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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9 世纪清朝与沙俄商贸关系探究张杰【内容提要】清朝与沙俄的商贸关系同两国外交关系、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一样，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 有过友好和睦时期， 也经历了矛盾斗争的历程。历经三百多年的商贸关系缘于两国资源与商品的强大互补性，在竞争与矛盾中两国都得到了收获与发展。 探析清朝政府与沙俄对商贸活动采取的各项政策，发现其中的内在规律，有利于推动当今两国的商贸发展。【关键词】清朝沙俄商贸关系恰克图【作者简介】张杰， 1971年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涉外警务系副教授、经济学硕士。 ( 北京100038) 清朝向西方开放有很长的历史，在与诸欧洲国家的商贸关系中，大清尤其重视的是沙俄，因为只有俄罗斯才
2、能从陆地上西、北两个方向威胁中国的腹地。沙俄与中国一切关系始于商贸关系的出现，最初交往动力来自于人类最原始的行为对商品的需求。两国开展商贸关系的客观基础非常坚实，漫长的边境线和商品与资源强大的互补性支撑了几个世纪经济关系的演变，经历了沙皇俄国、 苏联、俄罗斯联邦等不同的历史时期， 并没有因为战争和冲突而消失。 双方不论是国家还是公民均从这种关系中获得了动力与利益。一清朝和沙俄签订的与商贸问题有关的条约自明朝起，中国与沙俄就有了较大规模的商贸关系，正式商贸关系始于清朝 1689 年与沙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19 世纪以前与两国商贸关系有关的条约还有： 1727年的布连斯奇条约、1728 年的
3、恰克图条约、 1858年天津条约、瑷珲条约、1859年的黑龙江通商条规、1860 年北京条约和 1862 年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尼布楚条约是起始性条约： “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往来，并许其贸易互市”1 。恰克图条约对商贸活动的地理位置给予了规范： “在两国交界处进行零星贸易者，可以在尼布楚及色楞格之恰克图选择适当地点，盖房屋、墙垣和栅子”2 。瑷珲条约主要对交易性质做了表述： “两国所属之人互相取和，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所属之人令其一同交易，官员等在两岸彼此照看两国贸易之人。”3 这些商务条约的共同点是对两国商贸关系的税收政策、商务活动次序做了规范， 具
4、体体现了以下内涵：第一，免税与低税政策是中俄边贸中频繁使用的手段。北京条约第四条规定：“所定交界各处，准许两国所属之人随便交易，并不纳税。各处边界官员护助商人，按理贸易。”41859 年( 咸丰九年 )4 月，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在瑷珲订立黑龙江通商条规14 条，规定了两国边界贸易以货换货，俱不纳税，官为照料，以免争端。吉林与俄国的边界贸易亦按该条规实行5 。“两国一切闲杂人等，除交换货物外，不准私自前往各屯易换物件及往来游玩”。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侧重指出“边境百里不纳税”的内涵6 。第二，当时人们追求自由贸易的思想，尽管这种思想不是对等的。北京条约规定中俄通商之处， 准
5、其随便买卖， 该处官员不必拦阻。 两国商人亦准其随意往市肆铺商零发买卖，互换货物。或交现钱，或因相信赊账俱可。居住两国通商日期，亦随该商人之便，不必定限7 。尤其是 “边境百里不纳税”的规定可看出这一时期国家之间贸易思想的雏形。在俄国远东地区与中国相邻的沿边地带，存在着一条宽 50 俄里(1 俄里等于 1.06公里) 的免税区 8 。这形同今天的自由贸易区， 它比恰克图条约中的 “贸易不取税”之意更接近现代自由贸易区之处在于，对免税地域的边界给出了具体范围。19 世纪末这一形式可称作中国地区出现得最早的自由贸易区了，只是它是非平等之贸易。第三，上述条约透漏出沙俄对中国经济扩张的意图。北京条约中
