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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逆水行舟，不进则亡辛亥就好比一个空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在大主题下，你可以大谈民 主共和，我也可以大谈宪政改良。 左右两派也算是集聚一堂了。随着相关史料的 充实及争议扩大化，关于辛亥的研究也开始受到民间的关注。而我，正是在辛 亥，摇荡的中国 这本书的叙述下激发了对辛亥史的兴趣。张鸣先生的这本杂感 不仅开启了我的新一个阅读方向，也使我对辛亥有一个更深入的思考。 偶然点起的星星之火，竟燎满整个神州。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两个月，有十 五个省份纷纷宣布独立。 清王朝最终在南北妥协中和平黯然地交出政权。孟子云： 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 在最后的十年里， 清政府的立宪失败固然让人扼腕叹 息，但是，对
2、于清王朝内部认同感的瓦解更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回味。 第一，地方对于中央的权力认同感瓦解。这主要归结于集权努力的失败。所 谓的集权，并非指专制独断， 而是指决策权在中央层面的集中及落实到地方层面 的有效性与权威性。一个小农社会总是期望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进行组织运 作。而古代中国莫不是存在着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从封建制到郡县制， 再 到三省六部制，内阁制，设军机处，自古以来，中央集权尤其是皇权就有不断强 化的趋势。 到了近代，坚船利炮轰开了久闭的国门。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清政府丧失 了核定关税这项国家主权。 关税无法自主制定， 致使财政收入无法独立， 使得中 央政府在实施正常国家职能与推进新政
3、的过程中受到一定约束，从而降低了对地 方的实际控制力。另一方面，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叛乱过程中，享受惯了的八 旗、绿营军遭到重创，使中央无兵可用，不得不进行军权的下放。以湘军、淮军 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也因此得到了发展扩充；另外，地方政府在镇压过程中采用厘 金制度，这一灵活性的筹饷方法既保证了必要的战争费用，又保证有相对充裕的 资金将“自强”的口号落实到实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平衡开始被打破。 地方开始做大做强， 势必导致地方政府独立性灵活性增强。 “东南互保” 这一 事件的发生， 打破了两者心照不宣的默契，达到了地方势力发展的最高峰。当慈 禧在世时， 尚存在这样拂逆中央命令的情况。而这一威权式
4、人物的去世， 更是加 剧了中央集权的式微。 所以，在新政时期， 政府更加注重权力再分配的做法也是 一件很正常的事， 倒是对地方势力的发展听之任之，反而使时局事态更为不可控 化。在李鸿章、 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的去世之后，能够让清政府有所忌惮的便是袁 世凯及其北洋集团了。 载沣随后以足疾为借口， 令袁世凯开缺还籍。 从表面上来 看，清政府罢免袁世凯，收到了权，自身政权也不再受到威胁。可实质上，北洋 六镇依然没有被政府真正掌握，集权之努力落了空。袁世凯在“隐退”之后，新 政改革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支撑，而新的威权人物的树立又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 在这一时间差中，自上而下的改革陷入困顿，革命的倾向再次复燃。
5、 第二，满汉民族间认同感的降低。在早期，清王朝之所以能够扎根于中国，关 键在于对汉族精英进行一定的拉拢。满族是统治阶级， 汉族是被统治阶级。 清政 府为了政权的合法性，接承所谓的道统，以科举考试的形式选拔吸收知识分子， 使其进入统治阶级。 随着利益的趋同和共享， 原本不可调和的矛盾逐渐得到结构 性的消化（非消失），政局也得到平稳发展。我们从黄宗羲对清王朝的一些态度 上也能略窥一二。 满汉共治的良好局面， 至少使民族间不再相互排斥仇视。满族 政权基本得到汉族的认可。 在清朝，三院六部的官职一般设满汉各一，其实这相当于一种约束机制。通过两者的制约平衡， 使无论是满族还是汉族官员都无法进行独断，规避
