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案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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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法案例纠纷合同法案例纠纷篇一:合同纠纷典型案例一、重庆重铁物流有限公司诉巫山县龙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合江县杉杉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一)基本案情XX 年 12 月 1 日,原告重庆重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铁物流公司)分别与被告巫山县龙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翔公司) 、被告合江县杉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 、 煤炭买卖合同 ,同时三方还签订了补充协议 。前述三份合同、协议约定:由龙翔公司销售煤炭给重铁物流公司,重铁物流公司销售给杉杉公司,合同有效期为 XX 年 12 月 1 日起至XX 年 12 月 31 日止。交货方式为水路运输,龙翔公司销售给重

2、铁物流公司的煤炭到港后直接销售给杉杉公司,重庆物流公司委托杉杉公司对煤炭进行质量、数量验收。重铁物流公司、龙翔公司及杉杉公司三方还约定,在重铁物流公司未收到杉杉公司货款前,龙翔公司不向重铁物流催收货款,如杉杉公司拒付或拖延支付货款,则龙翔公司放弃要求重铁物流公司支付部分或全部货款。合同签订后,被告龙翔公司向原告重铁物流公司出具了 9 份水路货物运单和 32 份增值税发票(总额为 30 942 450 元) ,被告杉杉公司亦向原告重铁物流公司出具收货证明5 份。按照上述货物运单、发票和收条的记载,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共计有吨煤炭交易发生,依据合同的约定,被告杉杉公司应向原告重铁物流公司支付相应货款,

3、重铁物流公司也应向被告龙翔公司支付约定价款。而事实上,原、被告三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相关各方并无真实煤炭交易发生,也无相关货款的给付。在案证据证实, 签订合同时,被告龙翔公司和被告杉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系邱翔一人,而杉杉公司提交了法定代表人为陈祝增的营业执照,隐瞒了其公司和龙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邱翔的事实,尔后,邱翔伪造了 9 份货物运单,并授意其工作人员虚开 32 份增值税发票和 5 份收货证明并交予重铁物流公司,虚构了整个煤炭交易的事实。被告龙翔公司基于上述合同虚构煤炭交易,形成对原告 30 942 450 元的债权。原告以两被告恶意串通,以欺诈手段使原告在违背真

4、实意思的情况下与其签订相关合同为由,诉至成铁中院,请求判决撤销 XX 年 12 月 1 日原告与被告龙翔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 、与被告杉杉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以及与两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 。(二)裁判结果成铁中院认为,被告龙翔公司、杉杉公司故意隐瞒其法定代表人均为邱翔的真实情况,使重铁物流公司签订了前述合同和协议,并且通过伪造货物运单、收货证明,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手段,虚构了本不存在的煤炭交易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龙翔公司、

5、杉杉公司的行为与该项规定相吻合,应认定为欺诈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撤销,重铁物流公司关于撤销其于 XX 年12 月 1 日与龙翔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 、与杉杉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以及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判决:撤销重庆重铁物流有限公司 XX 年 12 月 1 日与巫山县龙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 、与合江县杉杉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

6、同以及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 。(三)典型意义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仅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整个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市场主体在行为时不欺不诈,尊重他人利益,保证合同关系的各方当事人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并不得损害社会和第三人的利益,才能更好的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市场主体的诚实、恪守信用,为市场主体提供了一种普遍的信赖,这种信赖是市场交易所必须的资源之一。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守诚信,违反合同约定,甚至采取欺诈手段,损害对方利益或对社会、第三人造成损害,最终扰乱市场交易秩序,影响整个市场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 本案中,被告龙翔公司、杉杉公司实为同一人控制的公司,但在与原告签订合同时故意隐瞒

7、了这一真实情况,使原告与两公司签订了合同和协议,并且通过伪造货物运单、收货证明,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手段,虚构了本不存在的煤炭交易事实。被告龙翔公司基于上述合同虚构煤炭交易,形成了对原告 3000 余万元的债权,从而到银行办理了保理业务,将此笔应收账款向银行转让进行融资,使得原告可能陷于被银行追索的风险,银行也可能陷于保理业务坏账的风险。两被告不讲诚实信用,其行为完全符合合同欺诈的认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原告撤销合同的诉请,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本案的裁判结果体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彰显了法院在制裁违约、打击欺诈、维护社会诚信的重要作用。二、陈某诉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山中心支公司人身

8、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基本案情陈某之父陈某康,因右肺腺癌于 XX 年 8 月 10 日入院治疗,至 XX 年 8 月 24 日病情平稳后出院。XX 年 8 月 25 日,陈某为陈某康在被告处投保了 8 万元的身故险和附加重大疾病险。陈某和陈某康均在“询问事项”栏就病史、住院检查和治疗经历等项目勾选为“否” 。两人均签字确认其在投保书中的健康、财务及其他告知内容的真实性,并确认被告及其代理人已提供保险条款,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合同解除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双方确认合同自 XX 年 9 月2 日起生效。合同条及条就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以及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进行了约定。XX 年

9、9 月 6 日至 XX 年 6 月 6 日,陈某康因右肺腺癌先后 9 次入院治疗。XX 年 9 月 11 日,陈某康以 XX 年 3 月 28日的住院病历为据向被告申请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保险公司经调查发现,陈某康于 XX 年 3 月 10 日入院治疗,被确认为“肝炎、肝硬化、原发性肝癌不除外” ,因此被告于XX 年 9 月 17 日以陈某康投保前存在影响该公司承保决定的健康情况,而在投保时未书面告知为由,向原告送达解除保险合同并拒赔的通知。陈某康、陈某于 XX 年 10 月 24 日诉请判令被告继续履行保险合同并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 3万元,后在二审中申请撤诉,二审法院于 XX 年 12 月

