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简爱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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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爱本文结合叙述学、女性主义阐述英国女作家夏洛蒂 勃朗特的简 爱，从作家身份，女主人公话语的角度切入，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试图证明这部作品的叙述既具有一定的叛逆性，又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在叛逆中体现平衡，平衡中又透露出叛逆，即作品本身存在两面性。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简 爱叙述的两面性。首先是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这在历史语境中具有一定的叛逆性，而作者采用匿名的方式把自己隐藏在柯勒 贝尔这样的中性符号背后，避免直面读者的评判，而且“ 叙述自我 ” 冷静客观的分析性的语言也有助于隐藏作者的女性身份。其次 ,对书信体小说的反叛与回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女性作家如果想获得作品公开发

2、表的权力，不得不向社会权威和既定的传统妥协。当时女性写作的主导的书信体文本，用私下向一位受述者讲述个人故事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弱了“ 言论自由 ” 动摇男权社会的能量，简 爱没有采用这种文体，但文本中“ 读者 ” 这个称呼又与书信体小说中的称呼非常相似。勃朗特用这种方式实现了对既定的社会权威的妥协与平衡。第三 ,对家庭女教师类型的叙述的超越与平衡。勃朗特之前的家庭女教师故事的叙述者用回顾性的视角拉开了与小说中人物的距离，叙述者对主人公采用道德训诫的口吻；而简 爱的叙述者与主人公在道德观念上没有分歧。人物的言辞在某些场合下较为激进，但是从小说的整体来看，人物也有沉默和渐趋平静的叙述，这两点体现出对

3、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最后，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获得平衡。作为一个入世不深但思想丰富的女性，勃朗特有个人需要表达的思考和本能的欲望；但时代的局限和个人在时代的影响下无法选择的思想状况和经济状况，都迫使她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与一定历史环境的协调与平衡。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第一人称叙述的反叛与平衡 第二章 对书信体小说的超越与回归 第三章 家庭女教师故事类型的超越与皈依 一、 “ 我必须说话 ” 对女家庭女教师角色的反叛 二、 “ 我兴致勃勃勃地听他谈” 沉默的简 爱体现家庭教师的本分 第四章 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平衡 前 言 从 1847 年出炉后 ,简 爱就不断地成为文学批评界

4、的宠儿。一百五十多年来，读者也一直特别喜欢这部作品，高居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1893 年成立了勃朗特学会，每年都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在勃朗特姐妹的家乡成立的纪念馆，每年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多年来的事实无疑证明简 爱是一部值得持续关注的作品。正如福兰克 科莫德（ Frank Kermode ）指出的， “ 事实上，仅存的珍贵得足以称得上是经典的作品，正如它们的幸存所表明的，是那些复杂、模糊得足以允许我们进行多种阐释的作品。” 多年来简 爱的研究史也从多层面多角度揭示了作品的“ 复杂与模糊。” 历代批评家对简 爱的批评意味着不同的批评视野，采用不同的解读方式，如传记式，心理分析式，女性主义精神分析，

5、社会学式，后殖民主义分析式以及神话原型批评式等。每一种批评方式都有其解读方式和解读空间，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文学批评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后，更注重从文本出发，挖掘作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文本出发，结合女性主义、叙述学来重新透视作品的意义。简 爱的发表在当时的英国文学界掀起波澜，许多夏洛蒂 勃朗特（ Charlotte Bronte）同时代的人不欢迎简 爱，害怕其对固有的社会和文化体系有破坏作用。紧接着简 爱第一版的发行,镜报上出现一篇言辞颇为尖刻的文章,称简 爱 “ 践踏了受到我们祖先尊奉并一直使国人引以为荣的传统习俗” 。这篇文章得出结论说: “简 爱的思想很坏 观点很荒谬。信仰在黑暗之中被中