6、了其中一种 势力独大的局面，使皇权得到最终提升，客观上体现“满汉平等”。到了近代， 满汉民族间的矛盾地位暂时下降。为应付紧张的国内国外局势， 决策者重用汉族 精英，进行维新自强，这使清王朝在同咸期间出现“中兴”迹象。而到了新政时 期，改革上多仰仗汉族官僚的局势被打破。溥伟、端方、良弼等满族亲贵站上了 历史的舞台，对清末政局走势起到积极作用。 新政最大的亮点莫过于立宪。而对于立宪，我们并不能排除清政府借分权行 收权的可能。 1911年 5 月 8 日，清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制。13人中皇族成员就有 7 人，史称“皇族内阁”。有人讲，无关乎身份地位，只要能力出众，进入内阁 又何妨。的确，少壮派们既有过
7、出国留学也有过考察各国宪政的经历，被证明有 一定实力。但是，且不说它不符合国外立宪政体的规矩，它也直接违反了1908 年清政府于 1908 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的规定。民族间的矛盾再次暴露出来。 革命，最大的理论基础在于民族主义。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这里的民族 主义主要指汉族的排满心理。 而皇族内阁的颁布， 表现出在国家转轨之际， 满族 摆脱不了维护特权群体利益的倾向。 这恰恰证明革命党之前所坚持的那样满 清无意进行真正的改革是有先见之明的。原先被立宪压住的革命理念一下子 有了某种优越感。 而原先拥护立宪的人开始倒戈，革命的势头占了主导地位。 革 命渐入人心，之后政府的改革措施颇显被动
8、，满族政权渐渐不得人心。 第三，人民群众对于政府的认同感瓦解。这里的人民群众有多种内涵：知识 分子、士绅、或者底层百姓。正如刘锦藻所说， “行之不善，竟召大祸” ，由于政 府决策的失误（错误） ，损害到自身利益时，人民群众开始渐渐不再支持拥护政 府的决定，甚至不时有抵触行为的发生。这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向背的倾向。 1901 年 7 月，刘坤一、张之洞联衔上书“江楚会奏三疏”。第一疏论就提及 教育体制改革，不过话语较为谨慎：改八股为策论，是“变科举”。可局势的变 化迫使清政府作出更加实质性的改革。此时的中国需要培育新式的人才以实现自 身建设的需要，为了大力推进学堂教育，清政府于1905 年决定废除
9、存在1300 多年科举制度。就这一问题，清政府的态度是非常审慎的。一方面，这种不符合 时代发展要求的制度的确需要进行改变；但另一方面，这一制度的废除又终将直 接关系到自身的阶级基础。 平心而论，科举制度的废除客观上促使社会人才向科 学技术、工商实业、新军制造、思想启蒙等领域上流动，形成阶层的多元化。价 值选择的多样化也将使得学子经世致用的理想不再成为唯一目标。诚如张鸣先生 所说， “他们对政府的向心力没有以前那么强了。”不再与传统政治相挂钩的知识 分子，不再可能成为体制内的肉食者， 享受到既得利益。 而由于谋生能力的缺失， 士人的地位较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而今，科举废除又会对这些以考试为生的人以
10、 毁灭性打击。 并且，这一举措封闭了社会阶层流通的重要渠道，清政府的阶级基 础变得越来越小，对政局的稳定显然是不利的。 或许是没有了谋求功名的牵绊，一些儒者们开始抛弃成见，仔细端详起处在 世界另一端的文明。他们发现，一代代士人们所追求的“大同”理念竟然在一个 叫美利坚合众国的地方得到了体现：美国的国父， 乔治华盛顿的不再谋求连任 的行为与五帝时代里的尧舜禅让的这种行为不谋而合。这些儒士们把多对制度的 不满转化成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崇敬心理。只有打破这个旧制度，国民才能自由， 国家才能民主。革命的思想应运而生，为清王朝政权的推翻提供理论基础。 再说士绅。中央与地方的实力发生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庙
11、堂与民间的实 力变化。面对交织在一起的内忧外患，清政府的首要目标是“自强”、 “保种” 。它在社会基层领域的势力与威望逐渐由士绅们所取代。士绅们承载着“修身齐家” 的儒家信条， 承担着对一乡一族进行传统教化、开启民智的使命， 很大程度上代 替了清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职能。他们既充当着权力组织结构中的缓冲器，也是 保持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随着商品经济在华的渗透， 士绅们在资本原始积累完 成的情况下，把角色转变为商，实现士与商的统一。他们开始办实业、办教育， 逐利与救国并行不悖的存在于他们身上。在经济上的利益得到满足之后， 士绅们 开始从政治利益上分得一杯羹，与朝廷共享主流话语权。 作为体制中的产
