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新青年北大五四》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溯源新青年北大五四（7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溯源：新青年北大五四 中国网 时间： 2009-04-27发表评论 今天给新青年一个历史的文化思想定位，说它是影响 20 世纪中国的一代名刊，而且不失媒体炒做之嫌地送一个引领了时代文化方向的“金牌”杂志的称号给它，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两面现代性旗帜，都似乎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它当时的确不仅是译介外来思潮的重要媒体，更孕育出一代“新青年”知识群体。现在常讲返回历史现场，事实上，寻找五四精神，溯源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确实不可不先着眼于新青年杂志。在这个角度也可以说， 新青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诸多的历史原动力之一，它的创刊无疑加速了一个时代的过渡与转型。一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我
2、想有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关于新青年的知识，都是来自中国现代文学史，而非中国现代史。 新青年集中代表着新文化运动的特色，并推动了中国现代的思想启蒙。诸如此类的评价，今天看来已显得自然而轻松。但回眸历史现场，或许会惊异地发现，作为新青年前身的青年杂志从预备创刊到正式出版，却颇费周折，并非一帆风顺，恰如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决不是后人想当然的那么简单。简单说来，1915 年夏天，在东京帮章士钊编辑过反对袁世凯帝制运动的甲寅杂志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他由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不成功的经验中体会出，若推翻腐败的传统，必先唤醒中国青年的思想，因为建设新中国的希望是在青年们身上。他向乡友、担任上海群益书社和
3、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抛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 。在这位出版商的支持下，1915 年 9 月 15 日被写入了历史。这一天，中国现代史上一份全新的杂志青年杂志诞生了。它的定位全在一个“新”字上：“新”知识、 “新”思潮、 “新”思维；是以“新”诱人，以“新”立足，以“新” （自己的）换“心” （读者的） ，以“新”作为卖点。从创刊号上的“社告”和“敬告”不难发现，陈独秀和出版商的初衷就是要将其办成一个高品味的金牌杂志，因此在编辑方针和用稿标准上都力求“标新立异” 。1916 年 2 月 15 日，出至 1 卷 6 号的青年杂志 ，由于护法战争爆发停刊。此间
4、，群益书社接到上海青年关于杂志同名的信，遂将刊名改为新青年 ，出版时间由原来的每月15 日提前到每月 1 日。1916 年 9 月 1 日，同样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这一天，封面上醒目标志着“陈独秀先生主撰”的新青年第 2 卷 1 号出版了。与青年杂志比， 新青年的“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作者队伍新，2 卷 1号的通告（一） 即宣布：“得当代名流之助，如吴稚晖、马君武、张溥泉、温宗尧、胡适、苏曼殊、李大钊诸君，允许担任本志撰述。 ”。第二是办刊思想新。陈独秀指出旧青年崇拜孔教，热衷功名，新青年必须反孔，提出批孔与文学革命，夯实了新青年的思想基础。有学者认为，按今天的说法， 新青年原
5、是陈独秀迫于生计，选择“以编辑为生”而创办的刊物，所以一开始经营惨淡，投稿者很少，几乎都是陈独秀个人主撰。这确是新青年创办之初的一大特色，但是否陈独秀办刊的初衷是要谋生，尚未查史料实证。不过， 青年杂志创刊时，完全是陈独秀一个人在唱独角戏，那时他也年轻，他本身就体现出一个“新” ，他也真是精力旺盛，居然有本事搞起一个人的热闹，创刊号上的文字十之有九都是他一个人写的， 敬告青年 、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 妇人观 、 现代文明史 、 国外大事记 、 国内大事记 、 通信等。为避免冷清，里边的“通信”大多由自己编排。这当然也是由“主撰”其实几乎就是“独撰”所带来的尴尬。前 7 卷的新青年都是由位于
