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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题名称：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研究学习课题批准号： EIA010452 课题类别：教育部青年课题课题拨付经费：1 万元学科分类：高等教育课题鉴定时间：2009 年 5 月课题负责人：蓝劲松清华大学主要成员：薛秀珍、孙宏芳、张曙光、赵可、陈超、白雯、咸兵、赵黎、余莉、夏晓勤1 研究总报告内容提示： 研究的基本观点和主要结论；研究方法的主要特色与创新；研究的突破性进展（理论上的新观点、实践中的新举措）；成果的社会影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今后的研究设想。（一）研究的主要结论与观点战略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可以被定义为：制定、实施和评价使组织能够达到 其目的、跨功能决策的艺术
2、与科学。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都非常重视发展规划的制定，都设有专人甚至组成团队不间断地研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分析自身和周边环境的优势和劣 势，分析出哪些方面需要加强，进而制定出既符合国际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趋势，同时又适合本大学自身条件和能力的发展战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教育 行政与管理部门的一个基本做法也是把战略管理的思想引入其中，尤其是大学的管理中。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是一个全方位的艰苦创业和奋斗的过程，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 完成的。不仅要加大资金投入，在优秀师资和生源、学科建设、加强与社区联系、信息化国际化多样化等方面都达到世界级的水平，更十分关键的是首先要在思想认识、文
3、化和精 神层面能有质的升华，战略思维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工作。本研究以“行动哲学”为基础，从“国际战略分析”的角度探讨大学的历史哲学基础及其多元发展问题。 本书按照所包含的内容大致分为四篇。第一篇“方圆之道：大学办学的思维框架”在阐述中西方大学起源线索的基础上，探讨了大学的人学基础（学术基础暂且不论），提出 了大学办学理念及其操作的“星云说”与“魔方说”，并以理论或专题的方式考察了大学 办学四大“要项”中的大学战略、大学政策与大学法制问题。作者试图通过提供一个“大 学办学的思维框架”，从而探求大学运作的“方圆之道”。在为人处世的性格方面，国人 对“外圆内方”推崇有加，但对本书论及的“大学发展”
4、而言，“方圆之道”意在“思无 涯，行有矩”，即“思虑周密，行为方正”。 具体说来，本书第一章“别国的大学与我们的大学中西大学的起源线索综论”结 合大学本质与模式的探讨，从历史与比较的角度勾勒了中西方大学起源线索的差异。研究 指出，大学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活跃的社会组织之一。要办好大学，或许人文 关怀、哲学头脑、经济意识、办学理念都是必要的，但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眼光 和全球战略思维。任何一位试图在高等教育领域有所作为的教育家都必须了解全球大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考察大学之源流就是从历史与战略比较的角度分析国内外大学 发展的过去和现在，以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立足现实，开拓未
5、来。一般地，大学的起源越早意味着大学的历史积淀越深，而大学的变迁意味着大学发展的起伏与转移。对大学 本质的理解不同，相应的目标定位、组织结构与运作机制也不同。本章结合大学本质与模式的探讨，从历史与比较的角度考察了中西方大学起源线索的差异。研究表明，西方大学 尤其是欧洲大学属于“早发内生型”，包括中国大学在内的其他各国大学属于“后发外生型”，但中西方最早的大学几乎都是教会大学；中西方大学均没有一个明确的起源，也没 有一个绝对明确的起源标志；中西方大学的起源线索是与其政治-经济 -文化体制相一致的；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就意味着世界大学中心的转移；把合理求是、学术自由、有序竞 争等的普遍规则与大学的具
6、体实践相结合，走有各国特色的大学发展之路，这是世界各国 大学发展的基本经验。 人与学术是大学的两大基础，其中“人”又是最基本的。正是“学术”或说“高深学问”，使得大学从层次上区别于中小学；正是“人”，使得大学从性质上区别于其他政 治、经济或科技部门。为此，探讨大学的人学基础就是大学办学的前提。第二章“论大学 的人学基础”就此展开了简要的分析。研究指出：与西方重视独立于环境的“个体人”不2 同，中国重视的是一定环境中的“社会人”。人的结构体现为一种“天人合一”，即个体 存在内在的身心圈层与外在的社会圈层乃至与整个宇宙系统呈现出结构的同一性。而在人的特性方面，除了存在社会性这一根本特性，人还存在自
