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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抄经体书法发展规律初探以敦煌写经与房山石经为例刘 超摘 要：敦煌写经书法， 历经魏晋南北朝、 隋唐及吐蕃至宋 700 余年的演变，大体为我们勾勒出了写经书法风格的发展过程。 “写经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存有滞后性，笔者从科举制度对抄经书体的引导以及唐代敦煌章草写卷流行成因两个方面切入， 同时对房山石经的刻经书法风格演变进行梳理。试给读者呈现抄经书法风格的发展演变轨迹，并得出隋唐以前“写经体”与日常书写之间存有滞后性的现象，进入隋唐抄经书法与日常主流书风走向趋同的演变规律。关键词：敦煌写经房山石经抄经体发展规律引言20 世纪初叶，在中国西北边陲甘肃的敦煌莫高窟地区发现了举世瞩目的敦煌藏经洞。藏经洞
2、发现的敦煌古代遗书总数超过4 万件，从西晋大般涅槃经公元 305 年到宋真宗景德三年即公元1006 年，其时间跨度为7 个世纪。写经是敦煌遗书中，占比例最大的写卷，粗略估计大约有32000多卷。无疑，敦煌写经在敦煌书法艺术价值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要研究敦煌书法艺术必须对敦煌写经书法的发展与演变具有深刻的认识。 抄写佛经是一种功德， 抄经者为祈福禳灾在抄写经书过程中均怀恭敬之心，字迹自然多以清晰整洁、美观大方为美。敦煌写经，在时间上由西晋至北宋前后经历700 年， 同时也经历了字体有隶到楷的过度与成熟的演变。崇尚规矩规范的抄经体与其在各个时代的其他形式的书法艺术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抄经书法随着时代
3、的演变有没有形成自身独特的艺术审美？在敦煌写经书法中，我们是否能从其风格演变寻觅到一些艺术发展的规律？敦煌写经与房山石经之间在某个历史时期经文书体的抄写与刻写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带着诸多问题，本文先从敦煌写经书法风格进行梳理， 来探析抄经体的发展规律。一 、敦煌写经书法风格概述及敦煌写经的发展规律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西域成为连接东西方文化的纽带。敦煌地接西域，是我国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之一。所谓“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 （裴矩西域图记序）在魏晋时期，敦煌发展为佛教文化传播的道场，寺院广建、高僧聚集。佛教典籍被翻译成汉文，从口述到笔录，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典籍经书抄写活动蔚为大观。 写经抄经日益
4、成为一种职业， 之后的写经生往往以前辈的抄经为样本进行誊抄，抄写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这种“写经体”，所以使得这种书体在后世一直保有延续。关于敦煌写经书法风格的归类与划分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已有众多相关分期研究。郑汝中先生在敦煌书法管窥一文对敦煌写经分期如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05580 年）是从隶书过渡到楷书的萌发转化阶段，即隶楷型、魏楷型。隶楷型的代表作品有：晋三国志步騭传( 敦研 287)，建初元年 (公元 405 年)十诵比丘戒本 (5.797) ，皇兴二年 ( 公元 468 年) 康那造幡发愿文 (敦研 343)，北魏大般涅架经 ( 敦研 19), 兴安三年 (454 年)大慈如
5、来告疏 (敦研 007)。魏楷型的代表作品为：正光二年(521 年) 大方等陀罗尼经 (S.1524) ，天监五年大般涅槃经(S.81), 北朝写本佛经(P.4527) 。隋唐时期 ( 公元 581780年）楷书的定型期，即正楷确立，隶、魏之余绪逐渐消失。代表作品为：隋人业四年(608 年)大般涅槃经 (P.2117) ，唐开元廿三年 (735 年) 阅紫录仪 (P.2457) ， 太玄真一本际经 (P.2170) ，唐高适诗选 (P.3562) ，唐众经别录 (P.3845) 。吐蕃至宋时期 ( 公元 781 一一 1006 年) 期间先是吐蕃占领敦煌、及张曹两氏归义军时期，经晚唐、五代，又
