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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光先与清初“历案”的再评价谢景芳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曾经发生了一场大案；清初天文历法之争。康熙三年（ 1664），在杨光先等人的参劾下，西洋传教士汤若望被判处死刑（后释放，不久病死），利类思、安文思和南怀仁被判充军；李祖白等五名中国官员被处死，一时朝野震动。 四年后，“历案” 重翻，接替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的杨光先又被南怀仁参倒，免死发回原籍，病死归途。事情似乎即告结束，然而在320 余年之后，在改革开放、文化反思热潮中，“历案”再成焦点，杨光先一句“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不仅使其臭名昭著，且被目为中国士大夫盲目排外、顽固守旧的典型。凡中西文化交流、文化传统反思的著
2、述，几无不口诛笔伐、痛加抨击，甚至斥之为“无赖”、“市侩”，说杨光先患了“红眼病”，其一生是“不光彩的一生”等。1 （P195-200）；2（P18-19）；3 （P84-87）；4 （P147-149） ；这种带有浓烈感情色彩的批判，是否符合历史实际，颇值得怀疑，不可不认真研究以澄清真相。一“历案”发生前后，杨光先在他的一系列著述中，对传教土所宣扬的造物主上帝及亚当、夏娃造人和万物，耶稣为“天主”的说法反复辩驳，开言即说：“噫，荒唐怪诞亦至于此哉！夫天，二气之所凝，非可造而成者也。设天果有天主，则覆载之内，四海万国皆天主所宰制，必无独主如德亚一国之理。”且其降生之前，天下“谁代主宰其事？”
3、5 （卷下） 并直接揭露传教士“合儒”、“补儒”之说是“援儒而谤儒。 历引六经之 上帝 ，断章以证其为， 天主 ”。5 （卷下） 应该说，尽管儒家学说本有天与天命之说，后世也做了大量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解说，但中国人始终有着对天的双重认识，既认为天有神圣的一面，倡导要顺天、畏天，又有将天视为自然的一面，主张“人可胜天”。因此，当明末基督教把天当做纯粹造物主和全能上帝的思想传入后，立即遭到普遍反对。 比如明末钟始声便就此批驳说：“苟能于一事一物之中见太极易理之全者，在天则为上帝，在鬼神则为灵明，在人则为圣人 , 倘天地未分之先，先有一最圣者为天主，则便可有治而无乱，有善而无恶，又何俟后
4、之神灵圣哲为之裁成辅相；而人亦更无与天地和德， 先天而天弗违者矣。 ”6 （四卷下， P1227）除钟始声坚决否定天主的存在外，许多知识分子也从多角度提示了中国儒学的天命与天主教的天主之区别，指出中国的“天即理也、道也、心也、性也”；指出构成世界的太极，即理气，并无灵知觉明，无法为万物主宰，“若万化定有主宰，则化善不化恶，但化乐而不化苦”。杨光先也说：“天主造人，当造盛德至善之人，以为人类之初祖，犹恐后人之不善继述， 何造一骄傲为恶之亚当，致子孙世世受祸？且其子孙中又有圣、有贤、有智、有仁，不尽亚当之所为，又何人造之哉？天主下世救之，宜过化存神，型仁讲让，登一世于熙皋，其或庶几，乃不识其大而好
5、行小惠，惟以疗人之疾、生人之死为事，又安能救一世之云礽，去恶而迁善，以还造化之固有哉？”5（卷下） 由此可知，杨光先对天主教的批判尽管驳辩有力，基本仍不出明末诸儒的立论范围。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方面也是如此。杨光先认为：“吾儒以天秩、天序、天伦、天性主教。”而“天主教不供君亲，是率天下而无君父者。”“天主耶稣以犯法钉死，是莫识君臣；耶稣之母玛利亚有夫名若瑟，而曰耶稣不由父生，是莫知父子。何颠倒之甚也。”在这一点上，杨光先确实已揭出中国人之所以不能接受天主教的根本原因。佛教之所以可以为中国人接受，主要就在于其宗旨与中国人的伦常观念相合。杨光先说：“佛经言供养千群支佛，不如孝堂上双亲，尚知父子。”
