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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宋射礼的性质及其变迁发布日期： 2015-06-30 原文刊于唐宋射礼的性质及其变迁王博前言“射”作为六艺之一，是古代贵族必备的基本素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目前射礼研究已有诸多积累，但视角多集中于三代。不容忽视的是，自秦汉以降， 随着儒家思想的渗入及礼仪制度的更新完善，确立了五礼（吉、凶、宾、军、嘉）的制度化这一礼制史上的重要进程。梁满仓提出，五礼制度发端于东汉末、三国，经由魏晋南北朝的进化，最终成熟于隋唐，其成熟的标志为唐玄宗开元二年（732）大唐开元礼 （以下略作开元礼）的颁布 。近年来，笔者一直对五礼制度中的军礼予以关注，范围主要集中在唐宋（主要指北宋）这段重大历史变革期，认为：军
2、礼与其他四种礼仪系统（吉、凶、宾、嘉）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作为彰显军事及政治的综合舞台更为敏感且重要。 同时，军礼也是融合 “对人仪礼”及“对神仪礼”双重性质的综合性仪式群。众所周知，自唐后半期至北宋，中国社会在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决定国家意识形态的五礼制度亦在所难免，因此对这一时期军礼的变化脉络加以把握，能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五礼制度在唐宋变革中的意义。本文作为军礼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选取射礼为对象，结合历史背景对其在唐宋这一重要时期所发生的变化进行梳理。在把握射礼性质变化的基础上，对其在当时的定位及意义加以分析，从而解明射礼与皇权之间的微妙关系。一、唐宋礼书中射礼的确
3、立1. 唐宋射礼的特质唐礼形成于隋礼，但并非全盘承袭，其中也根据实际情况作了调整。比较大规模的如唐初太宗朝编纂 贞观礼 时便在北周、 隋礼的基础上增加多达二十九条 ， 对此唐会要卷三七五礼篇目有如下记载 ：初，玄龄与礼官建议，（中略）。天子大射、合朔陈五兵于太社、农隙讲武，（中略），皆周隋所阙，凡增二十九条，余并依古礼。在此二十九条中，作为军礼增加的有“天子大射、合朔陈五兵于太社、农隙讲武”三项。在周礼中，射礼可分为：大射、乡射、燕射及宾射四种。贞观礼所载射礼作“天子大射” ， 可见至此时所存仅大射及乡射礼而已。虽然史料中对北周、隋射礼的记载不多，但仍可确认当时实施过大射礼，因此关于史料中的“
4、阙” 字，笔者认为除解释作 “缺少” 外，还有“不足”之意。这样一来，唐初所增加的大射礼应是在某些地方与前朝存在不同。五代史志 礼仪志 对于隋制的一段记载颇值得留意： “隋制， 大射祭射侯于射所， 用少牢。 ”即在隋礼大射礼中，在仪式之前先要在射所祭祀射侯，而这一做法不见于开元礼，极有可能自贞观礼便已被取消。关于大射礼，周礼天官司裘云：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设其鹄。郑玄解释道：“大射者，为祭祀射。王将有郊庙之事，以射择诸侯及群臣与邦国所贡之士可以与祭者。（中略），而中多者得于祭。”即，之所以行大射礼，是为了通过射技选拔各地推荐的具有参加郊庙
5、祭祀资格者。此外，礼记射义也对射礼目的作有说明，其可大致概括如下：通过射者的行为举止是否守礼，持弓矢姿势是否端正，检验其德行。通过射礼选拔诸侯、卿、大夫、士。检验诸侯所推荐的射者，根据其成绩对诸侯封地进行增减。可见早期的大射礼于天子而言具有选拔人才及控制封地的重要作用。正如杜佑在通典卷七七天子诸侯大射乡射中所说：“周衰，礼多亡失，重以秦灭典坟，天子之礼无闻，诸侯二篇而已，诚与今异。略存古制焉。”至唐代，大射礼早已不复周制原貌。那么， 唐宋两代的射礼其内容如何呢，笔者据唐宋官修的代表性国家礼典开元礼卷八六军礼皇帝射于射宫、皇帝观射於射宫、政和五礼新仪（以下略作新仪）卷一九八嘉礼皇帝宴射仪，将其程
6、序尽可能的简略概括于表1 。据表 1 可知，开元礼射礼已按皇帝本人亲射与否将贞观礼的“天子大射”细化为“皇帝大射于射宫”与“皇帝观射于射宫”。这种变化体现出唐代至开元礼时对于国家典礼的整备更为规范化。同时，在仪式名中将皇帝行大射之所称作射宫也体现了玄宗朝对周礼的回归意识。就程序而言，两者基本一致，皆可分为：准备阶段、宴会阶段、射礼开元礼皇帝射于射宮开元礼皇帝观射于射宮新仪皇帝宴射仪前三日起，相关机构进行各项准备。当日，仪式开始，宴会如元会之仪。前一日，相关机构进行各项准备。仪式当日，首先進行宴會。前期， 相关机构进行各项准备。仪式当日，行常起居，进行宴会，喝酒三巡。各就各位。皇帝随乐连射四箭，
