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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东汉末士风裂变与诸葛亮隐与仕的选择东汉末士风裂变与诸葛亮隐与仕的选择摘 要：在汉代“察举”和“征辟”的选举制度下，士人被深入地纳入国家体系中。但是随着东汉王朝的衰微，士人面临形势的改变，于是开始在黑暗、混乱的政治中挣扎，寻求新的思想体系，士之个体自觉被唤醒，士风发生了裂变，并形成一种新的处世模式，隐逸之风盛行。生活于这一时期的诸葛亮也深受此影响，从诸葛亮对隐与仕的选择中，我们也可窥探出当时士人们对于隐与仕的态度。关键词：汉末；士风；诸葛亮；隐与仕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正统思想。董仲舒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一套新儒学体系“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在其理论体系中千方百计拔高、神化皇帝，因此确
2、定的“君权神授”自然成为“天人感应”的核心内容，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另外，董仲舒将“礼”纳入体系，在天人、礼的面前，人就变得渺小了，只有依附君主，融化于群体之中，个体的价值才能得到确立。而如何才能使个体有效地服务于专制政权呢？即“崇教化、立学官、察举征辟、建立文官之制” ，士人由推荐考核而入世干进求禄，建功立业，它不仅是为专制皇权提供行政支柱，而且也成为士大夫确立自身价值的主要途径。一、东汉末士风之裂变在新儒学的影响下，君与士找到了和谐点，士人积极投身仕途，在政治中寻找自身价值。但是到了东汉末，情况却发生了转变，w由于种种原因，皇权和儒学都走向衰落，士人陷入了混乱、迷茫之中，士风开始发生裂变
3、。（一）士风裂变的原因1、皇权异化东汉后期王朝衰落，政治黑暗。 “东汉中后期与西汉及东汉前期的政治状况最本质的差别，在于君权的危机和君主地位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东汉中后期政局始终在四种力量的斗争中动荡，一是君主，二是宦官，三是外戚，四是士族” 。这句话准确的说明了东汉政局。东汉王朝不稳定的必然性首先体现在统治者身上。东汉后期皇帝在章帝以后多年少继位，如安帝即位时 13 岁，顺帝 11 岁，冲帝 2 岁，质帝 8 岁，桓帝 15 岁，献帝 9 岁。帝少不更事，必然寻求庇护，大权旁落在所难免，这就造成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现象。君主年幼，只能听从于太后及其代表的外戚。例如年幼的冲帝在梁太后
4、及其兄梁冀拥立下即位，此后梁冀几乎独霸朝政，没人敢和其抗衡。少帝即位后，何太后掌政，其兄大将军何进掌权。但幼帝稍大便欲亲政，于是亲近宦官，依靠宦官力量打击外戚。梁太后去世后，桓帝和宦官单超密谋发动政变，梁冀自杀，此后宦官力量压过外戚。灵帝时对宦官的宠幸更加厉害，窦太后之兄窦武结合太傅陈蕃，密谋铲除宦官，事泄惨败，更爆发了知识分子的悲剧“第二次党锢之祸” ，宦官力量达到顶峰。东汉中后期w外戚和宦官的往来厮杀就不曾终止，并愈演愈烈，直到汉末双方斗争终于引来地方军阀势力。外戚与宦官的争权斗争使皇权发生异化，皇帝权威瓦解，政治混乱不堪，失去依托的士人陷入艰难境地。2、宦官迫害面对宦官专权，作为政治文化
5、精英的士人，在皇权盛时的崇高地位受到动摇，无论是出于心中失落，还是由于所受教育赋予的责任感驱使，与宦官进行了激烈的抗争，却遭到极大的打击与迫害，即“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桓帝延熹九年，儒者李膺等二百余人被收系狱中，后因同情党人的外戚窦武的营救，得免杀身之祸，但被放归田里，禁锢终身。第二次即发生在灵帝建宁二年的那次，陈蕃死后，宦官又诬告党人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结党谋反，灵帝下令逮捕，并由此扩大到搜捕各地党人，李膺等一百多人被杀，受牵连禁锢、死徙者约六七百人。熹平元年，迫害再次升级，宦官四处逮捕党人，太学生、郡国生徙千人，三万太学生敢持异议者无一幸免。熹平五年，灵帝又下诏，凡是党人的门生
6、、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族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党锢之祸使众多儒者遭到波及迫害，无论是在精神还是身体上都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想起便让人心惊的党锢之祸无疑让士人对政治失去信心，对统治者充满不信任。在东汉后期，为什么会出现宦官祸乱朝政的局面，金春峰先生在汉代思想史中阐述了皇帝选择信任宦官的心理， “宦官本是w皇帝的奴仆，并非一种政治力量，但在一定条件下，它又代表着皇权最黑暗腐朽的方面，成为皇权最为放心最为亲近的势力。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分离组合中，惟有宦官是与皇权共存的” 。宦官是皇权的寄生者，两者一荣俱荣，宦官就等于皇帝自己，永远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而相对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独立士人，皇帝则表现出了警惕。3
