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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沙市第七中学李艳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或传统文化教育能否讲得了课堂？面临的状况，既令人心喜，又令人担忧。令人心喜的情况，在前面已经提到了。社会、教育机构、学者、政府诸方面如果都能积极推动，有理由相信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会在将来纳入到教育体制内部。当下的学校教育，主要是两大块，一是知识的教育，另一块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这样一种教育结构，实在是太单面化了，有着严重的缺陷。教育是关系到一代又一代人的事，当下这种情况不改变，就会继续复制如我们自己一样缺乏传统文化系统教育的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一代人。对此，越来越多的人会获得共识。令人担忧的是，文化领域内一些问题的存在，妨碍着传统文化经典进入课堂。对此，我们也有必要
2、给予探讨。首先是整个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片面态度，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片面态度，还未能从根本上改观。民主、自由、科学，以及其他一些词句、口号，都成了轻易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合适借口。现实中一切不足和缺陷，一切不敢正视的文化矛盾，都要找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当替罪羊。时至今日，仍有众多冥顽不化的鄙陋之徒，肆无忌惮地以“孔老二”称呼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人，仍以“阴魂不散”来看待虽百折而不能毁灭之的儒家文化。不惟普通民众，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始终是以一种浅薄狭隘的文化观作主宰，左右着中国文化的进程。近一百年来，世界上从未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群体，像中国知识分子群体
3、这样，对本国固有文化采取一种极端片面的全面否定态度，从未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群体，像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这样来摧残自己的传统文化。当党在文化上大搞“”而引起我们警惕之时，难道我们就没有必要自觉反思我们自己曾经以及正在犯下的“”错误吗？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身上那种根深蒂固的浅薄鄙陋的文化观，形成一个尊重传统、弘扬传统、发展传统的新型的学术风气和时代风尚，是最重要的工作。其次，对意识形态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当理解，抑制了传播和发展传统文化所需要的社会资源。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当代文化的活水源头，是中国人的文化之根。意识形态文化有其作用的范围与限度，既不应当用意识形态文化取
4、代一切传统文化，也不应当把意识形态文化凌驾在其它文化之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是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建设意识形态文化的根本目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是主，意识形态文化是客，主客关系不容颠倒。中国自己的固有文化是主，外来文化是客，这个主客关系也不容颠倒。意识形态文化是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是属于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是共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由于我们长期不能正确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把我们自己的固有文化长期置于被驱逐的地位，在我们的教育体制内传统文化教育竟长期处于要么缺失要么不合法的地位。在高等院校，一门又一门的政治课，令学生不堪重负，从小
5、学、中学到大学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不知浪费了一代又一代人多少宝贵的大好时光，然而在大、中、小学，中国传统文化却没有一门是规定的必修课程。在哲学研究领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国一共设有7 个教育部研究基地和西方哲学设有2 个研究基地相对照的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地，全国只设有1 个。意识形态文化，在全国有那么多的党校和干校，所拥有的资源不可胜数，可依然要排挤国民教育体系内一般人文学术和中国传统文化应有的各种资源。这种情况，应该发生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吗？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应有的教育制度吗？再次，与多元性相对的一元性的传统文化教育，可能会妨碍传统文化进课堂，也可能在进课堂后产生不良后果。在大