6、伤 简 爱企图消灭我们的社会差异”2 紧跟着许多人站出来对简 爱严辞批判。在一篇言辞更为激进的文章里,玛格丽特 奥丽芬特把简 爱中的女主人公称作一个“ 新的罗马女战神” ，她带来了 “ 最令时代惊慌的革命 ”3 。言下之意，作品颇具叛逆性。它的叛逆性多被女性主义研究者阐发出来：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者们将简 爱读作女性反抗父权制压迫的胜利,颂扬简 爱的自觉的 “ 反抗的女性主义” ，桑德拉 吉而伯特及苏珊 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认为疯女人伯莎就是女主人公简 爱心灵中的阴暗面,就是她一直想抑制的另一个凶悍的秘密的“ 自我 ” 。不管对它是攻击还是肯定,简 爱的反传统性是人所共识的。在有关评

7、论妇女写作的文章中 ,弗吉尼亚 伍尔夫认为夏洛蒂 勃朗特代表了典型的19 世纪中期愤怒、“ 受挫 ” 的早期女性主义。她本该平静地写却有太多的愤怒4。愤怒在中国看来只是一个人性格上的缺陷，似乎无可厚非。而且愤怒也要看原因，岳飞“ 怒发冲冠 ” 闻一多 “ 拍案而起 ” 却是正义之怒，而且获得人们的赞赏和尊敬。然而基督教对这一点是很不宽容的，圣经里有专门的训诫“ 不可发怒 ” ；但丁的神曲中，地狱的第五层关押的是“ 动辄发怒 ” 的人；从基督教教徒的眼光来看，发怒是人的恶欲念的发作，应该节制。所以勃朗特的“ 愤怒 ” 也是为基督教教义所不容，也被某些批评家“ 批评 ” 。 然而，女性主义者们的研

8、究在叙事学家们看来，过于追求意识形态和政治意义的理论范畴,忽略了文本的意义；而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形式研究多是就形式论形式，企图从形式中抽象出来某种文学语言的普遍规律，忽略了意识形态。然而，无论是叙事学还是女性主义，都并非某种本质的或孤立的属性，都只能揭示问题的某一方面，当今再没有哪一种文化思潮或文学批评方法可以长久地占据绝对的中心。“ 一元 ”解体， “ 多元 ” 并存，只有多层面多角度才可能揭示问题的某一个侧面。而任何文化思潮和批评方法都由社会权力关系产生，并处于社会权力之中。本文试图将女性主义和叙述学结合起来，探索社会身份地位与文本形式之间的交叉作用，把叙事过程作为意识形态的表达来阅读。本

9、文认为，简 爱不仅仅如女性主义者们所阐述的那样，即作品的主题以及人物形象和主人公言词的具有叛逆性，也表现在叙述方式上超越传统。同时作家又受时代环境灌注于其中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表现出对其所处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皈依。夏洛蒂 勃朗特的写作为其带来了莫大的声誉和良好的经济收益，而这些成就的获得不仅仅在于她或者作品的 “ 叛逆性 ” ，也在于她能够在超越时代局限的同时又能很好的与其所处的历史语境进行协调；她在树立自己在文学市场上的权威地位的同时也要向既定的社会权威妥协。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探询简 爱叙述的叛逆与平衡：第一人称叙述，书信体小说，家庭女教师故事以及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平衡。第一章 第一人称叙述

10、的反叛与平衡简 爱用第一人称叙述，从开篇，简 爱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午后看到的比维克的英国禽鸟史的迷人景象，到结尾处芬丁庄园的繁荣茂盛的景象，我们都是用简 爱的眼睛看，用简 爱的感觉去感受，追随她生活的世界。5 这样读者可以及时准确地了解人物的行为、心理。例如在罗切斯特离开桑菲尔德后，简 爱怅然若失，当菲尔费克斯太太收到了一封“ 主人写来 ”的信时， “ 我继续喝着咖啡（我们是在吃早饭）；咖啡很烫，我把脸上突然升起的一阵火一般的发热归因于它的发烫。为什么我的手会发烫，为什么我不自觉的把半杯咖啡泼在我的盘子里，我都不想去考虑。6” 可读者却比任何时候都知道她此时此刻的心境。第一人称叙述在今天看来也许