10、18 日裁定撤诉。XX 年 3 月 11 日至 3 月 14 日,陈某康再次因右肺腺癌入院治疗,其出院诊断为:右肺腺癌伴全身多次转移(期,含骨转移) 。XX 年 3 月 24 日,陈某康因病死亡。原告陈某遂诉至法院,请求被告给付陈某康的身故保险金8 万元。(二)裁判结果一审法院认为:投保人陈某在陈某康因右肺腺癌住院治疗好转后,于出院次日即向被告投保,在投保时故意隐瞒被保险人陈某康患有右肺腺癌的情况,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依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保险人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因上述解除事由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已发生,且陈某康在 XX 年 9 月 6 日至 XX 年 6 月 6 日期间,即合同成立后

11、二年内因右肺腺癌先后 9 次入院治疗,却在合同成立二年后才以 XX 年 3 月 28 日的住院病历为据向被告申请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又在陈某康因右肺腺癌死亡之后要求被告赔付身故保险金 8 万元,其主观恶意明显,该情形不属于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的适用范围,原告不得援引该条款提出抗辩。被告自原告方向其申请理赔的 XX 年 9 月 11 日起始知道该解除事由,即于 XX 年 9 月 17日向原告送达书面通知拒付并解除合同。原告未在三个月异议期内提出异议。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双方合同已于 XX 年 9 月 17 日解除。原告以 XX 年 3月 24 日陈某康因病死亡为由诉请被告支付保险金

12、 8 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原告陈某的诉请。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张,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保险公司不能解除合同。法院认为,从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看, “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的前提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后新发生保险事故。而本案中,保险合同成立时保险事故已发生,不属于前述条款适用的情形,保险人仍享有解除权。被保险人、受益人以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进行的抗辩,系对该条文的断章取义,对此不予支持。另外,被告已于 XX 年 9 月 17 日发出解除通知,而原告在三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双方合同已于 XX 年 9 月 17 日解除,上诉人于 XX 年 3

13、 月起诉,其诉请不应支持。因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典型意义1.本案中投保人未如实告知投保前已发保险事故,保险合同成立两年后请求理赔,应否支持的问题,尚属于法律空白,若机械援用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将变相鼓励恶意骗保行为。为此,本案在权衡保障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良好保险秩序后作出了裁判,为类案处理提供了经验。2.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对将来是否发生保险事故具有不确定性。但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前已发生投保事故,随后再投保,其具有主观恶意,系恶意骗保的不诚信行为,并违反保险合同法理,此时不应机械性地固守不可抗辩期间的限定,应赋予保险公司解除权,且两年不可抗辩期间适用的前提是保险合同成立两年后

14、新发生的保险事故,因此保险合同成立前已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不应赔偿。本案的裁判,对于遏制恶意投保并拖延理赔的不诚信行为,规范保险秩序,防止保险金的滥用,具有积极作用。三、刘家花诉山东费县益客盛源食品有限公司养殖合同纠纷案(一)基本案情XX 年 2 月份,原告刘家花与被告益客盛源公司签订肉鸭养殖回收合同,合同上载明的结算方式为“车间屠宰完毕后,乙方凭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当批合同本、饲养日志、饲料单据、检疫证明、车间胴体过磅单到公司原料部按胴体出成率倒推毛重结算,无特殊原因交鸭数量不足 98%的,公司将按比例扣除乙方保证金并追究其违约责任。 ”合同签订后,益客盛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刘家花供应肉鸭

15、鸭苗,并于 XX 年 3 月 9 日回收刘家花饲养的肉鸭。刘家花向益客盛源公司销售肉鸭时,持当批合同本、饲养日志、饲料单据、检疫证明、车间胴体过磅单与益客盛源公司进行结算,益客盛源公司将刘家花持有的上述书证收回后,向刘家花出具收购结算单三份,结算单上载明的合同单价均为 。现刘家花认为肉鸭回收价格是按照合同规定的肉鸭结算时回收价格=上表约定回收基础单价元/斤-(4 元/只-签订鸭苗价格上表约定)的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益客盛源公司向刘家花出具的回收结算单上载明的肉鸭价格比按照合同规定的肉鸭结算回收价格少了元/斤。原告向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起诉,主张被告应当继续支付在回收肉鸭时所收购刘家花肉鸭共计少

16、支付的货款 12846 元。益客盛源公司以刘家花没有合同原件,双方未曾签订过合同为由抗辩。(二)裁判结果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中,虽刘家花未持有合同的原件,但是一方面,证人刘 XX、陈 XX 的证言证实合同原件为益客盛源公司持有。另一方面,益客盛源公司为肉鸭养殖户赊销鸭苗、饲料,从常理来讲,其不可能不与养殖户签订书面的合同以确保肉鸭的回收,否则益客盛源公司的经营风险过大。第三,同时起诉的其他六位养殖户也分别提供他们持有的合同复印件或合同照片以及证明合同存在的视听资料。综上,能推定双方签订过养殖合同,现益客盛源公司持有合同原件拒不提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 “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益客盛源公司未按合同中约定的价格回收肉鸭,属于违约行为,应继续支付刘家花剩余肉鸭款及其利息。据此判决益客盛源公司给付刘家花肉鸭款 127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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