12、物， 士 绅们不希望政局发生较大变动以影响他的既得利益，但他们又深觉得国家需要有 温和的渐进的改革， 这样国家才能富强， 自身利益才能进一步得到深化。 在 1890 年，汤寿潜在危言中介绍西方的制度，“泰西设议院，集国人之议以为议” ， 其中就蕴含着对立宪主义的思考。相比暴力革命， 英国过去的那种不流血的光荣 革命让士绅觉得更有操作性与可控性，同时有利于得到更多的权力。 在预备立宪时期，士绅们在咨议局中担任预备议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得到 进一步调动。 咨议局虽受到督抚的权力约束，但仍有士绅表现出儒家风骨，为社 会的整体权益进行据理力争。士绅集体的崛起，对国家建构产生重要影响。 士逐于义，商逐于
13、利。清王朝在建立责任内阁上的不严肃，使局势陡然发生 变化。无论是出于义还是利， 士绅很难对清政府进行身份认同，于是开始支持同 情革命。士绅的加入使得革命的队伍质量规模得到扩大。他们成为推翻清王朝政 权的一股重要势力。 至于人民群众。 传统百姓们往往很知足， 只要收成好一点， 有饭吃，有衣服穿， 家庭和满，便可以了。倘若日子过得安安稳稳，谁又会冒极大的风险去革命呢。 革命永远是逼不得已的下下之策。在近代，有大大小小的不平等条约的款项需要 百姓分摊；推行新政的必要资金也同样需要来自于百姓的税收。一次次的敛收行 径挑战着百姓的忍耐力。 在改革的攻坚时刻， 每一个政策都会影响到千千万人的 生计，群体性
14、事件的发生达到高潮。直到内阁颁布铁路国有化政策，把民间集资 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 彻底使民意喷薄而出。 先不讨论政策的动机是否纯 正，但仅就政府强硬的态度，使得事态愈演愈烈。其后，会党与革命党的势力介 入其中，壮大了声势， 直接催化加速了一个王朝的覆灭。学者伍小涛说清末新政 是一个帕累托改进逐渐饱和的过程。事实上，清王朝一直在小心翼翼的减少百姓 的福利，来实行它的新政改革。 在这一现代化实施过程中， 如果再要改善某些人 的境况，就必然使得其他人的福利受损。我想，改革若只为一小撮牟利，则必然 要接受调整和变动的命运。 最终，武昌一举，八方应之。一场低烈度的革命终结了大清国运，也终结了 绵亘
15、 2132 年的帝制。在主流话语中，我们把晚清时期的社会定性成一个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社会。为了推翻这个黑暗腐败的清政府， 缔造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 广大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 发动了一次次的起义革命， 终于换来革命的胜利果 实。这是一条叙述主线。 也有另外一条叙述主线，即清政府在内外忧患中进行一系列改革，开启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这两条主线分别以政府主体和革命群体两个维度进行叙述， 故有一定的排斥性。 但同时矛盾之间存在一定转化。 而清政府与革命者的行为决 策就是这么一个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过程。这两种行为共同支配指导着着晚清最 后十年来的发展走势。 我们常说的立宪与革命， 就是这两条主线浓
16、缩出来的两种 价值取向。而这两者的势力随着事态的发展而此消彼长。每当立宪进程转向良性 发展时，革命心理就会产生一些动摇；相反，革命愿望高涨时，恰恰体现改革进入停滞状态。 辛亥年就是这么一个停滞时期。 随着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出台以及在 “铁路国有” 上的失策， 国家的制度改革失去了大批立宪党人的支持。最终立宪 败给了革命。 张之洞临终前感慨道： “国运尽矣，概冀一悟而未能也。 ”他很清醒清王朝终 将走向灭亡的命运。 清王朝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国外局势，仿佛逆水行舟， 极为 困难。清王朝不能审时度势，终导致认同感分崩离析，不再具备政权的合法性。 面对这一王朝的终结，我们还是要抱以历史的温情，努力体会其中的经验教训， 起码这对当下是有很大意义的。现在的我们需要好好反省，好好努力。 胡适语， “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我想，读史的目的就是把那些涂了 好几层的， 或黑或白的染料给一一涂抹下来，还原历史最本始的面目。 只有这样 的历史才是立体的，才是有血有肉的，也才是有趣的。在去脸谱化的过程中，也 是在锻炼我们独立思考、解决现事的能力。我想，素颜的历史未必“有意义”， 但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