11、不足为奇，因为小说兴起之初很多小说都是第一人称叙述，如赛缪尔 理查生（ Samuel Richardson）的帕美拉(Pamela) 、克拉丽莎（Clarissa ），卢梭的新爱洛伊丝(Julie ou La Nouvelle Heloise)等等。但这一点落在女性作家的女性叙述者身上，则是另外一回事。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本文将试图证明这一点。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公共图书馆、广告业、出版业兴起，作家的身份和名声随之突出，出版商也借作者的声誉获得丰厚利润。这些都可以使作家成为权威人物。作者名称会印在小说的封面上，随着小说的流传作家的名字也在读者中广为人知，这样原本深居闺阁的女性在社会上也变得有

12、名有姓了。这样成名的作家因其在读者中的巨大影响力可以毫不费力地借作品的传播继续扩大其声誉，使其每部作品都能拥有众多读者。夏洛蒂的教师生前没有发表，死后在她丈夫的争取下发表了，但此时出版商完全可以凭借夏洛蒂 勃朗特的名声使本来“ 平淡无奇 ”的作品获得丰厚的利润。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第一人称叙事即使是虚构的，但因其在形式上与自传难以区分，当时的读者还有把小说当作叙事主人公“ 真实 ” 生平故事的习惯，这都使得作家不大情愿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小说的封面上。在18 世纪到 19 世纪，女性小说家较少使用第一人称叙事。简 爱中女主人公正如弗雷德里克 哈里森写道的那样：“ 这个相貌平平、身体弱小的家庭女

13、教师凌驾于全书之上，小说的每一页中都有她的身影。书中的每件事和每个人都并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能看到和所能知道的，但他们却是这个几乎从未出过远门的乡村姑娘锐利眼光中的成像。” 然而，哈里森也认为如果这部小说以“ 非个性的叙事形式写成，”“那就可能会失败。” 而如果把作品看成是简 爱的自传，或者是夏洛蒂 勃朗特的自传，那它就是“ 完美的艺术。 ” 7 另外，为数众多的女性作家在男性作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女性叙述难免与男性叙述冲突，即使都是女性叙述者，也面临着男性作家的女性叙述者和女性作家的女性叙述者哪一个是合法的问题。“ 对于她们来说，讲故事还可以，但让叙述者通过叙事把自己作为权威站在前台则是另外

14、一回事。长期以来，社会上已经习惯作者的声音由男性发出。”8 而简 爱是一部自传性色彩很强烈的小说，叙述者把女主人公推到前台，在女性几乎没有参与社会话语权力的维多利亚时代是需要一番勇气的；而且小说中人物的某些言辞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确实是颇为激进的。9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勃朗特是怎样与既存的社会权威之间妥协的呢？她用匿名发表小说，用柯勒 贝尔这个名字开始的写作生涯也是她通向专职作家的一个阶段，也是维多利亚文学市场上男性至上主义所需要的一个自我隐蔽的策略，勃朗特和她的女主角简 爱把 “ 她们自己抽象为符号 ” （如首字母缩写“ J.E.”和匿名），把真实身份隐藏在符号的背后，避开把一个具体的名字与一个女性作家联系在一起，不必遭遇性别歧视。不仅仅如作者本人所强调的，怕读者尤其是批评家因为面对一本女人写的小说而给予不公正的评价，她用一个中性的名字遮蔽了自己，没有社会伦理道德评价的压力，这样也可以更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本意。事实证明，她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没有必要，当众多读者和批评家认可作品后再看到作家本人，事情就不同了。按照凯瑟淋 罗杰斯的说法：在文学市场中“ 与男性作家激烈较量的女作家”容易遭到攻击，“ 就好像她靠当妓女来维持着自己的生活似的。” 这样，女作家也就容易在她所激烈争夺的文学市场中失去自己的地位。10 不仅与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