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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学话管理 :政无信不威诚信精神与行政管理我国传统道德一向强调“诚信为本”。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论语为政) ，讲的是守信在立身处世中的重要性；所谓“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讲的是治国理政中建立政治公信力的重要性。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凝聚成两句箴言，叫做“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威”。 这样的传统伦理观念，清代仍然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郑端所撰的政学录中有这样一段话：“信者居官立事之本。与民信，则不疑而事可集矣。期会必如其约，无因冗暂违；告谕必如其言，无因事暂改。行之始必要之终，责诸人必先责己。”“毋面诺而背违，毋阳非而阴是。处同僚亦然。有言必践，久久自然孚洽。苟一
2、时欺诳，则终身见疑矣。”（卷三）汪辉祖的佐治药言也说：“官能予人以信，人自帖服。”可见，不论是对于百姓还是同僚，都必须“有言必践”，说到做到。约定的事情不要随意违反，讲过的话不要随意改变。更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面诺而背违”，“阳非而阴是”。只要对百姓承诺守信，民众就会信任你，就能做到政通人和。相反，如果你任意欺骗，失信于人，别人也就永远对你心存疑虑，怀揣戒备。可惜，在封建时代，官场风气浑浊污秽，真正能够将信作为“立政之本”的官员，几乎是凤毛麟角。或者可以说，人们对于官员诚信的呼唤与企盼，恰恰根源于官场诚信的缺失。在封建时代，政治生活中无信、失信、寡信的现象，有哪些主要表现呢？一是决策轻率
3、，朝令夕改。 一些官员自以为大权在握，一令百从， 因此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凭个人意志定进止。行一政， 举一事， 独断专行， 刚愎自用。 一旦遇到阻力， 碰见困难，或者发现有扞格难行之处，就立即改变主意，另搞一套。 如此朝令夕改，下面自然就无所适从，人们也就对之失去了信任。所以陈弘谋在从政遗规中说：“立法之初，贵乎参酌事情，必轻重得宜，可行而无弊者，则播告之。既立之后，谨守勿失，信如四时，坚如金石，则民之所畏，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参酌事情，轻重不伦，遽施于下，既而见其有不可行者， 复遂废格， 则后有良法， 人将视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 禁何自而止乎！ ” （卷上）文中所谓守信是为了让民有
4、“所畏”而“不敢犯”，自然是封建统治立场的本质流露，但其中讲到为政守信应该从慎于立法、谨于守法做起的道理，却很值得我们深思。二是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在封建时代，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处世准则，不是如何朝乾夕惕，勤于公务，而是怎样固宠保位，飞黄腾达。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皇权的奴颜婢膝，对上司的曲意逢迎，就成为混迹官场的不二法门。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各级官吏是“十分精神，三分办事，七分奉上官。”（清世祖实录，卷118）也就是说官员的主要精力不在于办理政事，而在于伺奉上司。要讨得上官的欢心，就得善于揣摩，工于迎合，所谓“望风希旨” ，一切看上司的脸色行事。不但平日里对上司唯唯诺诺，亦步亦趋， 即使集会议事
5、，很多官员也是窥测观望，俯仰随人。康熙皇帝曾经说，大臣们“凡遇会议”，“乃一二人倡率持议于前，众遂附和于后，又其甚者，虽在会议之班，茫无知识，随众画题，更有于集议时缄默自容，及至偾事，巧行推卸。”（大清十朝圣训，康熙朝）对于这样一些人来说，其主张和议论都是按政治风向的变动而随风摇摆，要么随声附和， 要么缄默不语， 一旦情况有变， 立即翻云覆雨， 把自己洗涮和推卸得一干二净。在这种人身上， 当然找不到任何 “信”的影子。三是巧言令色，名实相悖。也有一些官员，热衷于做表面文章，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文告上冠冕堂皇，天花乱坠；言谈中关心民瘼，多方许诺，实际的作为却判若天壤。其实，我们的先哲早
6、就说过，“轻诺必寡信。”（老子，第63 章）给人们随便作出种种承诺， 到时候无法兑现，就必然失信于人。所以，陆陇其在 莅政摘要 中强调：“言必求其可践，事必求其可行。”“毫不失信，则令不亵而法自行。”（卷下）可实际情况是，有的人言行之间，完全是南辕而北辙，不但做不到“言必信，行必果”，更常常用漂亮的言辞掩盖自己的丑恶行径。叶燮在已畦琐语中记录了当时官场的一个常见的现象：“每见当事悬示云：清白自矢，神明共鉴。且曰：苟有贪污，岂无报应。甚矣，言之可畏也。而取利之方，已不遗余力，无剩智矣。呜呼，纸上之言，吾谁欺，欺天乎？”（卷6）用尽所有的智慧，不遗余力地攫取不义之财，但照样可以信誓旦旦，对天发誓，
7、此类清代官场司空见惯的“贪官倡廉”的滑稽剧，上天可欺，民心难容，老百姓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四是目无定见，耳有偏听。林则徐曾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作为座右铭。 器识窄小， 心存偏私， 追名逐利， 物欲缠身的人， 就必定观察事物时没有主见，听取意见时偏听偏信，不可能刚正不阿，言而有信。田文镜在州县事宜中这样说：“倘利欲有以薰心， 苞苴不无染指， 目无定见， 耳有偏听。 器量不公， 或喜怒而任性； 面皮不冷，或瞻顾而狥情。则是在己一身，全无栓束，众人匿笑，奚有遵循。”（关防条）你处事既然没有定准，别人当然也就无所“遵循”。正因为这样，人们才要求“为有司者，审理词讼，事无大小，必虚
8、公详慎，勿任一时之性，勿执一己之见。”（同上，听断条）这样才能昭信于世，同时也得到世人的信任。在我国传统伦理中，“信”总是与“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诚以立万事之本，有诚则必有信。“平日诚以治民，而民信之，则凡有事于民，莫不应矣。”（从政遗规卷下）诚信的要义是不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一诚有余，百伪不足。”一味弄虚作假，不但偾事害政，对个人也往往弄巧成拙，贻患无穷。从政遗规 强调：“当官处事，但务着实。如塗擦文书，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万一败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养诚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种奸伪， 不如一实。 反复变诈， 不如慎始。 ”（卷上） 这里虽然揭露了 “奸伪” 、“变诈”的种种弊害， 但其落脚点还是离不开作伪有违于“事君不欺之道”，这种“忠君” 观念，对于封建士人来说，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而袁守定的图民录则超出这个思想藩篱，着眼于老百姓的“不可欺”，其中说：“若有一毫粉饰，则老百姓断不可欺。”“官之心术，百姓无不知之， 洞然无所蔽隔。 居是职者， 呜可不诚。 ” （卷一） 应该说， 这个认识， 较之从政遗规来，又显胜一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