6、规定：“东北重新划定的交界各处准予两国之人随便贸易，并不纳税；新疆贸易除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外， 增辟喀什噶尔为通商地点； 俄国商人可由恰克图到京， 也可经过库伦、张家口地方，销售货物。”9 天津条约规定：“除两国旱路于从前所定边疆通商外，今议准由海路之上海、宁波、福州府、厦门、广州府、台湾、琼州府第七处海口通商。”10 二清朝与沙俄商贸形式的变化中俄当时商贸关系发展主要特点是以货易货贯穿始终，商队贸易、边境贸易、边界贸易、自由区贸易等现象则是主要载体。第一，商队贸易是最早出现最先退出的。中国商队以明清的茶商晋商为主。早在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前，晋商就已经开辟了北京张家口库伦一线的通商渠道。恰克图条约
7、 的签署为中国商户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晋商凭借经商和资本优势， 促进了恰克图、 库伦的商路。但中国作为接纳方的时候更多， 因为俄国商队比中国商队更多地进入中国境内。这时期两国商队都经历了政府的挤压与扶持过程，都经历了官商、半官商、私商的竞争与并存过程。 俄商队进入中国时， 清政府还负责食宿。 俄国更为突出的是官商，他们有官职，受沙皇嘱托， 怀揣训令，并带有秘密的外交和情报任务，除满足自己获利外，还为沙俄帝国未来扩张政策的落实担负投石问路的任务。1730年( 雍正八年 ) ，清政府批准在恰克图的中方边境地区建立买卖城，这样就将恰克图分为南北两市，南市为中国商民居住，称为“买卖城”；北市为俄国商民
8、居住，称为“恰克图”。由于尼布楚、祖鲁海尔地理位置偏僻，恰克图就成为中俄贸易往来的重要据点。1755年( 乾隆二十年 ) ，清政府中止俄国商人来北京贸易，就使得中俄贸易集中在了恰克图。商队出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开启了中俄商贸关系的开端。沙俄代表第一次接触中国是在 17 世纪 20 年代的明朝。沙俄代表1618 年 5 月 9 日在“中国驻了四天，中国皇帝对他们以礼相待：住在宾馆里，饮食丰盛。让他们原路返回11 。中华民族的热情好客引起了沙俄强烈的兴趣和愿望。尤其是蒙古人不断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市场出售从中国带回来的货物，勾起了沙俄无限幻想， 并促使沙俄于17 世纪中叶正式向清朝派出第一个商队，由费
9、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带队。这些首批商人在给沙俄的国书中提到：“道路畅通无阻，并宣称，今后中国对俄国使臣和商人仍将以礼相待。”12 虽然当时沙俄没有足够力量和资金扩大同中国的贸易，但是欧洲到中国的北方路线算自此有了开端。第二，俄国人用“边界贸易”与“边境贸易”作文字游戏。边界与边境是俄国人为了预防清政府限制贸易政策而想出来的预防之辞。俄国当时为摆脱本国商队与边境贸易之竞争，呼吁取消商队贸易而保留边境贸易。但沙俄官商不希望取消本国商队的贸易，因为当时的商队活动主要是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沙俄官员解释道， 商队活动并未对边境贸易构成威胁，原因是商队贸易在过境时进行的贸易活动是在边境上，而非边界 13
10、，而人们在边境地区开展的贸易活动是在边界线上的“边界”贸易，而非商队过境过程中的边境地区，因此商队不会对边界贸易构成竞争和威胁。从商队到边境贸易， 再到边界贸易， 体现出了商贸活动从游历状态到固定状态的转变以及人们认识上的变化。商队最终的消失和被边境贸易所取代，是私商战胜官商的历史佐证。第三，以货易货成为当时两国主流的商贸方式。清朝时期以金属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方式并没有在中俄双边商贸中占居主流方式，而以货易货的原始方式倒是从17 世纪持续到 21 世纪( 时间除外) ，跨越了近 400 年，这不能不对 20 世纪的中俄边贸产生深刻影响，甚至渗透到现代中俄商业行为文化中。这种灵活、随意、原始性的商
11、贸特征更直接地体现商品的含义和价值，更直白地表达了人类对商品的原始需求。时至 20 世纪 90年代，中俄仍然延续着这种原始的易货方式， 就不能不令人想到， 它乃中国与俄国商贸关系史中衍生出的双边“交流语言”和“交流方式”的偏好，体现了中俄商贸关系存在基础之坚实、两国资源与商品的互补性之强烈。以货易货给现代商贸中的人们带来了种种不便。然而它成为20 世纪以前数百年中俄贸易方式主流。 不能不探讨中国与沙俄几百年的商贸关系背景以及其中碰撞发生了什么与众不同的事件，其内在本质与内涵是否可以给21 世纪中俄关系以启迪 ?如果可以，那是什么 ? 中国清政府与沙俄之间似乎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在不涉及能源合作
