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的力量决非来自话语层面——对霍尔编码 / 解码模式的一个批评金惠敏对英国文化研究之来龙去脉可谓了如指掌的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教授，尽管深知要回答 “什么是英国文化研究” 并非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造次不得，因为诚如霍尔所言， “文化研究有多重话语；有各种不同的历史有一系列的聚合形式； 它自身曾有不同的接合与时刻它包含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工作,,它有许多轨迹” ；霍尔甚至于宣称， 假定他不是在糟践自己的话，即使由他本人所领导的伯明翰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论工作”也不是一场八音克协的理论大合唱，“更准确地说来，是理论噪音”[1] ——斯道雷由此而正确地断言，“文化研究不是铁板一块的理论和方法”[2] ；尽管斯道雷在将英国文化研究与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霍尔等人的著述联系起来时，有些怯怯，有些狐疑不定，但仔细寻味其如下一段话， 可以感觉到， 对于“什么是英国文化研究” 这一若是较真儿起来便殊难决断的问题，他实际上则是斩钉截铁、 毫不含糊的， 对于其中的幽妙曲折之处，应该说，他也是体察至微的：如果我们是在寻找文化研究最初从左翼利维斯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悲观”阐释、美国大众传播模式、 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浮现出来的一个创生时刻，那么它可能就是斯图尔特·霍尔《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Hall 1980；最初发表于 1973 年) 的问世。
[3] 如果说斯道雷这里不是将霍尔解码与编码理论的草拟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滥觞，这似乎与已成定论的历史叙述不符[4] ，那么退后一步没有疑义的则是他将此标定为英国文化研究史上又一新的起点：这就是英国文化研究之霍尔时代的开端进而如果我们能够变换一下角度，例如说在英国文化研究的群英谱中找出一位最能代表它的人物， 而此人又非霍尔莫属， 确乎如此， 那么我们当然也是可以宣布，是霍尔以其对电视的纲领性研究而启动了此后影响深远的英国文化研究的历史简单地说，霍尔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创了一个积极受众论的时代这一点，当然已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了，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 霍尔不只是未能验证其编码 / 解码模式——这不关键， 关键的是在理论构设上就未完成它，因为霍尔始终行走在话语的层面， 而从未深入到受众的日常生活——是受众的日常生活才构成对于电视文本最终有效的不同解读或抵抗让我们就从“电视话语”开始吧！一、“电视话语”的意识形态本质所谓“电视话语”，从霍尔的《编码/ 解码》一文可以读出，其根本意思就是将“电视”不是作为“技术”而是作为“意识形态”、不是作为“媒介”而是作为“媒介”所传输的“信息”，这“信息”在其本质上就是“话语”。
更简单地说，在霍尔的语汇中， “电视话语”这一词组在形式上为词法所分解，而在内容上包涵一个句法结构：“电视”即“话语”所“编”之“码”、所“解”之“码”，都是这同一电视“话语”在电视传播之不同阶段的流通表面看来， 霍尔似乎特别关心 “电视话语” 在其流通过程中的损益问题，他提出了在文化研究上被反复称引的三种“解码” 方式：控制性的、 协商性的和对立性的这确乎标志着英国文化研究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无论是基本上为他所抛弃的控制性的抑或为他所称道的协商性的和对立性的解码方式，究竟只是一个对待符码或话语的方式，而核心的问题只能是这符码或话语通过对三种模式的分析和展示， 