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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和人文桂苓我的祖上留有一本厚厚的族谱，祖父生前一直把它恭供在老宅正房大厅的八仙桌上，他记载了刘姓家族的一支久远而顽强的生命轨迹，传至我在的 “恆” 字一辈已是28 世了。 当公元 15 世纪西方世界从文艺复兴的曙光中开始强劲攀升，明正德皇帝即位后虽励精图治仍遏制不住老大中国的急速衰落，我的祖上正为躲避战乱挑着担子逃亡在从河北栆强县到山东的途中；当公元 1644 年面色黝黑、 衣衫褴褛的李自成的农民军杀进北京城，崇祯皇帝自挂煤山，虎视已久的清兵在一月后马踏长城，挥师入关，延续了276 年的明王朝寿終正寝时，逃至鲁北长白山下定居的刘姓二兄弟的后裔已繁衍至七世，成为当地一大旺族，正在
2、迎娶当地簪缨之家耿氏长女为媳，刘耿联姻，成为刘氏家族史上兴旺发达的一大转折点。当 1939年在风雨飘摇中的国立西南联大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在日寇飞机轰隆隆的扫射、轰炸声中唱起“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校歌，蓄须明志的闻一多先生镇静自若地在简陋的教室里讲授庄子 楚辞时，祖父刘玉田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他化名刘润生正在秘密战线上从事锄奸工作，14 岁的父亲则从山东沿胶济线乞讨到济南府投奔已发迹为资本家的大舅；当 1990年中国学界几大门派挥舞着解构、重建、批判、拯救、忏悔、苦难、理念、精神、启示等利器方战犹酣时，重病在身的枯瘦的祖父正拄杖站在大年三十黄昏的寒风中，等待儿孙回家团圆。直
3、到喜庆的爆竹炸烈在向晚的乡村空气中，祖父才长叹一声，走进老屋长久沉默不语。当我在新年元日赶至祖父病塌前，祖父已在弥留之际，于两日后撒手人寰。祖父拄杖远望盼归的身影及那一声无望的长叹，成为撕扯、折磨我心脉的永久的愧疚与痛悔。当我在祖父逝去十年后途经故乡小停，祖父的坟茔已隐没在一片茂盛的麦苗之中，了无痕迹。而这个临近渤海湾黄河入海口的刘姓村子已繁衍达两千多人，依然贫穷的让人落泪。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历史和人文。而长久以来，触目皆是的是齿轮般整齐划一和悼词般精确冷漠的由时间、地点、事件、人物简介和生拉硬拽的意义组成的高高在上、道貌岸然的印刷体历史和生硬冰凉、营养不良的后现代人文术语，它们上帝般正襟端坐，
4、真理在握、面无表情地发号施令，蚕食鲸吞我短促的生命和稀薄的脑细胞，强奸我的意志和思想。而理智和为人的尊严又使我本能地拒绝这些大而无当、貌似深刻的真理的布施，拒绝变成一个僵硬机械的的接受者和鹦鹉学舌般的重复者。对那些历史拐弯处和人生重大关头所呈现出的即有公理、定义和用华丽的词藻、苍白的语言堆砌成的所谓意义，我已然失去了应有的热情和关注，我甚至怀疑它们的真实性，怀疑它们是否真的存在过，怀疑它们的真正价值。当将军挥剑南天指，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沙场接受欢呼和朝贺弹冠相庆时，一个叫刘二的生命已战死沙场，永远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而他唯一的亲人，那孤独而顽强活着的白发亲娘仍不断地整修破败的老屋，等待唯
5、一的儿子回来娶妻生子，传宗接代。那些作为历史转折点的胜利的欢呼声，与支撑一个母亲活下去的唯一希望丧失后绝望的哀号，哪个更真实， 更令我们心惊？一次改变历史流向的胜利，真的比一个个生命的消失，一个个母亲痛及骨髓的绝望重要？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届政府、甚至一个部门、一个人为在官修的大传中占据可忽略不计的一行或几个数字而耗费天文数字的人、财、物时，你知道一个叫李四和王六的男人正蹲在贫瘠的地头为全家的一日三餐和娃儿下学期的三十几元的学费苦思冥想、一愁莫展么。那些试图强行进入历史窃据一隅的惊人的浪费与一个个直面生存的危机，哪个更值得关注。当几个饱食终日者为一个位置、几点利益或为表层浅薄的虚
6、荣而绞尽脑汁、坐卧不宁，甚至磨刀霍霍、你死我活时，在不为人知的寻常阡陌的普通人家，正为一次伙食小小的改善或一次亲人的久别团聚而举首额庆，流下激动幸福、心满意足的泪水。那切齿的磨牙声与发自内心的喜悦，哪个更悦耳动听，令人欣慰、舒畅？我面对的历史庞杂而散乱，遥远而飘乎，冰冷而生硬，陌生而苍白，在远处黠着眼睛，闪着老谋深算的冷笑。历史是由热爱和平、以“无徵不立”为的知识分子尤以严谨而理性的历史学家编撰的，但我随便从浩瀚的历史典籍中翻开一页，扑面而来的都是“屠杀” “占领” “征伐”“歼敌 xx 万”等血淋林令人毛骨悚然的字眼。它以忽略、删除、隐瞒为手段，将其简化为冷冰冰的一次战争、一个事件、一个时间
