也逐渐得以恢复发展。另外，南匈奴内附后，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亦逐步转向定居和农耕生活，并且逐渐为汉族所同化。,东汉与匈奴的关系,2、东汉对北匈奴的战争南匈奴内附后，留在草原上的北匈奴，因其势力较弱，曾多次被南匈奴打败，退居漠北。后来，北匈奴的势力重新发展起来后，又不断南下侵扰，对东汉的北部边防构成新
12、的威胁。为了彻底解除北匈奴的威胁，保障河西四郡的安全并相机恢复同西域的交通，东汉政府于73年、89年和91年，先后对北匈奴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迫使匈奴人不断西迁，最后不得不离开蒙古高原，向更远的西方直至东欧迁徙，至此，数百年来，对中原王朝北部边防构成严重威胁的匈奴问题得以彻底解决。但是，匈奴人内附和西迁后，原来匈奴东南部的鲜卑人又趁机西进，并且逐渐占据了匈奴故地，从而对中原王朝的北部边防构成新的威胁。,东汉对北匈奴的战争,3、班超通西域东汉明帝年间，窦固率领汉军打败北匈奴后，基本上控制了西域北道诸国。为了恢复与西域南道诸国的联系，窦固派随军征战的班超出使西域。73年，班超奉命率36人出使
13、西域，目的是打通东汉与西域南道诸国的联系。班超到西域后，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果敢精神，将匈奴在南道诸国的势力逐一逐出，并且还使这些国家与东汉建立了联系，断绝数十年的西域通道也重新恢复。班超帮助西域南道诸国摆脱匈奴人的控制后，东汉政府于91年在西域龟兹恢复了西域都护府，由班超任西域都护，班超也因在西域的功绩，被封为定远侯。到94年，西域50余国完全摆脱匈奴人的控制后，均被纳入东汉政府的管辖之下。但在班超之子班勇之后，东汉政府不再设置西域都护，而以西域长史代行都护职。灵帝末年，刺史职权日高，西域遂成凉州辖区。,班 超 通 西 域,班超(32102年)字仲升，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著名
14、的军事家和外交家。 班超是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彪的幼子，其长兄班固、妹妹班昭也是著名的史学家。班超为人有大志，73年，他随窦固出兵攻打匈奴，并在军中任假司马之职。窦固很赏识他的军事才干，遂派他率领36人出使西域。班超在西域奋斗了30年，使50多国与东汉通好。官至西域都护，封定远侯。公元102年，班超71岁时回到洛阳，不久病亡。,（二）东汉与羌族的关系羌族是我国西部的古老民族之一，长期在青藏高原过着游牧生活，社会发展缓慢。汉武帝时，曾设护羌校尉统管羌族各部，并从内地迁徙汉人与羌人杂居。但是羌人与西汉政府有强烈的对立情绪，双方经常发生战事。王莽时期，羌人大量内迁，羌汉杂居，加速了羌族的社会发展。东汉建
15、立后，在凉州设护羌校尉，管理羌族各部，后来，东汉政府又迁羌族至三辅一带，并在内迁羌族与青海未臣服羌族间设置屯田区，长期驻军屯垦，相对平静。东汉后期，由于对羌族的残酷压榨和奴役，激起羌人的强烈反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即107年、139年、159年，这三次大规模的起义虽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它持续时间长达五、六十年之久，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汉与羌族的关系,汉与羌族的关系,（三）东汉与东北各族的关系东汉初年，乌桓依附匈奴，不断劫掠东汉边境各县。46年，因匈奴内部分裂，乌桓各部亦摆脱匈奴控制，并臣服东汉政府。49年，东汉在上谷郡宁县（河北宣化县境内）设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各部。乌桓族
16、在西汉前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以畜牧业为主。归附后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社会性质有明显变化，封建化过程逐步完成，同时也加快了它与汉族的融合进程。鲜卑族在东汉中期趁北匈奴西迁之机，乘机占其故地，与散居原地的十余万匈奴人融合，势力迅速强盛，至此，鲜卑摆脱对东汉政府的依附，并成为主要的北方威胁力量。,东汉与乌桓、鲜卑的关系,东汉与乌桓、鲜卑的关系,（四）东汉的对外关系1、东汉与朝鲜、日本的交往 东汉时期， 朝鲜半岛南部有马韩、辰韩和弁韩三部。45年，刘秀封苏马缇为汉廉斯邑君，属乐浪郡，四时朝谒。 日本在我国古文献中称“倭”。57年，倭人遣使朝贡刘秀赐以金印绶，文为“汉倭奴国王”，该印于1784年出土，
17、证明中日交往悠久。2、东汉与越南、印度的关系 东汉时期，在今越南北、中部设交趾、日南、九真三郡进行管理。41年征侧、征贰姐妹反叛，汉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之后中越关系密切和睦。印度在东汉时称“身毒”，明帝时遣使问佛法。,三、东汉中后期的腐朽统治和黄巾大起义,（一）东汉中后期的腐朽统治1、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东汉到和帝、安帝以后，统治集团日趋于腐朽，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到了后期，又形成了宦官与朋党之争，使政治更加黑暗。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始于和帝时期，至桓帝时结束。即从92年到159年。在这期间，基本上是幼帝继位，其中年龄最大的安帝只有13岁，最小的殇帝只有百天。由于皇帝幼小，几乎每一位皇帝继位后，多由皇太后临朝听政，而这些年轻的皇太后既没有治国经验，又不敢相信外臣，就依重自己的父兄辅政，遂使外戚掌握大权。等年幼的皇帝长大以后，又依靠身边宦官的力量打击外戚。这样，在东汉历史上就形成了外戚与宦官轮流执政相互争斗的局面，成为东汉后期政治上的一大显著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