霍尔的意图显然在于检查话语在电视传播过程中的变化 对霍尔来说， 话语就是政治， 就是意识形态， 话语的传播因而就充满了权力的斗争 在文章的末尾， 霍尔终于点出解码的政治本质：“一个最重要的政治时刻 ( 由于明显的原因，它们也与广播组织自身之内的危机点相一致) 就是这样的一个点， 即当被正常地意指、 被以协商性方式解码的事件开始被给以一种对立性阅读的时刻 在此‘意指的政治学’ ——话语中的斗争——被加入进来[5] 其实霍尔没有强调以至于在控制性的解码之中也同样就蕴涵着政治的动力学关系，对立性的解码只是将这种始终存在着的意义政治以最突出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
解码的政治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所改变的仅仅是它的形式电视之作为话语因而作为话语斗争的场所，在霍尔看来，是绝对而必然的，它先天地为电视传播的语言性所规定霍尔指出：“现实存在于语言之外， 但它持续地被语言和通过语言所中介： 而且我们能够知道的以及能够言说的都必须在话语中和经由话语被生产出来 因而没有符码的作用，就不会有可理解的话语 [6] 如果相信老子的说法，“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则我们甚至可以断定， 是语言创造了世界， 是语言创造了人类， 是语言将世界呈现给我们人类伽达默尔为我们发现：“在希腊语中表示语词(Wort) 这个意思的是Onoma ， 它同时还意指‘名称’(Name)， 尤其是指专名，也就是称呼名 (Rufname) ”[7] 虽然“名称”不等于“语词”，“语词”也不等于“语言”，但“名称”可能就是最先发生的“语词”和“语言”是作为那“称呼”的“名称”魔法般地将混沌无名的世界呼唤出来，呼唤到作为“逻各斯”的人面前人拥有了被“称呼”的“世界”，但也同时遗弃了作为其本身的“世界”伽达默尔试图将“语言”作为如同“世界本身”那样的本体“存在”，不过这个始终与语言相伴、相缠结的世界并非“世界本身”。
作为“语言”的“世界”是属人的世界因而他那个名言，“能够被理解的存在是语言”(Sein ， dasverstanden werden kann，ist Sprache)[8] ，与其视为他将语言本体化的努力，毋宁读作这种努力的失败，扩大而言，毋宁读作他那个雄心勃勃而又审慎论证的哲学解释学计划的破产伽达默尔肯定极不情愿， 但仍需回到那一被他拒斥的二元论哲学，回到语言与世界的界线，然后方可在这二元论的连结点上寻找语言与世界的交换和统一语言本体论所假定的语言与世界的统一，不是说语言即是存在， 而是那种“能够被理解”的存在，此外还有不能被理解的存在， 一个不能为语言所致达的世界 反过来说，存在如果是可被理解的存在， 那它就必须是存在于语言中或经由语言而存在而在这一意义上， 理解即语言， 没有不是语言的理解 具体于电视传播， 这传播就是一种形式的理解或语言，霍尔提醒我们必须去注意“信息的话语形式”(the discursive form of the message)在传播中的优先位置：一个“原始的” 历史事件不能以那种形式被例如说电视新闻所传播事件只能在电视话语的视听形式之内被意指在一个历史事件经由话语的符号而传布的时刻，它服从于语言借以意指的所有复杂的形式“规则”。
用悖论的方式说就是，事件在能够成为一个传播事件之前，必须成为一个 “故事” 对于事件之从源泉处走向接受者那里来说，‘信息形式’是其必要的“表象形式”[9] 现实发生的“事件”必须被讲述，被符码化，被表象化，即首先成为“信息形式”，成为“电视话语”，它才能被播出、被理解和被接受电视传播不外于语言学的法则霍尔没有区别语言本身和语言活动即使用符号的指意行为语言作为一种既定的文化遗产和对这一遗产的当前使用是有区别的但霍尔并不为此就一定要接受指责我们诚然可以像斯大林那样将语言简单地作为超越阶级和意识形态的交流工具，也或者可以如索绪尔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将语言符号确定为能指与所指的任意结合， 但是任何时候、 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把语言交给具体的人群，交给使用者，或者只要把语言作为人的产品，那么语言就必然是意图性的、表达性的， 在有利益冲突的时刻、 在有阶级的社会、 在阶级突显为一个主题的关头它也是阶级性的语言的工具性可能只是它的全人类性、它之作为一种被过滤掉它曾经有过的鲜活的过去而成为公共遗产， 而语言是不能离开其活动而存在的 对霍尔来讲，也许去设想一种不在活动中、 被使用中的语言本身根本就是一个错误。
