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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望梁启超回望梁启超一、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1873年1929年） ，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 。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领袖，学者。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
2、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 。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中国历史研究法 、 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 幼年时从师学习， “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 （三十自述 ） ，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家。戊戌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 ，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作宣传。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从戊戌变法前一两年开始，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等便提出“诗界革
3、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但此时的新诗只不过是“寻址新名词以表自异”的作品。梁启超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于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用到“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很多新词，科技，组织，干部等等很多词汇，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回望梁启超二、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乃是梁启超东渡日本之后在新形势下思想稍有激进，又受了日本译英语“Revolution”一词为“革命”的影响而
4、首先提出的。根据目前所知的文献资料，最早见于梁启超1899年12月25日的汗漫录 （又名夏威夷游记 ）：余虽不能诗，然常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年来鹦鹉名士（予尝戏名辞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於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渡。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及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
5、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复生本甚能诗者，然三十年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然已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吾论诗宗旨大略如此。然以上所举诸家，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於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 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新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
6、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徵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这段话可谓梁启超关于“诗界革命”的纲领性文字。自一九0二年至一九0七年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饮冰室外诗话 ，则是通过对于当代诗人、诗作的批评，进一步阐发“诗界革命”的理论和总结“ 诗界革命” 的实践。综合两者回望梁启超的基本精神，其论“诗界革命”的要旨如下：一、分析了“诗界革命”的大势：诗界必须革命，而今正当时机。梁启超认为，中国千余年诗之境界被“鹦鹉名士”占尽，大都因袭模仿，难有创意，所写的一些佳章名句，也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这种局面犹如“地力已尽，生产过度” ，不求新，无出路，所谓“非有诗界
7、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然而近年来，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在维新变法的运动中，以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诗界三杰”为代表的诗人，陆续创作了一些“新诗” ，开辟了诗界的新境，正预示着诗歌发展的趋势。正因此，他热情地肯定了“新诗”的进步，坚决地反对“薄今爱古” ，认为“诗界革命”的时机已趋成熟。梁启超对于“诗界革命”形势的这一分析，一方面固然是受了进化论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基于他对于政治形势的认识。他认为当时的国家正处于维新变革之期，作为服务于这一变革的诗歌也必然随之而革新。所以他的汗漫录在分析了“诗界革命” 的形势后明确地说：“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徵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 。这清楚地说明了
8、他将诗界的新机看作是革命风雨将临的徵兆。换言之，诗界革命乃是政治变革的必然产物。二、指明了“诗界革命”的方向：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长具备” 。梁启超这里所说的“意境” ，与王国维所标举的情景真切、自然交融的意境有不同的含意，主要是指诗歌的思想内容及描写对象。他所说的“新意境”乃“不可不求之於欧洲” ，实为表现近代世界新兴的社会理想、哲学观念以及其自然科学、物质文明。比如他推崇黄遵宪今别离等诗“纯以欧洲意境行之” ， “陵轹千古，涵盖一切” ，就是因为歌颂了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等新事物及对地球自转的科学发现等。当然，他也指出这些诗的“新意境” ，主要还是停留在“物质上琐碎粗疏处” ，未得
9、“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 ，以“诗界革命”的高标准而言，还未达到应有的境界，但与过去相比，也不妨谓之描写了“新理想” ，“独辟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纪诗界中” 。与此相联系的，梁启超的“新意境”当然也包含着歌颂爱国、图强、尚武、变革等现实政治内容。如他盛赞黄遵宪的出军歌等“精神之雄壮活泼沈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此而极矣” 。又如评“感种族之将烬，代一棒于当头”的来稿灭种吟曰“溶铸进化学家言，而每章皆有寄托，真诗界革命之雄也” ，都反回望梁启超映了梁启超的“新意境”的实际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但其基本精神是要求反映新思想，描写新事物，将国民引向新境地。至于梁启超所说的“
10、新语句” ，主要是指运用“欧洲语” 、 “新名词” 。他指出，丙申、丁酉间谭嗣同、夏曾佑等作“新学之诗” ，就“颇喜撏撦新名词以自表异” ，如谭诗金陵听说法云：“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 “喀私德”即 Caste 之译音，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度。巴力门即 parliament 之译音，为英国议院之名。又如其赠梁氏诗四章中有“三言不识乃鸡鸣，莫共龙蛙争寸土”等语，乃用新约全书的故实，若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另外，所谓“古风格” 、 “旧风格” 、 “古声” ，梁氏虽无具体诠解，但从其实际运用中可以窥见，大致是指传统诗词的风味格律而已。梁启超认为：有新意境、新语句，而又以古人之风格入之
11、， “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 ！根据“三长兼备 ”的标准，梁启超检验了黄遵宪与夏曾佑、谭嗣同等代表诗人的“新诗” ，发现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缺陷，从而进一步明确了“诗界革命”的必要和努力的方向。黄遵宪，是梁启超最推崇的近代诗人，在多处地方称赞说：“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 ；“近世诗人能溶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 。然而，梁启超认为黄诗“新语句尚少”，亦有欠缺。反之，夏、谭之诗“善选新语句”：“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 、 “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 。后来在饮冰室诗话中梁氏一再指出，夏、谭诸子“
12、当时沾沾自喜” ，而“至今思之，诚发可笑” ，他们虽然“得风气之先” ，但“思想之程度若此” ，诚不足以当“ 革命” 之称。 因此，夏、谭等人在丙申、丁酉间提倡 “新诗”，并不等同梁启超提倡的“诗界革命” 。他们的“新学之诗”只是“诗界革命”的前奏。梁启超正是在总结“新诗”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 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者统一为 方向的“诗界革命” 。三、规定了“诗界革命”的重点：输入“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 。梁启超所提出的“三长”实可分为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其“ 新意境” 即指新的革命的思想内容，其“新语句” 、 “古风格”是指诗歌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运用。两者之中，梁启超明确地将诗歌的思想
13、性放在第一位。他说：“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回望梁启超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 ”很清楚， “新名词”并非革命要义， “旧风格“本无所谓革命，三者之中要革命者首为“精神” ，以创造“新意境” 。正因为黄遵宪最能将“欧洲意境行之” ， “溶铸新理想入旧风格” ，所以梁启超在字里行间对黄遵宪的评价高于沾沾自喜於搬弄新语句的夏曾佑、谭嗣同。但是，即使是对黄遵宪，他也认为“未能确然成一家言，即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
14、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於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 。究其原因，当时 “学界之情状”如此：“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 ， “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於诗界乎？”因此，梁启超的结论就是：在当前革命的形势下，诗界必须革命；诗界要革命，必须首先革其精神创新意境；要革其精神，必须首先输入欧洲的“真精神真思想” 。他作为“诗界革命 ”的倡导者， 就表示“吾虽不能诗，惟新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 ，充当 诗界革命的马前卒。综观梁启超“诗界革命”的理论，其目的是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变革服务，其精神主要是输入西方的新思想、新事物，其结果确实促进了当时诗歌的革新，推动了中国诗歌近代化的进程。然而，他过分地强调了诗歌的政治性、功利性，而就形式方面明确提倡的只是“新语句” 、 “古风格” 。其“新语句难免显得偏侠” ，其“古风格”毕竟趋于保守，不要说与以后的白话诗运动相比存在距离，就是梁启超自己也看到“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 ，三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归根到底，梁启超由于并未注重倡导艺术形式的革新，致使他的“诗界革命”本质上只是一种“旧瓶装新酒”的号召，旧形式的束缚难免影响着新意境的创造，影响了“诗界革命”的实绩。参考文献：-梁启超-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