7、、一组数字、几个人物、几点意义，简化成为胜利者充满浓浓血腥气的庆功宴和功劳簿。历史成为城市广场上被涂抹成小丑的雕塑，人工培育的曲折的盆景，儿童手中随意组合的积木。而那些组成历史主体的人的体温、呼吸、呐喊、热血、那些真实存在过的历史的细节消失了，被忽略不计，或被人为地遗忘。我常常努力去理解为什么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乾隆帝删定史书，一个民族会那样系统而周详地去摧毁自身的记忆符号，而这种努力是那样的强烈和执着，害怕面对历史的真实，象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那样，其主要工作就是不断的改写历史，是历史符合今天的现实需要，满足个人的意愿，禁止人们回忆，使人们不断忘记历史，忘记过去，使历史因失忆而失语，变
8、成没有记忆、没有思想、只听命于强者的大个子侏儒和白痴。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村庄，一座城市，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由许多丰富、鲜活的细节组成。历史的主体是人，是每一个个体的人。他的欢笑、歌唱、眼泪、哭泣、感喟，他的婚丧嫁娶，他住过的房子，用过的器物，读过的一本书，记载了他人生的历程。一次偶然的相遇蕴藏了历史转折的端倪，一件平常的小事隐含着一场大悲剧的开始，一个人偶然的心血来潮使那一段时间因过度燃烧而发生弯曲，从而改变了历史的流向。这些具有某种符号意义的历史细节放大而成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成为长城、金字塔和雅典娜神庙，从而一代代传下去。这是历史的基础，是历史生命力之所在。历史在此处友好而和善、温情而
9、可爱、真实而富有尊严，泛着人性的光辉。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样，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个事件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它们是历史的味蕾和毛细血管，是生命的细胞和强劲跳动着的社会的脉搏，是已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历史，是真实的、活着的、正在生长中的历史。作为历史中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在参与着当下历史的构建。而这些琐碎而具体的事情，正是长久以来我所关注的：生命中一次深刻的遇合，与一只流浪的小动物的一次温情的注释和心灵的对话，东直门地铁口飞扬的冷风挟出沉郁的二胡的琴音使我瞬间的感动，三元桥下向我伸出的那只黑黑的手和祈盼畏缩的目光，旅途中陌生人的信任和援手，学人间真挚的友情和对文化的担当精神, 我草芥般地生
10、活着，卑微而渺小，如同芸芸众生。是这些习焉不察的感动，使我体验到一株思想的芦苇的风姿绰约和坚忍不拔，让我莫名的感动、 慨叹、欣慰，使一个生命在日见麻木中警醒，而尊严地思想着、呼吸着，激情地抚摸和拥抱周围的一切。它带着体温、呼吸、热血，泛着活泼、健康、温馨、自然的人文之光，使人久久的感动、慨叹，身暖而心安。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 劈柴， 周游世界 /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 这多好啊，从音乐和诗歌、 从朝阳和落日、 从火锅和茶馆、从一日三餐到读报屁股、从正在发生的民间故事、口头传说、野史笔记，从那些被漠然视之的具体、琐碎的凡人小事开始
11、，倾听花开的声音，倾听竹节吸水的静响，倾听蚯蚓钻土的窸窣，去体验、去观察、去感动，将大时代、大历史的惊天动地转化成小时代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 一声喟叹、 一丝欣慰、 一些感动， 使孤独的个体灵魂因生命中的博爱而安宁、幸福，充满阳光，使每一个有死的存在因参与了历史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大业而超越有形的生。通往圣境之路曲折而漫长，我们个体每一次无限接近的努力，都会使看起来根深蒂固的存在有所松动，并且使我们狭小的空间暂时获得一些新鲜的空气、清澈的水、温暖的阳光，长此以往，它就会在更多的人和更大的空间里累积、沉淀、结晶为一种自发的举动，一种清洁的精神，一种不可磨灭的记忆，这就是我所关注的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12、和人文。