6、上海棋盘街的群益书社印行。直到 1917 年 1 月，陈独秀都是唯一的编辑人。二 新青年与北京大学新青年的金字招牌是与北京大学联手打造的。按今天商业化的说法，这是一次双赢的强强联手组合，新青年社团在北京大学文科成社，以新青年为阵地，共享北京大学的知识精英资源，以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语推动文学革命，同时，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权威，推进新文学的创作。这些在后来人眼里似乎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历史叙述起来也显得十分顺畅。1916 年 12 月 26 日，蔡元培被黎元洪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许多的现代文学史在提到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根本不提黎元洪，仿佛这个大总统在历史中根本没有存在过似的，这个校
7、长是凭空而来。另外，文学史常犯的一个毛病是忽略掉历史的时间。许多写到社团的成立、书籍刊物的出版、事件的发生，很少有具体到哪一天的，能具体到月，就已经是史家功德无量了。这反映出文学史书写上的一个大问题，即许多书写者是为了学科建设或评奖之类仓促草就，怎么有时间精力耗在查阅更不要说挖掘第一手的史料及档案文献上，从其他现成的文学史里拷贝易如反掌。有个查无出处的说法，说某公要写文学史了，案头摆上 10 部别人的文学史，要诞生的是他自己的第 11 部。此不赘述。蔡元培于 1917 年 1 月 4 日就职以后，开始推动并实施各种切实的改革。蔡元培的北大与陈独秀的新青年都是构成五四运动的历史推动力。陈独秀和蔡
8、元培都是当时新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 新青年第 2 卷第 6 号出版时，陈独秀已受蔡元培所托，执掌北京大学文科。从这时起， 新青年编辑部也由上海搬到北京，地点是东安门内（今北池子大街）箭竿胡同九号。为什么蔡元培会单单选中陈独秀？这可真是“选秀” ，也不是凭空而来。1905 年蔡元培在上海办警钟日报时，和陈独秀共过事，当时陈独秀用的名字是陈仲甫。经由章士钊介绍，俩人还同在一个实验室里秘密制造过炸弹。由于陈独秀坚定地支持他及其朋友在安徽芜湖办的一种白话杂志，蔡元培对他印象尤深。不久，陈独秀去日本，蔡元培去欧洲。1916 年底，陈独秀由上海来到北京。1917 年 1 月，作为新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请国立
9、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推荐一位文科学长人选。汤推荐了陈，并告诉蔡元培陈独秀就是陈仲甫，并拿几册新青年给蔡看。随后，蔡去拜访陈，请他出任文科学长。有意思的是，几乎就在此时出版的新青年1 月号，登出了蔡元培两篇攻击以儒教为国教运动的演说。而蔡对此还一无所知。甚至同一期里，还有一位读者向陈独秀建议，应该请蔡元培常替新青年撰稿。我们现在常喜欢假设历史，其实还真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当时不是蔡元培执掌以守旧的传统而出名的北大，不是蔡元培力邀“主撰” 新青年的陈独秀执掌北大文科，历史的貌相可能就大不一样了。然而，历史选择了蔡元培，也选择了陈独秀。历史在这里已经生发出了一种意味深长而又耐人寻味的趣致滋味。新
10、青年得到北京大学文科教员的热捧，作者队伍迅速扩大。同时，北大的学术思想与精神品格的融入，也使新青年的思想主张开始独树一帜，迅速在知识界和思想界产生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很快， 新青年成为北京乃至全国思想文化界的舆论核心，北京大学也成为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不过，对于把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纠结在一起并提，并不是五四一班人马事先周密策划好的刻意而为，而是事后诸葛亮之举。这是历史好玩儿的地方，好玩就在于如果我们懒得去追本溯源，事后诸葛亮的举止就进入了历史而不易被察觉。这另写的历史也就可以安安稳稳地睡大觉了，直到固执严谨到钻牛角尖儿的史家搅醒它的梦。三 新青年社团4 卷 1
11、号可以看作是新青年社团在编辑上的重要体现，从这一期开始， “陈独秀先生主撰”七个大字消失了。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一期开始， 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编辑，改为了由北京大学文科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沈尹默、陶孟和、刘半农六大教授轮流坐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 新青年自第 2 卷开始，在每一号的扉页都有两则通告 。 通告（一） 申明办刊方针， 通告（二） 实际上就是约稿启事，特别强调“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新辟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字，不问自主张 体裁是否与本志相合。 ”而且，新青年在第 1 到 3 卷每一号的封三都刊有投稿简章 ，共七条，明确提出“来稿无论或撰或译，皆所欢迎。 ”但 4 卷 1 号的新青年所
