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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的史略为何要用古文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迅速崛起的白话文，已渐成文坛主流， 但是一些从旧营垒里发出的夸饰文言同时贬低白话的论调，依旧不绝于耳。对 此，一向为推动白话文进程而大声疾呼并身体力行的鲁迅，给予严厉回击。 他指 出：“古文已经死掉了；白话文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因为人类还在进化。” （古书与白话）又说：“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 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 （ 无声的中国） 他断言竭力提倡古文的 甲寅周刊， “不过以此当作讣闻， 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 即使真将有文言白话之争， “我 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答KS君）。令人颇有些
2、不可思议 的 是，就在鲁迅称文言已经“死掉”、已经“气绝”，因而坚决反对复古逆流 的同时，他自己精心结撰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 却偏偏使用了奄奄一息、气数殆尽的文言。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悄然生 成是怎样的社会条件和心理因素促成鲁迅做出这样看似矛盾的选择？这 当中又包含着何等的文化信息与学术意义？围绕这一问题，从史略问世迄今，不少学者作家乃至莘莘学子，曾发表过若 干看法，但多系从不同历史背景出发所进行的文言白话孰优孰劣的工具性论争， 而未能涉及其中的深层蕴含与根本旨趣。 近年来，陈平原、欧阳健两位文学史家， 沿着不同的学术路径参与了史略何以用文言的研究，其开阔的视野、扎实
3、的材料、辟透的分析和超卓的识见，最终使这一研究呈现出崭新的境界。史略日译者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写道，当年，他曾就史略为何 要用古文请教过鲁迅， 得到的答复是： “因为有人讲坏话说， 现在的作家因为不 会写古文，所以才写白话。为了要使他们知道他也能写古文，便那样写了；加 以古文还能写得简洁些。 ”欧阳健恰是依据鲁迅的说法， 从特定语境出发， 对 史 略的选择文言，作了三方面的解析：第一，史略由鲁迅在北大等高校讲 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整理而成， 其传播对象主要是高校师生以及学界人士，而大 学从来就是势利之地，是讲究“出身”和功力的。鲁迅没有太多的学院背景， 但古文修养深厚， 选择漂亮的文言述学， 带
4、有炫技的意思， 足以令侪辈和后生咋 舌。第二，复古派文人既然嘲讽新派学人，是写不了古文才写白话，那么鲁迅 以精彩的文言写史略，便是对这种谬说的强力回击与有效拨正。第三，胡适 考证红楼梦、水浒传，撰写论短篇小说，勾勒中国古典小说的发 展线索，用的都是白话，鲁迅用文言写史略，可谓另辟蹊径，正好显示自己 治学非“用胡适之法”。此外，欧阳健还深入史略文本，结合具体例证， 分析和阐发了全书因使用文言所带来的多种优长，当然也包括某些缺陷（中 国小说史略批判体例篇文字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初 版），从 而在效果上肯定了鲁迅的主体追求。显然，这样的阐发知人论世，有理有据，自 有较高的说服力。与欧阳健的紧
5、扣语境，条分缕析有所不同，陈平原阐释史略的文言述学， 更注重从鲁迅的精神走向与主体追求入手。为此，他将史略的文言选择置之于鲁迅特有的创作观念、学术理想、文体意识、语言趣味、以及其怀疑立场与 抵抗精神等多维视线之下， 特别是将其与鲁迅笔下不时出现的文言写作、一贯主 张的直译原则联系起来，加以综合分析与周密考察，进而揭示了鲁迅作为文体 家在文学语言问题上的独特思路：“对应现实人生的小说或杂文，毫无 疑问应该使用白话；至于谈论传统中国的论文或专著，以文言表述， 或许更恰当些。 ”而在这一思路的背后， 则是鲁迅更为幽远的文化目光用 一种更讲究“体式”（论文、杂文）与“文体”（文言、白话）相协调，同时
6、也更注重民族传统与现代意味相结合的语言实践，为社会剧变中的文学史写作乃 至整个汉语表达，积累有效经验，探索可行之路（ 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 文学评论 2005年第 5 期）。应当承认， 这样的分析高屋建瓴而又见微知著， 其中所指出的史略文言述学的核心旨趣和根本动因，不仅还原了一代文宗 极为宝贵的精神遗产， 而且对抵制和扭转今日文史学界已成病患的“洋八股”倾 向，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当然，陈平原、欧阳健对史略之所以用文言的阐发，似乎也有可以继续讨 论之处。这集中表现在他们都认为：鲁迅自己所说的史略选择文言的另一 原因，即史略 序言所谓“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的说法，恐 怕不
7、属实情。 理由是：当年老北大有教师课前提交讲义，校方统一印制发给学生 的规定，教师本人无需为讲义印制而操心，因此，鲁迅“又虑钞者之劳”的说 法有些无从谈起。 其中陈平原还指出： 现存的小说史油印讲义， 内容虽然相对粗 略，但使用的仍是文言而非白话，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复缩为文言”，则容 易让人误解为存在着更为繁复的白话底稿。这里， 两位学者的推理有些简单化了。 事实上，围绕史略（讲义本称之为小说史大略）讲义的书写与印制， 至少有三个环节值得进一步探究和斟酌： 一、 鲁迅 1920 年 8 月 6 日接北大聘书， 同年 12 月 24 日开始授课。这期间的 4 个多月是他备课的时间，且一定会有最