7、、儒学衰落东汉政权的衰落，使其依附的两汉经学同样面临危机，走向衰落。（1）经今古文之争。儒家经学的典籍，在秦始皇焚书之时，六经首当其冲。武帝崇儒，立五经博士，传业者甚多，所传为汉初隶书所写，故曰经今文学。到成哀之时，刘向、刘歆父子相继校书，发现了用以前文字所写经书，称为经古文学。此后各方学者便各执一方，开始了经今古文之争，古文学得到传播，地位开始提高。肃宗“诏高材生受古文尚学 、 毛诗 、 谷梁 、 左氏春秋 ，虽不立于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 ，可见统治者对古文经学的拔高，打破了今文经学的垄断地位。（2）两汉经学自武帝独尊儒术后，出现了“空守章句师说以至烦琐迂阔”的趋势。 汉书?儒
8、林传云：“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府，劝以官禄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到东汉这种风气更是变本加厉， 后汉书?郑玄传曰“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w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 。（3）谶纬神学对经学的影响。两汉董仲舒的儒学理论是儒学和五行学术糅合的结果。 “天人感应” 、 “君权神授”都参杂了神学的荒诞色彩，以援天道来正皇统。 “近人梁启超言，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祖述阴阳家言者几居半” 。关于“谶”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有征验之书，可见是预言的意思，对于借神当权的统治者来
9、说是十分欢迎的，因为他们需要这些虚玄之论来正言。 后汉书?张衡传言“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 。虽也有不少儒者排斥，但至章帝于白虎观集儒者刊定儒家经典之后，谶纬与经学就形成了一种不伦不类的思想。东汉后期政局的动荡使两汉经学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再加上自身结构的混乱及大多儒士“盖禄利之路”的态度，必然决定了其生命的苍白无力。（二）士风裂变的表现在黑暗的政治生活中，士人受到高压，同时又面临着权威思想的崩溃，士人们心中植根的思想信仰不再，传统价值观和求仕途径的远去。面临环境改变的状况下，士人的个自觉性被唤醒，在重新调试个人与社会关系及建立新的价值体系过
10、程中，士人表现出强烈的历史姿态。1、批判风潮w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情况下，国家混乱，皇权衰微，于是出现了“逮桓、灵之间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的社会批判风潮。士之交游风气日盛，士大夫自觉结成一党对抗宦官，评论朝政。陈番在理李膺疏中道“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忏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我们很难想象在皇权集中的秦始皇或汉武帝时有如此嚣张的大臣。这种毫不顾忌的批评和指责，表现出了士人的愤怒，同时也反映了士人对国家命运的担心， “他们以其可能的
11、方式，展现出要从颓败的社会局势和浊恶的政治空气中挣脱出来的生命力量” 。士人的自我认同、道德尺度已自觉从伏俯于皇权的束缚中走出，显示出强烈的政治批判色彩。2、狂狷之风东汉中期以来，面对肉体与精神上的摧残，不少士人表现出了任性自得、不拘细节的风气，说话处事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任达与狂狷。东汉赵壹的狂狷之风就已达到非常张扬的地步。 文苑列传?赵壹传中记载“光和元年，举郡上计，到京师。是时，司徒袁逢受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视。壹独长揖而已。逢望而异之，令左右往让之，曰：“下郡计吏而揖三公，何也？”对曰：“昔郦食其长揖汉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从此可见赵w壹的娇激乖张。孔融是汉末建安时期很