6、陆兴起的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活动，多是受台湾学者王财贵博士的影响。王财贵博士的经典诵读理念，我认为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据说他本人是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的弟子，不过在经典诵读推广方面，他表现出的是一个教育家的风范，而不是一个儒教传教士。受他的经典诵读理念影响的中国大陆的经典教育，读的内容包括“三、百、千”等启蒙读物，包括周易论语 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也包括老子庄子墨子吕氏春秋等道家、墨家和杂家经典。不仅包括中国文化经典，还有英文经典。当然，我并不否定儒教传教士的作用，相反，我一直盼望中国社会能有许多儒教传教士，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儒教组织，自然前提是国家给予儒教以合法地位。但对于推动
7、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对于传承中国文化而言，这种不受宗教藩离限制的经典教育要更加全面，更加值得提倡。对于另外一些提倡读“儒经”的读经活动，致力于传播儒家文化，这对于当代文化建设，也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我个人认为，只读儒经的读经活动，应在民间范围内发挥作用，不宜进入学校教育范围。学校教育应与宗教教育相区别，如果把宗教教育纳入学校教育，那么就应当考虑公平性的问题，否则必然招致许多批评，就像当前已发生的情况那样。新加坡当年推行的宗教价值教育，是把儒家文化和信众较多的其它宗教，一并纳入教育体制，平等地供信众选择，而并非只把儒家文化纳入教育体制。在当前情况下，力图使读儒经的读经活动纳入教育体制的努力，有可
8、能妨碍传统文化或传统文化经典进课堂。此外，如果传统文化教育能够顺利进入课堂的话，又希望教育部不要去指定或编纂某种天下一统的教材，不惟传统文化课如此，希望别的课程也是一样。试想，同一时代受教育的人，接受的是完全一样的教育内容，形成的是一样的知识结构，对某个问题的见解，获得的是同样的解答，头脑中形成的是同样的教条，这对于中国的未来来说，是一件那么可怕的事情。总之，在推动传统文化进入课堂的过程中，要有多元文化的视野，应有中国文化的大局观，突破儒家一元文化的局限。在传统文化进入课堂后，要尽量防止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的单面性，保持多元、开放的格局。中国传统文化进课堂，除了在学校教育范围内，承传民族文化和加
9、强伦理道德教育之外，还引出了许多与此相关的重要文化课题。首先是伦理道德教育问题。美国人有个说法，宗教是公民的孵化器，意指通过宗教教育，美国公民获得系统的人生价值观念。与美国人的经验相类似，传统中国人的成人之教，是通过儒家文化的教化来完成的。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无非是“须臾不可离”的生活常道。孔子曾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就是申明这个道理。宋代理学家在分别儒家与佛、老的区别时，认为“吾儒实，彼教虚”，称儒学为“实学”，也是指儒学的道理关乎人伦日用。然而就是这生活常道，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人伦，又是每个人都难以处理好的，需要认真地对待。由于历史上体制化存在的儒家与皇权政治结
10、合在一起，随着皇权政治的崩溃，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被连根拔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是通过按照“支部建在连上”各个单位都存在的党组织来实施的，所以依然有效。在今天，放眼整个社会，承担我们这个时代公众道德教育的承担者，究竟又是什么？本来，在一个宗教传统强劲、宗教自由政策充分的国家，国民道德教化的问题主要是由宗教团体来完成的。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学校内的道德教育，就担负了日益重要的道德教育功能，而中国传统文化进课堂，便不容推辞地要发挥更多道德教育的功能。其次是培育民间社会的问题。学校教育虽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但它又不能涵盖整个社会。学校以外的社会公众又由谁来执行道德教育的工作？是靠政府
11、机构，还是考虑培养发育一个自身肌能健全、具有较高自组织、自调整、自完善能力的民间社会？社区文化建设的主体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不仅对伦理道德建设具有意义，对于承传中国传统文化有意义，对其它方面也有借鉴意义。例如，在雅典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取得了优异成绩，这是我国成功实施金牌战略的成就。奥运会赛场上运动员取得的优异成绩，既引来了国人的表扬，又引来了国人的批评。与蓬勃发展的竞技体育相比，大众体育、全民健身运动成绩不高，实效不大。当然，大众体育的问题不可能全由政府解决，民间社会的问题最终还必须交由民间社会自己的解决。然而问题在于，当下的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下，我们为民间社会自我发挥作用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自由吗？体育领域有这样的问题，文化领域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允许公众自由结社、 自由出版吗？民间社会的发育不良必然会导致公众对于政府行政力量抱有更多期待，而有限的政府能力又往往导致面对这些普遍性的问题时束手无策。政府能解决人的信仰问题吗？能解决人生的问题吗？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并不需要自己亲手解决每一个社会问题，其主要任务是为社会解决问题提供服务，提供支持。如何培育一个具有高度发达和完善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学习能力的民间社会，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