7、己独有的非本质特性。这些特性 主要包括可能性、唯一性、独特性、珍贵性、主动性、选择性、超越性等特性。本章强调 指出，正如人与学术的发展必须依据各自的规律，大学发展同样必须依据大学的本质和规律。 在了解大学的历史和人学基础上，依据一定的思想框架推进大学发展就是教育家的下一步选择。行动哲学不仅关注人与世界的问题，也关注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以理想观 照现实就形成理念。在诸多理念当中，办学理念集中体现了大学及其校长办学的指导思想。每一所大学的具体办学思想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大学办学思想 没有共同的最基本的准则。没有理念的办学等于盲目办学，不遵循大学办学的基本准则甚至意味着挑战人类的
8、智慧底线。所以，在办大学的诸多思想当中，办学理念是最基本的哲 学思想。中国大学要实现飞跃，那么其办学理念需要在比较吸收东西方大学办学理念智慧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通过综合创新才能形成。据于上述思路，第三章在具体考察东西方大 学办学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包括四个层面内外互动的大学办学理念圈层观“星云说”。其中，“合理求是”、“止于至善”、“各美其美”构成大学办学理念的核心层 级，“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构成大学办学理念的第二层级，“大学自治”与“教授治校”构成大学办学理念的第三层级，而“积极应变”和“与时俱进”则构成大学办学理 念的外围层级，从而明确了大学办学基本理念之间的关系。在进行大学办学理
9、念比较性综合的基础上，本章进而提出了大学理念操作的“魔方说”：大学理念的具体操作是一个包 括过程（程序）、内容、要项三大维度交叉变化形成的“魔方”, 这一 “ 魔方 ” 预示大学理念操作存在4 44=64 种可能策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包括若干概念在内的大学办学的完 整框架。在大学发展的四个要项中，大学法制与大学伦理主要用于解决定型化问题，大学 战略与大学政策主要用于解决非定型化问题。最后，本章从解决常规性问题与非常规性问 题对比的角度，阐述了大学办学应该关注的四大“要项”的异同及其特征。 第二篇“大学的办学要项”是对大学办学“要项”的专题研究（暂未论及“大学伦 理”）。大学办学的四大“要项”之
10、一是大学战略。第四章“大学战略：理论与实践”就 是对大学战略管理中若干问题的探讨。研究指出，所谓战略是在市场经济、竞争激烈的环 境中，在总结历史经验、调查现状、预测未来的基础上，为谋求生存和发展而作出的带长 远性、全局性的谋划或方案。战略管理学派可以归结为主流学派、非主流派、整合学派三 大类。大学战略管理之所以日渐重要，是由于大学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由此形成了不同 的大学战略规划模式。本章进而借鉴发达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着重从对立统一 规律的辩证法角度阐述了研究型大学战略规划中应该注意的若干关系，最后就中国高校战 略管理尤其是大学战略规划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再分析。 大学政策是“广义战略”
11、的另一“要项”，涉及各级各类大学政策。其中，“中国高 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建立与完善就是一项具体的大学政策。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领 域中唯一的一项国家级奖励，其建立、颁布和推广对于提高中国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 意义，也是值得教育政策制定与执行人员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五章通过对中国高等教 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奖的宏观背景、评审政策及其实施状况较为详细的分析，得到了六 点结论：（ 1）各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目的强调重点略有差异，总体差异不 大；（ 2）教学成果奖有可能更利于教学管理者，而不是直接从事教学的教学人员即普通教 师；（ 3）各分等标准之间并没有一个明显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