8、 初的讲义形成。 而这时的讲义因为要考虑新式课堂的要求，所以一般应当使用白 话而非文言。沿着这样的思路推理，鲁迅在油印讲义时，出于减少承印者工作量的考虑，将 原来比较繁琐的白话缩为相对简约的文言，并非全无可能。 二、鲁迅的小说史课 程在北大和北高师几乎同时开讲。从鲁迅日记看，他的讲义稿最先寄往的不是 北大，而是北高师， 具体的邮寄时间是1921 年 1 月 21 日。这份讲义用的是白话 还是文言？北高师是否先于北大油印了小说史讲义，我们不得而知。而当年听 过鲁迅小说史课程的荆有麟则另有说法：“先生当时所用讲义稿， 根本不曾要 各校印过。是给先生出版的印刷所，依照了所排的版本样，用中国出产的水廉
9、 纸，单面印起来（水廉纸正面有亮光，背面粗糙）。”（鲁迅在北平教书） 所有这些当然不无矛盾与疑窦，但至少可以提醒我们，鲁迅小说史讲义的印制 过程，多有模糊朦胧之处， 并不是凭一条老北大校方代印讲义的规定，就可以否 定鲁迅自己某些说法的。三、 限于当时的办学和印刷条件，北大为教师和学生印制讲义，也不是件毫无 难度的事情， 至少鲁迅小说史讲义的初期印制便颇费周折。关于这点， 曾在北大 选修小说史课程并帮助鲁迅印过讲义的常维钧，留下了很具体的回忆（参见常 维钧回忆鲁迅先生和马蹄疾鲁迅与常维钧）。其中所披露的印制讲义 所经历的麻烦和辛苦，是足以让鲁迅“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的。更何况这“复缩为
10、文言”与增田涉转述鲁迅所谓“古文还能写得简洁些”的说 法，自有一种内在的衔接和呼应。陈平原、欧阳健围绕史略文言述学所作的阐发，大大拓展了该问题的研究空 间与认识深度，不过却没有穷尽其全部意义。在我看来，鲁迅之所以用文言写 史略，除了以上自己所说和他人领略的原因之外，还有另外的驱力与寄托， 这就是被鲁迅深埋于心底，但又几乎是无法消除的一种精神复调与文化纠结 尽管这些对于鲁迅而言，未必都有完全清醒和自觉的省察。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较多地谈到了文言与白话夹缝中的自己。 其中有云：“ , 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在进化的链 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窃以为，这“中间物”的概念，正可以
11、拿来诠释鲁 迅身上存在的语言选择的两重性。作为汉语发展变化的“中间物”，一方面，鲁 迅深知自己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或“反戈一击，易 制强敌的死命”。 为此，他勉励青年“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 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然而，另一方面，在心灵的纵 深 处， 尤其是在潜意识里，鲁迅又无法从根本上清除曾经孕育了自己文化血脉、 奠定了自己精神根基的古文言；相反，它像一种生命的底色或元气， 不仅“耳 濡目 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而且潜移默化，无形中酿成了一种奇特记忆 场景。请看鲁迅文言小说怀旧里的文字：彼辈纳晚凉时，秃先生正教予属 对，题曰：“红
12、花。”余对：“青桐。”则挥曰：“平仄弗调。”令退。时予已 九龄，不识平仄为何物，而秃先生亦不言，则姑退。思久弗属，渐展掌拍吾股 使发大声如扑蚊，冀秃先生知吾苦，而先生仍弗理；久之久之，始作摇曳声曰： “来。”余健进。便书绿草二字曰：“红平声，花平声，绿入声，草上声。去 矣。 ” 余弗遑听，跃而出。秃先生复作摇曳声曰：“勿跳。”余则弗跳而出。多 年之后， 同样的场景又出现在鲁迅杂文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 之中：从 前教我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 晚， 只是读，做，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处在那里， 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
13、与否，大家听天由命。但 偶然之间， 也会不知怎么一来真是“偶然之间”而且“不知怎么一来”， 卷子上的文章， 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 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处所多起来 了。于是学生满心欢喜，就照这样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过是“照这 样”做下去， 年深月久之后， 先生就不再删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 “有书有笔，不蔓不枝”之类，到这时候，即可以算作“通”。这两段文字一为描写，一为讲述，体式虽有区别，但内容却异曲同工：均把作家 当年经历的私塾教育，表现得妙趣横生，暖意融融。而这种妙趣和暖意分明透 显出作家对文言的眷恋与深情要知道，在某种意义上， 私塾教育就是文言 教育啊！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即可断定，鲁迅用文言写史略是包含了一些 怀旧成分在内的，是他那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在外界多重诱发下的正常流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只是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这一点被匆匆赶路的现代人忽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