12、有代表的人物，后为曹操所杀，其中罪名就有“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官掖” 。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 。曹操所提到的祢衡较之孔融狂气更甚，有一次在曹操大宴宾客之时竞“次释余服，裸身而立” ，曹操本欲辱之，反被其辱。士人完全无视道德与风教的行为表现了内心的混乱与痛苦，可见士风之变，同时也反映出士人人格独立更加明显，对政治表现出了一种大直若屈的态度，这更有利于其对政治和个人作出理智、正确的分析。3、道家思想“汉代儒学，主要是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学中荀子学派的思想，即重在强调外在的整体的礼法纲纪而先秦
13、儒学之中强调个体人格价值的思孟学派在两汉却遭到忽略和冷遇” 。可见两汉士人们被外在加之的规范秩序深深束缚，适应并顺应着社会的需要，却忽略了个体内心。权威思想“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同时还赋予人们共同的价值、符号、模式，引导人们的行为，主宰人们的心灵” 。士人接受这种思想，是因为它是个人与社会的纽带，而一旦失去指引，人们又对现实生活感到失望，士人开始思考自身以及生活，寻找构建一种新的体系，可以说士人们开始觉醒，自觉调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w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淡泊、坚守的道家思想开始受到士人推崇。老庄哲学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个人与自然，一是个人与社会，更多地思考的是人生论，由人生问题引发对社
14、会及处世的思考。在乱世中选取了存自然之心，修己之德德取向，这种思想刚好符合汉末士大夫的处境，在经历了黑暗的斗争，内心价值体系崩溃之时，往往选择了内敛、退守的道家哲学。 后汉书?张霸传有云“盖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老氏有言:知足不辱” 。矫慎“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 。郑均“少好黄、老书” 。可见士人们好老庄之学，道家的思想渗入到士人的生活及思想之中。4、隐逸不仕东汉末的政治危机，特别是党锢之祸给了士人狠狠地打击，汉末士人中普遍流行着积重难返的政治悲观心态，亡国的预感十分强烈。郭林宗不肯进仕，以为“天之所废，不可支也” 。处士徐稚曰“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系，何为栖栖不遑
15、宁处” 。对政治的极度失望加上道家思想越来越为士人推崇，退隐不仕，保全自身趋于日常化， 后汉书?许昭传言“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 。士人们隐逸现象普遍，而且流露出对清静怡然生活的热爱及对个体人格的培养，传统的干进求禄的价值观隐遁了，弥漫着对安然恬静的精神世界的向往之情。 后汉书?梁鸿传言鸿与其妻“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 、 书 ，弹琴以自娱。仰w慕前世高也，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 。桓帝时，京兆尹延笃因得罪梁冀归乡，有人荐之，他回书曰“夫道之将废，所谓命也。流闻乃欲相为求还东观，来命虽笃，所未敢当。吾尝昧爽栉梳，坐于客堂，朝则诵羲、文之易 ，虞、夏之书夕则
16、消摇内阶，咏诗南轩。百家众氏，投闲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涣烂兮其盈目也，纷纷欣欣兮其独乐也” 。这种清醒、理智的取舍，是士大夫日益成熟起来的标志，可以说， “士大夫已经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出处传统” 。后汉书?逸民传中记载了几个汉末隐者，连姓名都不曾留下。无论士人们是被迫地保全其身，还是自觉地追求独立人格，隐逸不仕之风成为无道则退的普遍选择。二、诸葛亮之隐与仕汉末独特的历史环境使士风出现转变，士人们在困惑和混乱及自我调节中形成了一幅独特、绚丽的历史画卷。熟悉了汉末士人的处境，就能理解他们退而求隐地选择。同时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诸葛亮也深受同样时代因素的影响，在隐与仕中作着抉择。（一）诸葛亮之隐诸葛亮本籍在琅邪郡，生于东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 181 年） ，其父诸葛珪曾任太山郡丞，在亮年幼时，其母章氏与父珪就相继去世，一门老弱就靠叔父诸葛玄照顾。在建安二年（公元 197 年）诸葛玄病逝，亮与其弟均就过上隐居生活，前后达十年之久。可见诸葛亮承袭了汉末士风，只是当时的政治环境比桓灵时更为恶w劣，已陷入军阀混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