6、“释氏销罪、崇善、去恶”，而天主教“但以奉耶稣母子者即升之天堂，不奉者即入地狱，使奉者皆善人，不奉者皆恶人，犹可说也；苟奉者皆恶人，不奉者皆善人，不已颠倒赏罚乎？”在杨光先看来，天主教的荒谬固不值一驳，但天主教的无君无父尤其不可容忍。天主教的教义不仅能混乱中国人的思想，简直就是不乱人之国不已。必须承认， 天主教传入后，在中国思想界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它直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治国理论和社会秩序。对这种冲击的后果，不仅在于其不符合中国传统，更在于人们很难找出其有益于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 传教士的使命及天主教的排它性，视一切其他宗教为异端的征服特征，也已被中国知识界所洞察。如果承认天主教亚当、夏娃创造
7、人类，如果如传教士所说， 中国儒家经典中的 “天”即是天主教的“天主”，那么中国“历代之圣君、 贤臣是邪教之苗裔， 六经、四书是邪教之微言，将何以分别本朝之君臣不为苗裔乎？”5（卷下） 这对已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来说，当然难以保持沉默！因此，杨光先对天主教徒、历法官员李祖白在 天学传概 一书中公然持此种论调， 竟有人随声附和，感到怒不可遏。指出：在明末，崇尚西方天算之学的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冯应京、樊良枢等人，虽然曾为西历、西人所制造仪器著述介绍，却并未为耶稣像和关于天主教的书进行宣传。而汤若望等人虽然进行宗教宣传，曰“男女各一以为人类之初祖，未敢直言覆载之内胥其教之子孙”。一些教徒
8、竟如此肆无忌惮，“亦至此哉！”“岂止亡而已哉！” 5 （卷下） 以本来毫无根据、荒诞不经的教义蛊惑人心，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和民族情感，杨光先的反驳当然不仅是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更不是愚顽守旧和盲目排外问题，其实质已反映出西方早期殖民活动中的对外宗教和文化侵略在中国土大夫阶层所引起的抵抗。因此。自明末的“南京教案”到清初的“历案”，虽其间易代鼎革，既然满洲贵族仍然坚持以儒家为治国的根本，汉族士大夫便不可能在危害需家治国理论、攻击名教纲常甚至伤害中国人自尊又傲视中华文明的天主教教义的宣传中保持沉默。就清初的形势而言，士大夫攻驳天主教的声势已远不及明末，如杨光先者并不多见。尽管杨光先不遗余力、激切陈词
9、，也远末过明末的抗辩深度。 这并不表明士大夫对天主教的默认和接受，恰恰证明了清初政治格局的巨变对拒斥天主教的思潮发生了重大影响。满洲贵族的统治稳固后，对传教士仍持礼遇态度。投鼠忌器，士大夫们不敢贸然对天主教发动攻势， 在士大夫心中， 满洲贵族入主中原， 已是“用夷变夏” 、“天崩地解”的“亡天下”巨变。令人胆寒的民族高压政策使他们不得不易服辫发， 已很少有人敢于在朝堂上公然拒斥传教士的“邪教”和 “夷风”。7 （卷下） 明末对传教士的那种排外情绪受到了很大的压抑，绝大多数朝官和士大夫相率噤口，只有少数在野的士夫。暗暗在沉痛的思索中，继续揭橥“夷夏之防”的古训，寄托着民族情感。正因如此，杨光先敢
10、于公开抨击当时清廷宠任有加的传教士汤若望，显得如此显眼和特立独行，被当时个别人视为“市侩”，疑其为政治投机，也就不是为怪了。二其实，就杨光先来说，在极其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敢于重新揭起驱逐西洋人、维护道德和民族尊严的旗帜，并不是冒险莽撞之举，他确实利用了当时清朝政局变化的时机。明社既屋，战乱相寻，西方传教士利用宫廷士夫对其天文历算之长的欣赏，寻机兜售其教义的企图，显然已成泡影。传教士为保全性命纷纷南下。汤若望也已感到无望，但他并不甘心，仍留在北京寻找机会。应该说汤若望重又受到清廷的赏识，在客观上得力于清王朝入主中原后的招降纳叛政策。 汤若望既愿意 “服侍新朝” ，自然一例受到优待。在主观上，他所
11、从事的制历工作对清王朝来说仍是十分需要，因为“圣朝定鼎，天运已新”，准确的天文测算和精确的历法可昭示王朝继统之正。正因如此，汤若望等传教士的命运开始转机。且新王朝的统治者本身已被汉人视为“夷人”，主观上并不歧视这些“西夷”之人。顺治帝便认为：诸传教士“来自西洋，涉海十万里”，“适当（朕）正位凝命之时， 首举治历明时之典。 , 岂非天生斯人，以待联创制历法之用哉！ ”8 ；9 （P144） 因此，顺治年间，汤若望受到了极端的礼遇。顺治二年（ 1645）十一月，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成为中国历史上钦天监的第一位洋监正和正式职官。以后又加大仆、 太常寺卿衔，敕赐“通玄教师”，封赠三代。甚至取得了
