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转型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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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制转型的路径选择体制转型的路径选择体制转型的路径选择周立群本文为笔者所译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一书的“译序” 。（一）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博士是斯坦福大学琼肯尼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并兼任过美国财政部、联邦储备局、美洲发展银行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顾问，曾任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斯蒂格利茨是美国较年青的一流经济学家，曾获美国经济学会为杰出贡献的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他在经济学领域是一个有创意并富有挑战性的学者，在其经济学一书中他提出了要“超越马歇尔和萨缪尔森” ，推翻新古典综合派体系。他在宏观

2、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公共财政、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领域颇有建树。加之有着在大学、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工作的阅历，他视野宽阔，著述涉猎的问题亦很广泛。斯蒂格利茨自 1981 年以来多次来我国考察、访问，1998 年 7 月在北京的演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的一些颇有影响的著述已经译成中文并为我国读者所熟悉，如政府经济学 （春秋出版社,1988 年） 、 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 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 （中国物资出版社,1988 年） 。（二）本书是作者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集中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转型”国家的改革实践进行系统反思和探视的理论著作。他认为，在长期争论的两种体制

3、选择问题上，在如何有效地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上，标准经济模型似乎是无能为力的，而本书所要得出的结论则要超越标准经济模型的狭隘界限。剑桥大学弗兰克拉姆齐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帕萨达斯古塔在评论本书时指出：“斯蒂格利茨的理论创新在于他提出了现代经济学最优理论的非均衡量。本书在讨论我们身边公共层面的组织这个古典问题时，作者运用这个理论创新对它进行了阐述说明。从深度和广度看，我们可以从这部优秀著作中汲取的营养并不亚于当代最杰出的社会思想家的著作所提供给我们的养分。 ”斯蒂格利茨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了传统经济理论的缺陷，指出，标准新古典模型中有关信息的假设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因为在标准信息假设中，轻微的不

4、均衡变化将彻底改变标准模型的所有重要结论。 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个体搜集、吸收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信息的传递是有噪音的和不完全的，同时人有时会犯错误也是合理的现象，这一切都是经济运行分析的前提。描述经济运行仅仅局限于运用价格机制是远远不够的，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价格机制实现帕累托效率的有效性与普遍性是值得怀疑。因此，新古典模型并不能为市场体制的选择提供理论指导，一旦将信息不完全性引入分析之中，就很难得出市场是有效率的推论。作者将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引入，进而批评了以新古典模型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定理在描述市场社会主义特征方面的种种错误理解和误导。指出，其关于竞争市场经济的推论存在两个重

5、要缺陷，即它没有理解市场经济框架的不充分性并错误地鼓吹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它所提供的仅仅是一种与潜在效力相距甚远的经济模型。如果新古典模型对资源配置和市场机制的描述是正确的话，那么市场社会主义则应该已经大功告成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恰恰也就是对新古典模型本身的批判。此外，资源配置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谁来作决策？决策之前决策者如何获得信息？等等，象这样一些重要问题，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并没有给出科学的回答。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新的模型并描述了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斯蒂格利茨的模型不仅为洞察市场经济运行拓宽了理论视角，而且为在转型经济中的体制设计和政策选择提供了有启发

6、性的思路。（三）全书分为：社会主义理论与经济思想的权威性，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论战，福利经济学第一、第二定理批判，兰格勒纳泰勒定理评论，市场经济中的市场配置与非价格配置，竞争，创新，集权、分权、市场与市场社会主义，私有化，资本市场的改革，理论与证据，市场与市场社会主义的几个神话， 一些尝试性的建议，哲学思考，结论等十七章。（四）作者结合东欧、俄罗斯及中国对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广泛的探视，如集权与分权，产权界定、私有化、公司治理结构、银行与法人控股、创新、寻租行为、分配关系、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性、资本市场、金融政策、垄断与竞争、政府职能、市场失效与政府失效等等。这里不仅有

7、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和对近些年来的某些“时髦” 理论观点的评析，而且有对转型国家的目标模式、转型取向、改革时序所作的比较反思，所提出的改革思路与政策建议有一定参考价值。比如，在论述产权制度改革时，作者对科斯定理提出了质疑：产权理论忽视了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交易费用会防碍交易双方产生有效结果的可能性，即交易结果经常是非效率性的。并认为，缺乏清晰的产权关系未必一定是非效率的。社会主义尝试的失败原因不仅仅是缺乏产权明晰，激励与竞争的匮乏同样是极其重要的。这一点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然而更重要的原因也许就在于信息。比如，对私有化问题的分析，作者从公共生产与私人生产的比较入手，依次探讨了

