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悲剧的反向延伸》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司马迁悲剧的反向延伸（2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司马迁悲剧的反向延伸 分析史记与“ 李陵之祸 ” 关系 诚如我曾在痴人呓梦中所言，“每个生存者，每一段生命无不体现着内心世界与真相间的交缠；有梦便 意味着痛，痛成全了梦，梦由此而永垂不朽的也只有梦。”是的，历史在为我们不断验证着，而我们自身也在或 多或少这般体验着。 把时间的大钟拨回公元前的最后一个世纪，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一个作为生存于特定历史段落中的优秀个体， 以他一生悲剧性的遭遇向人们诠释了“梦”、 “痛”与“不朽”之间的变奏。这里所要说的，就是有“史学之父” 之称的司马迁和他那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梦的结晶史记。 司马迁梦的摇篮中，有父亲司马谈这样精通天文、历史、易经和道
2、学且官居太史令的言传身教；有孔安 国、董仲舒这样著名的儒学大师辛勤栽培；有二十岁后的壮游，得志出任扈从武帝, 环境的熏陶与丰富的游历 为司马迁奠定了深厚的学术文化修养。浓重的儒家思想使其怀有远大的抱负。 司马谈生前，面对“海内一统”的时代，想继承孔子的著述之业，撰写一部记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 的事迹的史书，可惜未能遂愿。临死，太公执迁手而泣曰：“,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 邵之风， 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 以尊后稷也。 幽厉之后， 王道缺，礼乐衰， 孔子修旧起废， 论 诗、 书、 ， 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
3、一统，明主贤君 忠臣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含泪对其父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从此 便承载了父亲未了的梦。 司马迁发凡起例之原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春秋效孔子“修旧起废”为人伦准 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 威德，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肥映，亦即当时的时代思想。青年司马迁受时代熏陶和父亲影响， 亦“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皇上。”元封三年（公元前108 年）他继任 太史令。 太初元年， 他倡议改历并积极参加这一工作。把汉朝沿用
4、的已不准确的颛顼历，改为比较精密的太初历。 他竭尽全力，一心求媚于皇上。 天汉三年（公元前98 年） ，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 大败仗，几乎全军覆灭，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他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 因寡不敌众，又无救兵，最后只剩四百人突围出来，李陵被俘，投降了。汉武帝闻后，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抓进 了监牢，并且召集大臣，要他们议一议李陵的罪行。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叛国投敌。汉武帝问司马 迁的意见，想听听他是如何看待此事。迁回道：“李陵带去的步兵不足五千，他深入到敌人腹地，打击了几万敌 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
5、杀了这么多敌人，也可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至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 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汉武帝听了他的话，认为他是在中伤贰师将军李广利（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而为 李陵强辩，大怒。遂司马迁被定了诬罔主上的死罪，深幽囹圄之中。由于家贫，财贷不足以自赎，而故交亲近又 不为主之一言。他面临着严酷的选择，或者慷慨赴死，或者忍辱求生。考虑到自己的著作草定未就，假如此时赴 死，犹如蝼蚁， 他便毫无愠色的接受了“腐刑”。为了那个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辉煌的梦，司马迁 “隐忍苟活” ， 在著述史作中寻得生命的最高实现。 平心而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理由是不成立的，而他敢于挺身而出讲出与大多数朝臣相
6、左的意见，是因为 他对时代和汉武帝的认识产生了误区。司马适生活在汉武帝不断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时代，可他的头脑中偏 偏没有树立起“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观念。他的思维空间还停留在知识分子可以放言无忌的“百家争鸣”时 期，没有或忽略了汉武帝黑暗、促狭的一面。那时的汉武帝已在洋洋盈耳的谗言媚词中昏昏然，飘飘然了。司马 迁错误地认为汉武帝是“有道明君”，献出了一片赤诚，最终换来的却是“忠而见疑，信而遭谤”的结果。 也就是在太初历颁布后第七年，他的撰述工作进入高潮，正当“草创未定”之时，突然飞来横祸。他喟然而 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但他退而深惟曰： “夫诗、 书隐约者，欲
7、遂其志之 思也。昔西伯拘羡里，演周易；孔子乞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 说难、 孤愤； 诗三面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 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是的，“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 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当一个人功名已就，或者可以立功名时就要毫不犹豫地去死节；当一个人才能未尽，加 名未立，死节不过如九牛一毛，不能产生社会影响时，他就应该隐忍发愤，建立功名。司马迁正是在这个基准点 上找到了死节与立名的统一。 虽然司马迁的悲剧源于“李陵之祸”，但这场灾难却是史记增色的新起点，也就是司马
8、迁思想发生飞跃 的转折点。“李陵之祸”使他从“以求亲媚于主上”的立场，转变为“发愤著书”；使他对汉武帝，从君臣相知而 走向君臣相怨，以冷静的思考，重新观察汉武帝的巡行和帝王封禅，把歌颂的笔触转向冷嘲热讽和讥刺，见盛观 衰，在更深的层面上洞察汉朝历史发展的底蕴，完成其思想性格的升华。“李陵之祸”让司马迁罹其专制祸毒， 因而发愤著书，改变“麟止”计划讫于太初，以彰汉武帝之多事、专权、残忍。从歌颂度而为批判，实乃司马迁 思想之一大转折。如：在匈奴列传 叙述至李广利降匈奴而止，具有深微的讽谏意义。第一，紧接赞语相发明， 讥剌汉武帝不慎择将相。第二，与大宛列传载“欲侯宠姬李氏”互见，批评伐大宛之失，故将
9、相表不载 大宛之役，以不言喻讽。 “李陵之祸”对于史记是成功为不朽之杰作之动因，受刑后不久，他遇大赦出狱，做了中书令。中书令 的职位比太史令的职位高，但这个职务在当时是由宦者担任的，他只感到万分耻辱。由此，他彻底抛弃了对汉武 帝的幻想，决心隐忍苟活，完成划时代的史学巨著。他的自我认识也由此更加明晰，定位更加准确，自我保护意 识更加成熟。此后，他虽身居高位，但小心奉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陷入是非之地，而牵进政治旋涡。这 样，他就从权贵视野中消失了，一心著书“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用坚定的意志抚慰钻心痛 的伤口，把全部的才学、见识和心血都倾注于著作之中，从而开创了我国史学新时代
10、的不朽著作史记。 司马迁个人的悲剧性遭遇和耳闻目睹的社会调查涵育了他的所谓“是非谬于圣人”的异端思想，发愤成一家 之言，乃是史记传世之作的灵魂。东汉班固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见黄老而后之经，序游 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贷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说明司马迁和当时的统治思想是不相容的，这正是他高出一 般史学家的地方。 史记一书初由司马谈发凡起例，旨在称颂汉家一统，发扬汉家威德。嗣后司马迁继作，因 遭“李陵之祸”遂成愤世之作，以成一家言。 于是，痛成全了梦，梦因此而不朽。最终，司马迁大概是在一二亲朋的守候中悄然而逝，其他人谁也不知他 的死期。待到太史公书传世使人回眸这位史学泰斗时，谁也说不清他的卒因与卒亡的经过。任何时代的史料 中从征和三年（公元前90）后就再也找不到有关他的踪迹。然而煌煌史记这一部浩繁巨著便是对这位史学圣 人不朽的纪念，更是对生死永远超越。也无怪乎，中国当代著名文史学家郭沫若曾激情满怀地挥毫泼墨盛赞司马 迁道：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铖，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 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