12、当时在相当程度上操纵政局的顺治帝的母亲、 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的敬重，被顺治帝尊称为 “玛法”（满语：老爷爷之意）。在顺治帝执政后期，他在朝中许多重大问题上都能参与意见。仅顺治十三、 十四两年间， 顺治帝亲自到汤若望住处访问即达24次之多，而汤若望入宫拜见顺治帝则更加频繁。几年中，汤若望上呈的奏疏、禀帖就多达三百多件。9（P144） 俨然宫廷洋顾问。在顺治帝因患天花突然去世前夕，他与皇太后一块儿成为决定康熙帝继位的相当重要的人物。可以说， 汤若望是明末清初中国宫廷中最有影响的西洋人。尽管汤若望无法左右顺治帝尊崇佛教，改信天主教，但以其在宫廷中的地位和影响， 可使他的传教事业顺利开展。这必然使那些
13、担心天主教在中国泛滥的汉族士大夫忧心忡忡，因为汤若望已成为 “每个信徒的根据地和隐蔽所” 10 （P111） 。以杨光先请诛邪教状中所提示的情况看，当时“耶教开堂于京师宣武门之内、东华门之东、阜城门之西，山东之济南，江南之淮安、扬州、镇江、江宁、苏州、常熟、上海，浙之杭州、金华、兰溪，闽之福州、建宁、延平、汀州，江右之南昌、建昌、赣州，东粤之广州，西粤之桂林， 蜀之重庆、 保宁，楚之武昌， 秦之西安， 晋之太原、 绛州，豫之开封， 凡三十窟穴。 而东粤之香山澳， 万人盘踞其间， 成一大都会，暗地往来” 5 （卷上） 。“在 1651 年到 1664年，也就是沙尔（指汤若望，其原名为约翰亚当沙尔
14、冯贝尔，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在华工作的最辉煌时代，据一位编史者统计，此期间有十万五千名中国人信奉天主教”10 （P112） 。在杨光先看来，这种西教的扩散，“正非中国之福”。如欲遏制天主教势力在中国的扩展，实在只有抑制汤若望权势的发展。第一个向汤若望发起攻击的是钦天监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顺治十四年（ 1657），他举劾汤若望有天算错误，经验证是他自己有误，被治以“诈不以实”之罪，险些处死。既然朝官再无人敢撄锋抗辩，杨光先不得不以在野之身、不计利害地揭示汤若望等传教的本质。但考虑到顺治帝对“西洋之书，天主之教，朕素未览阅，焉能知其说哉”9（P145） ，看中
15、的只是西人的天算之长，他著辟邪论三章，驳斥基督教之非，指出：传教士的目的并不在于向中国贡献其天算之学，而在于以天算为手段骗取信任，以售其传教之“奸谋”。国中之人如“只爱其器具之精工，而忽其私越之干禁”，就无异于“爱虎豹之文皮，而豢之卧榻之内”。甚至说：“非我族类，其心必殊。”5（卷） 次年年底，他又向礼部呈 正国体呈 ，控告汤若望借大清之历以张西洋，借西洋新法阴行邪教。 在时宪历书 封面上题写 “依西洋新法” 字样，“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而明谓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而且要警惕这些人“呼朋引类，外集广澳，内官帝掖，不可无蜂虿之防”。5（卷上） 但当时顺治帝正倚重汤若望，虽未治罪于杨光先，其呈
16、文却如石沉大海，未被理睬。虽然如此，杨光先著辟邪论的影响越来越大。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和教徒钦天监监副李祖白等便著天学传概 一书予以反击，其中公然申明天主教超越一切宗教；国人都是基督的后裔；四书、六经只是“天学之微言法语”。此书一出，立即在杨光先等一些士大夫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利用顺治十八年七月顺治帝已经去世，年幼的康熙帝即位之机，杨光先再上请诛邪教状，受到四辅政大臣的支持。康熙三年，“历案”成立，次年汤若望等被罪下狱。由此可知，“历案”之争本不在历法之是否有误，其实质仍在反对基督教对中国传统宗教、伦理和治国理论的冲击，反对西洋人的渗透而暗示“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利用清政府帝位传承之机和统治集团内部政争的矛盾以达到上述目的。尽管士大夫们的排外有一定的盲目性，但这种盲目性不仅仅在于维护传统，倒是很清楚地表现为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政治色彩。在满洲贵族一统天下的清初，维护传统、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