6、延至西夏统治时期，直至藏经洞封闭为止，时间跨越二百多年。1这一时期，写卷在书体上出现楷、行、草的多样化且工整规范不如前面两个时期。写经生与僧人和士大夫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并共同构成佛教书法中抄经写经书法的独特风貌。在某个历史时期里，“写经体”与时代书风存着有相应距离。魏晋南北朝楷书已经形成， 敦煌佛经写本以及其他典籍抄本所体现的兼有隶楷的形态即是 “写经体” 具有的独特面貌。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写经在用笔、结体方面大多呈现出隶书、 楷书兼有的面目， 甚至一些经卷写本具有鲜明的特征即横划起笔处尖、 收笔重，捺划收笔圆且重， 富有“燕尾”余韵。然而，日常书写的书迹多以较为完备的楷书更多的
7、是流美潇洒的“二王”书札体的行书。即这种“写经体”在隋唐之前，滞后于日常所用书体。进入隋唐这种局面被打破， 隋唐以来的敦煌抄经书体已与日常主流书写相趋同。二 、隋唐以来抄经体趋同主流书风原因探析“敦煌书法其中包含着经典书法的发展脉络和民间书法的基本发生发展的过程和流向，真实地反映了主流书法的导向性和民间书法的自然性书写之间互动交叉、循序演进的书写局面。 ”然而进入到隋唐时期，敦煌写经书法与社会主流书风审美更相契合。隋朝统一南北，结束纷战局面。在书法艺术方面，南北方书风趋向融合，形成了严谨茂密、典雅端庄的新格局。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创始并确立。 特别是在唐代， 科举制度为下层庶族甚至是贫寒子弟提供
8、了进入上层社会的有利机会。在一定程度上 , 它不仅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形象, 而且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风气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唐朝科举以“书、言、身、判”为重要考核标准。 新唐书选举制载：“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证；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 ”“楷法遒美”是书写优劣的标准，所以说此时试子不论是上层贵族子弟还是下层寒门学子都要对书法特别是楷书进行深入的学习。 考试通过的试子因其材而担任其相应的职务，善书者多进入专门的书写机构。唐朝政府很重视抄经, 设有专门的抄经机构，其中“写麟台” 即是专门的抄书机关， 门下省中也有专门的书
9、法班子， 这些抄书人被称作“楷书” 、 “群书手”、 “书手”等。“楷书令史”则是专门的官吏。据沃兴华先生研究， 敦煌卷子的书者可分四类： 一为服务于政府机关的专职抄写员、二为僧人、三是学士，四是经生或叫写生、书手。以上四种身份可以概括为官方抄经和民间抄经两种类型。前面我们谈到科举考试的试子以 “楷法遒美”为学习书法的目标， 这样就造就了一大批读书人具备扎实的书写功底。有的试子因书法写的好得以进入政府专门的书写机构，即使有的试子落第流入民间因其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与书写能力他们对下层书写活动的参与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敦煌写经书法的抄经群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士人”、书法家参与抄经活动以及落第文人以抄
10、经为业维持生计的案例。如秘书省楷书孙玄奕写 妙法莲华经卷五 （S.1456） ，弘文馆楷书手王智莞写妙法莲华经卷五 （S.2596） ，然而政府专门书写机构抄书手大多受欧阳询、虞世南等大书法家所教示。 不少书法家也亲自参与书写经卷，其中书写金刚经就有于知敬、徐浩、柳公权等，其中柳公权书金刚经最为著名。所以，宋朱长文在墨池编中一语道破“唐世,写经者亦多士人笔尔” 。有关在民间抄经方面，唐会要卷 49杂录中记载，玄宗于开元二年下达不准“开铺写经, 公然铸佛”的诏令，从中我们可以的到相关信息： 一是玄宗时期佛法兴盛， 二是民间已有私自铸佛与写经的买卖经营活动。这种“开铺写经”的经营活动是由供养佛法的