12、的前提下，私人商业活动总是战胜官商活动的。两国商贸发展中， 都面对了官商与私商的斗争。 沙俄希望通过发展官商带动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向纵深发展。 彼得大帝时期人们把官商盈利能力低下归结为私商冲击的结果。 为此彼得还颁布严厉酷刑和相关法律，以制止私人从事商业活动扰乱官商获利的行为。 可见，打压私商活动的 “习惯”不是俄罗斯独立后养成的，而是有着几个世纪的传承了。这种偏好直到20 世纪初还保留着。 1918年，中国宣布关闭中俄边境贸易，一切贸易往来都中断了。1921 年两国政府又达成协议，恢复边境贸易，由于俄方不喜欢互市贸易，只同意搞“消费合作社”贸易，即官贸，互市贸易停止，官贸得到迅速发展。官商屡屡
13、被私商击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 世纪。18 世纪初，沙俄政府几经争取都未能与中国建立纯粹的官方贸易，这时期基本维持在俄国对华商务半官方和半私商性的状态下。 私商幸运地在两国边界建立的市场中发挥能量，值得一提的是恰克图私商掀起的繁荣性经历了两个多世纪都没有动摇。巧合的是中国官商也没有摆脱被私商战胜的命运，直到今天，民间经济往来仍然占据主流。甚至 21 世纪的中俄商贸活动也未摆脱官商脆弱的宿命。 2001年“中国商场”项目在有关高层亲自督导下，在中国商业部策划与运作下，在莫斯科开业，这些行为填补了长久以来中俄之间缺少高层商业往来的空白。然而，现在到过莫斯科的许多中国人还未曾去过这家门庭清冷的商场。
14、而那个被中国人称作 “一只蚂蚁”的伊兹麦伊洛夫小商品市场，2008年被查抄后的命运更被关注。一些人分析官方商业的代表 “中国的莫斯科商场” 项目的暗淡是因为进货渠道走正常的俄罗斯关税， 高成本推动了高价格。 这种解释存在一定合理性， 但这不是唯一理由。“私商强于官商”不是中国与独立 20 年的俄罗斯的独创。关于这个现象的合理解释是， 腐败是官商最终失败的原因。彼得时期官商就开始私藏收益，私下把官商所得放到自己口袋里，借官商活动搞私人商贸活动。因此，只有接纳官商与私商并存而不是相互替代，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现代进驻俄罗斯的中国商户酷似17 世纪俄国进入清朝的商队，似乎在弥补着在上个 300 年
15、鲜去俄国争夺对外市场的空白。这是否表明：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开放程度，与商业活动的客观扩张性呈正相关。然而，今天的中国民企在历史机遇面前美中不足的是俄罗斯频繁取消“市场”。以民商代替官商，或给民商扣上官商色彩的计划都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只有大力支持民商， 出台调整秩序的措施，才是顺势而为。三沙俄在搜集中国商业情报中找到了领土侵略的机会本文开篇提到， 沙俄与中国的关系开端始于商贸关系，而这个开端的原动力是商业利益还是领土扩张， 或者说这个开端的最终目的是商业利益还是领土扩张?这个疑问也许从沙俄在商贸活动中兼顾的“副业”中能揭开一些谜团。中俄商贸交往几百年， 沙俄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全方位的思维技能，那
16、就是在情报意识上的先决， 使得它在许多并不占优势的竞争中拔得头筹，尤其在追逐中国市场的过程中“意外”地找到了说服自己进行侵略战争的可行性依据。尽管商人们并不清楚沙皇在何时下达占领中国领土的命令，但积累情报的秘密使命贯穿了彼得大帝时期的对清朝的商业活动。18 世纪初，商务部给劳伦特朗克的训令中第8 条写道：“每年在商队启程时，领事应将其工作日志抄录副本一份存查，并将原件寄来。 领事亦应督促副领事从事广州将公务日志和情报一并寄来。在此等情报中，不仅包括有关商情，并应包括国家各项机要事务。 为便于此等重要商务活动， 兹检附密码表以供领事及副领事之用。” 14 第 10 条训令更为心惊： “任何俄罗斯臣民到中国后，应将其行程及沿途经历情况缮具书面报告，领事应搜集此等报告列入工作日志中寄送商务部。” 15 从商业情报中获得发动侵略行为的依据，寻找发动占领行动的可行性理由。情报的获取与管理的能力来自俄国有着雄厚的对外交往经历。尤其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