8、科斯定理、产权的作用、信息费用、私有化的经济优势与政治依据、私有化的设计与速度、拍卖过程、产业的重新资本化、金融的重新资本化、分散治理与公司治理、银行的监督作用、政府的调控职能，以及中国的成功经验等等。其中对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利弊得失的评析及作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忠告是很有启发的。又如，在分析市场失效与政府作用时，作者将自己的理论称之为“新的市场失效” ，认为，新的市场失效是以不完全信息、信息的有偿性以及不完备市场为基础的；而旧的（原始的）市场失效是与诸如公共品、污染的外部性等因素相联系的。新的市场失效与原始的市场失效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问题的普遍性，并从这一视角讨论了政府的功

9、能作用。作者认为，新古典理论及构成市场社会主义基础的相应模型没有考虑在不完全信息和存在信息成本时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也没有考虑在缺乏风险市场和资本市场或这两个市场都不完备条件下所出现的情况，从而难以对政府职能作出全面的界定。向市场经济过渡决不是要弱化而是需要重新定义政府的作用。政府应作的决不仅仅是对总量进行再分配，而把其它的工作交由市场来完成。当信息不完全时，传统模型所预期的总量分配是行不通的，政府对财富分配的不完全性进行干预的成本也是高昂的。 。 再如，在论及改革取向和改革路径选择时，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忠告，如重要的是竞争而不是所有权，应重视转型的贷币条件和竞争条件；对某些国家推行的担保制私有化

10、计划，要采取谨慎态度，要注意国家和私人共同持股的大企业中的控制和财团管理问题；要避免转型过程中的“信息超载”和信息损失，防止“激进式”改革对组织的破坏，注意个人和组织的“学习问题” ，个人必须学会如何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组织必须学会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在强调市场重要性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消化泊来的经济体制是非常困难的，等等。作为一部研究转型经济的重要理论著述，它不仅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学术观点，也反映了近些年来经济学在经济转型问题上的应用。如果说斯蒂格利茨的其它几部中文译著主要分析和阐述的是美国或西方的事件，那么本书则更多地讲述和评析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国家当今发生的事件，这对于我国的读者来说或

11、许有更直接的参考价值和更多的发言权。就此而言，它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转型”中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和思考。不过我要强调，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不可能提供现成的运用于政策的结论，它只是作为一种方法或思维工具帮助和启迪掌握理论的人去作出科学的推论。（五）1997 年笔者做为富布莱特学者在美国作学访期间阅读了该书（此时已是第三次印刷了） 。我注意到“转型”问题已是近些年来经济学（不仅仅是经济学）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西方国家不仅有专门的“转型”研讨会和大量的研究论著，而且有专门的转型杂志（Transition） 。西方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关注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

12、转型”不是个别国家或地区的事件，也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国际性的又是全方位的，这大概是九十年代最为重要的事件了。制度变迁和体制演变使得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制度理论和组织理论的研究兴趣出现了复苏，一些新的理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在经济学领域产生的共振。与国内的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在“转型”研究的出发点、视角和方法上是不尽相同的，他们不仅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如信息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对经典经济理论（如本书批判的新古典经济模型）进行深刻的反思，对制度变迁和资源配置形式的转换作出了新的阐释；而且将这一“转型”置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大格局中来审视，将其做为世界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份。在他们

13、看来，一批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恰好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电信系统的革命、金融的国际化及知识经济的发展同步。这一“转型”隐含着二十一世纪经济发展、世界市场格局以及社会制度和新型组织形态的许多重要内容。世界在发生变化，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许多新范畴、新理论的出现正是这种变化的产物。当我们将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纳入世界经济格局中定位审视时，不应忽略了中国改革发展道路已经显示出的成功性和独特性。在笔者看来，与东欧、前苏联国家相比，中国的改革“转型”和经济发展在制度基础、目标取向、路径选择、时序安排上是有其特色的；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不仅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不同，与传统大国的发展历程

14、和发展模式也不同， 国外的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正日益显示出了它将会成为一个全方位的强国。同时， “转型”决不仅仅是一种调节机制替代另一种调节机制，它本身也是个信息和知识的积累过程，并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转型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就此而言，时代为中国的经济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我们的理论思维也应切入到更深厚、更广阔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之中。同时也应看到，在“转型”中的制度设计、目标取向、政策选择等问题上，西方学者的认识与评价亦存有很大差异，比如，在转型的速度与方式问题上，主张“休克疗法”的人说，你不可能分两步跳过一条沟豁；主张“渐进式”转型的人说，只有通过十月怀胎才能一朝分娩。显然对“转型”过程中的难题还处于摸索和探讨中。作为一个西方学者，斯蒂格利茨观察问题的价值观和表达方式与我们不尽相同，对此明智而有鉴别力的读者会作出自己的判断。本文为笔者所译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一书的“译序” ，载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版。PAGE PAG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