12、（4）我国高等教育教学 的总体质量分布是，越是西部，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越低，但与此同时，无论东部还是西 部，都有高等教育的几个制高点与制低点；（6）五届国家级教学成果所获奖励的地区分布 与人口关系不大密切，但与普通高等学校总量有较大的相关，而与是否拥有教育部（及其 他部委）直属院校，尤其与是否拥有研究型大学含研究生院及部分进入211 工程院校 的数量存在显著相关；奖项层次越高，研究型大学获奖的比例越大，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励政策有利于研究型大学，而不利于非研究型大学。据此，该项研究提出三 点建议：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设计思想与具体措施还需要进一步突出重点，明确方向，尤其要保证高等教
13、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设计思想、主要目的与具体措施之间的一 致性；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教学成果”内涵需要进一步明确，以便把重心偏向真3 正从事教学的教学工作者，至少在教学工作者与教学工作管理者之间有一个适当比例，以 便真正提高教学水准；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应分级分类进行，以便更大程度上保证奖励的公平与公正。 大学战略与大学政策主要用于解决“非定型化问题”，大学法制与大学伦理则主要用 于解决 “定型化问题”。大致说来，大学法制大致分为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两大方面。从大学法制的宏观层面看，大学发展主要涉及大学与政府、大学与大学、大学与企业的关 系，具体包括国家在办学、管理、人事、经费、后勤等
14、方面的系列法律规章及其具体运作。就此，本书第六章以“台海两岸高等教育体制之宏观比较”为主题进行了若干比较分 析。研究表明，从中国大陆与台湾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情况可以看出两者的不同点与相同点。在办学体制方面，1949 年以后，中国大陆高等教育办学体制体现为政府高度集中的单 一的办学体制，台湾则几乎一直是多元办学体制；大陆私立或民办高等学校数尤其是学生数都不占主要，而台湾的私立高校在数量与比例上远较大陆为大；台海两岸均在法理上和 实践中把多元办学体制作为改革方向；公立高等学校在两岸教育体系中都基于主导地位，且两岸的一些知名公立大学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在管理体制方面，台湾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的历史变革没
15、有中国大陆复杂多变；中央各部委主办的高等学校一直占据大陆高校的重要位置，台湾高校没有“中央”各部委主办这一级；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管理的法制化时间较 台湾为晚。在投资体制方面，台湾较早就确定了劳动密集型战略并逐步完善，大陆较长时期内更多地实行资本密集型战略，但近年来教育投资的战略也有一致性；大陆高等教育投 资体制在计划经济时代渠道单一、条块分割，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则走向投资主体多元化，中央的教育投资比例逐步下降，这种投资体制多元化使两岸趋向一致；两岸高等教育的投 资主体一方面走向多元化，另一方面政府投资都是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级投资。严格说来，作为对“大学法制：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的一个探讨，第七章对中英
16、两国 大学学院制及导师制进行的比较分析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研究个案。因为英国牛津剑桥的 “学院制”与中国高校经常论及的“学院制”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本研究提供的材料鲜明 地显示了两国学院制存在的差异，也为完善我国的学院制提供了启示。研究结果表明，英 国与中国大学学院最大的不同点是性质不同：剑桥的学院是学生之“家”，实行导师制， 同时学院内部各种专业与学科共处，而中国的学院是按学科门类设置的（学科学院），学 院由相近专业学科的师生构成。两国的学院制均有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经过不少波 折。牛津剑桥模式的学院是拥有自身财产与收入的独立机构，中国大学的财产与收入主 要不在学院而在大学层面。中英大学的学生教学均由学院与大学共同承担，牛津剑桥模 式的学生住宿、膳食、文娱活动及对学生的个别辅导由学院负责，而中国大学的学院学术 行为与生活行为是平行而不是交叉的两条道，中国大学学生的课外生活则主要由学校后勤 部门而不是学院本身负责。英国大学的学院并非介乎大学和系所之间的一层机构，而是一 个独立的实体或“家族”，中国的学院则是属于大学和系所之间的一层机构。导师制是牛 津剑桥模式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