人淡如菊的张中行先生张中行先生的祖居与我的挚交女友红舒的老屋隔着一条浅浅的青龙湾河，张先生宅住城南，她家住城北。红舒年轻时曾在政协从事文史的整理工作，一来二去，便与已居京多年的张先生熟识起来。不料，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桩小事，却将张先生平静的生活打乱，也改变了她生活的流向。张先生在上世纪 30年代初曾与一位叫杨成业的知识女性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留有一女。后来杨成业投奔革命，成长为一名著名的女作家，并以这段婚姻为蓝本写过一部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 青春之歌。为保留那段珍贵的史料，红舒先后多次拜访两人及知情者，撰写了一篇记述他们那段珍贵岁月的文章，不想成为被告，便有了“文革”后中国文坛的第一场文人
13、官司。在那一段时间，她与张先生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铺天盖地的谩骂和围剿。面对种种过度的非难和谴责，她和张先生都默默的承受了，没有做任何的辩解和回击。风潮过后，红舒怀着委屈又愧疚的心情，来到张先生供职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张先生平静的坐在椅子上，与她谈起他刚刚写完的几章随笔，象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红舒忍了很久， 最后轻轻的说： “张先生，真的很抱歉，为我的那篇文章让你受株连。”张先生听后很意外的说：“这就怪了，你有什么好道歉的， 你记住永远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折磨自己。”这天红舒见到了张先生在弟子们的声援和要求下写下的一篇说明事实真相的答客问。她担心引起更大的风浪，便在征得张先生同意后将那篇文章关了“禁闭
14、”。如今十七、 八年过去了， 这篇柔中带刚的文章仍静静地躺在她抽屉的一角，纸张已慢慢泛黄。以后，红舒远去上海工作，但每次都借出差到北京的机会，去看望张先生，友谊更见深厚。2000 年 10 月，当听说张先生独自下楼复印书稿摔伤后，红舒便飞来北京，与几个与张先生熟悉的朋友一起去探望。进得张先生家，张先生与夫人正并排躺在硬木床上婴儿般呼呼大睡。中国作协的张树英阿姨一把抱起熟睡中的张先生放到躺椅上。知道张先生喜欢拍照，大家便围着张先生劈劈啪啪拍了一些照片，一起嘻嘻哈哈说些开心的话安慰老人。突然张先生盯着红舒说： “宏任来电话了，县里已同意给我一块地，让我自己盖一个四合院”，然后张先生说起最近经常梦到
15、老家的房子和小时侯的事,离开张先生家， 大家到北太平庄一家上海餐厅就餐。席间红舒忽然很伤感地说： “我感觉不太好。 张先生怎么尽做这些怪梦呢？恐怕不是吉兆。”大家先沉默了一会儿，后又谈起近日中行先生与杨沫唯一的女儿出版了回忆录，书中又提起那桩公案，并且光明日报文汇读书周报等媒体也选载了这一段，力劝她趁张先生仍健在，抓紧时间把那段历史的真相写出来，以正视听，张先生也可做个证明，那个事件将来就只能任人猜议，无亲历者的证明了。红舒略一沉思，坚决的说：“就让张先生安度晚年吧，不要再让这些无聊之事去打扰他。”大家默然。其实那天张中行先生所言并非梦话，而是红舒的哥哥宏任确给他打过电话。宏任是他们家乡的县文
16、联主席，与张先生交谊深厚，每年都接张先生到家乡小住几天，以慰乡饥。张先生每次都睡在红舒父母硬硬的土炕上，不远处就是绿油油的麦苗，风送来泥土的清香，院内是咯咯叫个不停的鸡鸭。每次张先生都乐不思归宏任的意思是请县里给老人盖个四合院，张先生每年来住上一段时间，也算叶落归根，晚年有个归宿，也了却张先生一桩夙愿。待张先生百年之后，可辟为纪念馆，这样县里也多了一个人文古迹。经再三争取，县里只答应无偿给一块宅基地，他的心愿也就没有全部实现。几次我陪红舒回家乡，也睡在那盘硬硬的土炕上。晚上总想张中行先生也是头朝北这样侧身躺着，他都想些什么呢？是否也梦到童年时代在母亲身边撒娇淘气，回忆起七十年前那发生在小县城里的短暂而美好的爱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被家养的那几只大白鹅嘎嘎嘎地唤醒。记得我初嫁之时， 张中行先生还特手书其旧作“客至酒盈缸， 诗来月半窗， 春风如有意，吹梦到吴江”为贺。文字飘逸、俊逸，暗涵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有云在空中水在瓶的妙致佳境。这幅字一直挂在我的书房内，读书写作累了的时候，抬头看一眼，体悟一下张先生那代人特有的风采和儒雅，耳边又想起张先生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