12、刊登启事强调：“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 ”“通信”也完全变成社团的“公同论坛” ，由六位轮值编辑分别主持，主要登载社团同人及其朋友之间的通信，同人间可以自由交换意见，互相质疑甚至激烈辩论，而不再是 1 至 3 卷那样编、读讨论的“自由论坛”了。显然，在与北大结盟之初， 新青年也还是存在稿荒问题。但 4 卷 1 号的新青年已全然亮相出一副社团“公同”刊物的崭新面貌。胡适将此称为“新青年的复活” 。他说：“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我们决心做两件事：一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作文；一是翻译西洋近代和现代的文学名著。 ”其实，新青年社团是依北
13、大文科之托而自然形成的，换言之，北大文科是新青年社团的立社之本。像李大钊、刘半农、杨昌济、胡适等新青年的作者，都是因得到陈独秀的赏识，先后被引荐进北大文科任教。新青年与北大文科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就 20 世纪的中国来说，还找不出第二本杂志与高校的合作能够达到如此双赢的程度。这当然也是历史的机缘，北大文科借新青年而声名大嘈， 新青年又有了“国立”的北大做后盾。我们现在常说先生存后温饱再求发展，新青年有了立足之本，便可全身心地把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主张付诸实践。新青年社团成员有数十人，核心成员主要是八位：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高一涵、周作人、鲁迅，他们都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并参与杂
14、志的编辑、决策。除此，凡为新青年撰稿并赞同其思想主张的人，均可算是普通成员，这就极为松散了，主要有吴虞、杨昌济、刘文典、沈尹默、吴敬恒、傅斯年、罗家伦、易白沙、陶孟和、张慰慈、王星拱等。四 新青年与文学革命刚开始办青年杂志时的陈独秀对文学改革并没有成熟的想法，倒是胡适对文学革命情有独钟。1917 年 1 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 ，认为“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 ，提出“文学革命，需从八事入手” 。但真正“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的，还是陈独秀。他在发表于 1917 年 2 月第 2 卷 6 号新青年上的文学革命论一文，明确提出反封建文学的“三大主义” ，这似乎是现代文学专业考生所必背
15、的：“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从这一期起， 新青年每期都有关于白话文改革的讨论，不遗余力地鼓吹、宣传白话文，强化其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陈独秀强调指出：“改革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分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似乎是有这样一个绝对的态度摆在那儿，连个反对的声音也没有了，自己觉得寂寞。事实是，在当时那样一个思想禁锢的“无声的中国” ，文学革命的主张，还没有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与反响。为引起人们的注意，得故意找一个反对的人出来讨骂。钱玄同、刘半农就在4 卷 3 期自编自导了一场“覆王敬轩双簧戏” 。猛烈抨击旧文学，将一味仿古的骈文、散文指斥为“选学妖孽” 、 “桐城谬种”的钱玄同，假托“王敬轩”之名，给新青年写信，以旧派的口吻，反对文学革命。刘半农的复信洋洋洒洒，一口一个先生地叫着把这个钱玄同化名的王敬轩先生，驳了个体无完肤。这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掌故。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最坚实有力的内容之一，文白之争在当时也成为了新旧文学之争的一个焦点。新青年真称得上是白话文运动的主力，今天已习惯说它是当时一切新思想的策源地，它也确实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