霍尔其实并不关心语言的语言学问题， 其兴趣只在于语言的政治学问题，在于一个再现的政治学问题 而只要将语言定位于 “再现”，那么霍尔便可自由地为我们展示语言的叙述性、 话语性、意识形态性， 简言之，语言的意义政治了 这是因为，“再现”假定了语言与世界的二元图式，从而也是假定了语言如何和能否“再现”世界的问题，假定了“再现”的真理性以及合法性问题话语的‘知识’不是使用语言对‘现实’进行透明再现而是语言对现实关系和条件进行表接的产品[10] 霍尔将“透明再现” (transparent representation)与“表接”(articulation， 有人译为“接合”， 缺点是未顾及该词的语言学来源) 对立起来，蜿蜒迂回地将我们带入对现实关系的无穷言说之中不存在对世界的“透明再现”，能指总也无法达及所指，任何“表接”都是一种切近、同一于现实对象的努力，这努力对于当事者是自信能够实现的，否则便不去努力， 但又同时被他人的“表接”所“增补”、所“协商”、所“抵制”，因而所谓“接合”或“霸权”与其说是各种矛盾的调和、 相安，进入休眠状态， 毋如说是它们各自在其最大限度上的坚持，不敢稍懈地坚持着。
符号或通过符号的“再现”决定了“表接”或接合性表说或表说性接合都只能是不断的“再言说”或“再接合”话语”本身即意味着话语的斗争， 为其作为“再现”的真理性和合法性而斗争 同样， “电视话语”也即意味着电视话语的意识形态斗争电视话语”自当不同于为语言符号所媒介的“文学话语”，霍尔注意到了它的特殊性，例如说，它是“视觉话语”，是“视觉符号”，“这种类型的符号比起语言符号来要较少任意性：‘cow’( 奶牛)这个语言符号一点儿也不具有它所呈现的事物的特性， 而视觉符号则看起来部分地带有那些特性[11] 但是既作为符号，它在根本上就必然服从于符号即 “再现”的一般规律霍尔指出：“既然视觉话语将三维世界翻译成二维平面，那它当然就不能是它所指示的对象或概念电影里的狗会叫但不会咬人！”[12] 这就是说，图像符号仍然是符号，“因此， 图像符号也是被符码化的符号——即便此处的符码与其它符号的符码作用不同[13] 任何符号都可以被“编码”，都能够被“话题”化霍尔坚持，“语言不存在零度” [14] ，而无论它是哪一类符号的语言图像也说话二、寻找作为话语主体的受众宣布电视即话语， 即使在其中无论怎样强调其开放性、多义性，并不能使霍尔多么地走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或者波德里亚的“拟像”，因为他们都处在媒介文本之内， 前者机警于文本的裂缝， 而后者则视而不见。
所以“电视话语”工业和“拟像”假定了在整个电视过程中文本力量的绝对控制对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而言，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实质就是“文化工业”，它不是从大众中“自发地”产生的文化，不是“通俗艺术的当代形式”，而是“程度不同地依照计划被制造出来”； “文化工业刻意地从上整合其消费者”因而在“文化工业”的生产和流通中就不可能有受众的位置，“大众不是第一位的， 而是从属性的，他们是被盘算的对象， 是机器的附属品 消费者不是国王， 文化工业可能要我们相信这一点，不是它的主体，而是它的客体[15] 也同样是从文本的首要性出发，波德里亚则甚至解除了 “大众” 概念如果说受众从前一直被定义为对信息的接受或进而的回应，但由于“拟像” 早已内爆了真实和虚假的界限， 一切文本除了自身之外便无所指涉，那么作为以接受为本的受众也随之被取消 [16] 波德里亚想像一种不在媒介传播之内的大众/ 受众，以“沉默”或“消隐”为特征，但这种不进入媒介“现象”和“经验”的“自在”大众又如何能够构成一种形式的对媒介拟像的挑战、抵抗和颠覆呢？拟像理论显然无法回答这一问题， 因为它太后现代了， 而法兰克福学派也不可能设想大众之任何形式的自主和批判，因为它太现代了。
关于“现代”与“后现代”的社会学涵义，道格拉斯·凯尔纳告诉我们： “波德里亚将现代性解释成商品化、机械化、技术和市场关系的一个外爆过程，而后现代社会则与此相对， 它是一个内爆的场所，内爆了所有的疆界、 区域、在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