11、雇主需求与民间抄经手群体壮大共同所产生。抄经手群体来源多是落破文人， 他们开铺经营以抄经为职业而维持生存。虽然启功先生考证唐灵飞经出开元年间自名不见经传的经生非为钟绍经所书，足以证明唐代写经生受当时书法家书风影响之大，抄经手们的书写水平很高。正如宋人米芾海岳名言中所说: “开元以来，缘明皇字肥，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开元以前古气无复有矣。 ”徐浩的宽博肥美书法审美为时代所推崇之时也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写经书法的审美。清代钱泳对唐代写经书法有深刻认识，“经生书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颜、徐者”, 而这一切“亦时代使然耳” (履园丛话学书 ) 。在唐代，写经书体不仅仅表现在楷书领域。草
12、书极度兴盛也波及到了敦煌写经，如草书经卷因明入正论后疏，其草法圆熟， 笔体厚重，与孙过庭书谱 、贺知章孝经相辉映，可窥得有唐一代章草之风貌。敦煌写经唐代草书卷本还有妙法莲华经玄赞卷第六 （P.2176） 、 净名经关中疏卷上 （P.2222D） 、 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并序（P.2141） 、 妙法莲华明决要述卷第四 （P.2118）等均含浓厚的章草意蕴。为何会出现以上草书风格的经卷呢？朱关田先生认为唐时写经有顿、渐二式。渐式，即数日书写，谓渐书，或称渐写；顿写，又名顿经，即一日书写，往往为追福而坐中疾书。所见草书经，多出顿式。既然“顿悟”何必抄经！从以上数列草书经卷看多为律、论类别，因为抄写者
13、在抄写注疏、 释论时以准确无误的前提下求快捷方便有效记录，所以他们选择章草书体而不是那种抄写经文原典所用的正书书写。那么，我们又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单单是章草而不使用也具备简便快捷功能的行书抄写呢？究其原因，章草是规范化了的草书，在其演变过程中经受历史的检验被人们所接受。在隋朝，书僧智永曾写 真草千字文 八百卷分布于江南诸寺供经生们为书写范本，可以说在佛教领域书僧或经生具有章草书体学习的传统。敦煌石室所出 智永真草千字文是最有力的佐证。此临作是敦煌卷子中临智永千文成功的作品，题记为“贞观十五年七月临出此本, 蒋善进记。”草书用笔自如、 圆劲流畅而又不失规范，楷书冲和俊秀，深得智永三昧。此临作
14、是唐经生练习抄写之日课。所以说，使用章草书体抄写律、论等注疏既符合于方便快捷、准确无误的纪实功能，又契合于书法发展的时代脉搏。唐朝楷书兴盛的同时草书书体也有极大的发展，唐人对草书具有极大的兴趣与造诣。而传为怀素所书的草书 四十二章经 是书法艺术审美意义上的书写而已。有唐一代，包容开放，各民族、区域、国家之间交流频繁。西域与中原，在这一历史时期交流尤盛，商队、僧侣交通往来极为便利。加上，隋唐以来佛教兴盛，译经、抄经活动蔚然成风， 西域高僧与中原僧侣交流的同时抄经书写也相互影响。探究其源，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了隋唐时期敦煌抄经书法与其时代的社会书写之间互动交叉、循序演进以及与时代主流书风的趋同性。五
15、代以后，雕版印刷的使用代替了大量的抄写工作，写经书法逐步走入了衰落，于是经卷的木刻印刷本大量地出现了。进入宋代， 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推广和运用，使抄经的作者日减。 雕版印刷的出现虽然对宣佛提供了大量的经卷，但是那种具有书写个性和艺术气质的鲜明的“写经体”却不知不觉地消失。此时，写卷在书体上楷、行、草多样化，在纸质、装潢、注释、校勘等方面都不及前朝精整，多见潦草拙劣的写本。这与前朝“尚法”之后的“尚意”审美风尚以及雕版印刷刻经对经卷写本的冲击有极大联系。三、房山石经的刻经书法对敦煌写经以及抄经书体发展规律的佐证房山石经位于北京市西南75 公里房山区境内，刻经起源于隋代高僧静琬，他吸取了北魏太武帝
16、、 北周武帝废佛灭法的惨痛教训，刻经于石秘藏洞穴， 以祈佛法永传后世不灭。自隋朝大业年间（605 年） ，静碗始刊刻石经至其圆寂唐贞观十三年 (639 年)，期间从未中断过刻经。随后，刻经事业由其弟子继承下来，历经辽、金、元、明，共达一千余年，镌刻佛经15060 块，累计 8000 余万字。房山石经恰巧在隋唐时期开始镌刻， 这为我们上一章节探讨隋唐以来抄经体趋同主流书风的现象具有较好的佐证意义。下面我们就看房山石经历经隋唐、辽金以及元明时期刻经书法与主流书法审美的关系。隋唐刻经，既能够看到由隋到唐代初期楷书规矩化与法度化的势态，还可以看到崇尚虞世南、褚遂良楷书风格的刻经以及与同时代里敦煌抄经书法风格相近的现象。辽金时期是房山石经镌刻达到高峰，辽金书法继承唐末五代风格以法度为尚，刻经书法风格欧柳书风盛行（如佛说八部佛名经） ，金代的书法风格以苏、黄、米为主导，同时以唐楷为典范的颜真卿的书风，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