7、接下来侍射者亦随乐射四箭。王公等就射位，司射導射，引王公六人于殿上随乐射四箭。四品以下于殿下射四箭。各就各位，皇帝亲射，每射中，有司进奉马， 班首帶领臣僚进酒， 再拜。臣僚射中则获赏赐。射中者受赏，不中者于丰前喝酒受罚。 仪式结束。射中者受赏，不中者于丰前喝酒受罚。仪式结束。飲酒五巡，儀式结束。表 1 唐宋礼典中的大射礼进行阶段及赏罚阶段。只是前者在等级上超过后者，准备时间、 宴会规模等也都非后者可比。在“皇帝射于射宫”中，皇帝亲射后，接下来则为“侍射者”射。开元礼此处记载云：“其射人多少临时听进止，若九品以上俱蒙赐射，则六品以下后日引射，所司监之。 ”所谓“侍射者”，皆由臣子组成，且不分文武
8、。品级从九品起。若想成为“侍射者”需有皇帝的恩赐， 是一种政治待遇。究其原因， 当是由于赐射对于文武官员而言不仅有机会获得丰厚的奖品（后述），还有可能因突出表现引起皇帝关注从而获得升迁等额外隐形政治机遇。特别值得留意的是“若九品以上俱蒙赐射，则六品以下后日引射，所司监之。”也就是说，六品以下官员在皇帝亲射之日没有资格成为“侍射者”。即使他们获得赐射，也需要在后日由六品官员引射。 在这种场合下， 于后日举行的九品官员以上参与的射礼，很有可能就是 “皇帝观射于射宫”仪式。也就是说，所谓“皇帝观射于射宫”在作为一项独立仪式的同时，有时也与“皇帝射于射宫”捆绑进行，此时两者虽然不在同一天，但却有直接关
9、系。从九品官员亦有机会参与仪式可以看出，唐代大射礼的规模之大。既名为“侍射者”，也就表明这些臣下即使获得赐射，也皆是作为侍奉皇帝行射礼而参与的，在“皇帝观射于射宫”，虽然皇帝不参与射箭，但所有的程序均需由侍中传达，在获得皇帝许可后方可进行。因此“皇帝观射于射宫”无疑也属于大射礼的范畴之内。射礼中对于身份差别的凸显不仅限于皇帝与臣子之间，臣子与臣子间关系也通过射箭时的站位及先后顺序等因素展露无疑，而射礼所具有的对于君臣关系的确认这一功能在其早期便已存在 。此外，唐六典卷二五诸卫府：“若亲射于射宫，则大将军、将军率其属以从。 ”皇帝在亲射时，由禁军千牛卫等于旁协助弓矢等准备工作，可见，射礼也是间接
10、体现皇帝与军权的一种重要手段。此外，开元礼大射礼中还提到了皇帝一人单独射箭及燕游时的简易型射礼，其内容较之上述简化不少。较唐代而言，北宋末期的新仪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首先，唐代大射礼的宴会实施于射礼之前， 而 新仪 “皇帝宴射仪” 则正如其名， 整体处于宴会之中，且只有“赏”，没有“罚”，整体气氛轻松，在少了一份严谨的同时增加了几分娱乐性。在仪式中，当皇帝射中时，在场臣僚包括卫士皆通过再拜、进酒、进奉马等形式向其表示祝贺，作为呼应，皇帝也在臣僚射中时进行各种赏赐，君臣间得到了更为良好的互动。2. 唐宋时期对射礼的择从宋代射礼之所以较唐而言差异巨大，应是由于其已并非唐代大射礼之故。这也是射礼
11、在唐代为军礼， 而在北宋为嘉礼的原因之一。但这种性质的变动在唐以前便已存在。丸桥充拓等诸多学者都注意到这一点，其中丸桥充拓整理归纳如下。嘉礼（周礼春官大宗伯、仪礼乡射所引郑玄目录、同书大射所引郑玄目录 、 晋书 礼仪志 、宋书 礼仪志 、政和五礼新仪 、宋史 礼志 ）。军礼（隋书礼仪志（北齐、北周、隋）、大唐开元礼、太常因革礼）。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军礼同邦国。（中略）。以嘉礼亲万民。”两者作用截然不同， 与前者注重军事性相比，后者则更注重与各方的交流。从周礼到隋以前的大多数史料均将射礼纳入嘉礼这一体系，其中还包括魏晋南北朝兴起的九月九日马射仪式。真正将射礼作为军礼加以认识则可能始自北齐。此
12、外，北周大射礼亦与军事活动具有直接联系 。唐脱胎于北周、 隋， 在制订礼典时无疑受到其直接影响而选择继续将射礼放于军礼之中。当然，唐代所谓继承亦非盲目，而是经过实际考虑后所做出的决定。杜佑云 ：五帝三王之时，天下万国，迭相征伐，士之志艺，以射为首。是以我国家开元中修五礼，以射礼入军礼焉。指出了射箭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可见唐代将大射礼放于军礼还有出于军事目的这一考虑。那么，北宋礼典对射礼的归纳为何会出现前期为军礼、后期为嘉礼的矛盾局面呢。笔者以为礼典的编纂背景不容忽视。北宋初期的高祖开宝年间，依据“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的方针编纂了开宝通礼二百卷。虽然目前已无从得知其涉及到军礼的具体内容，但应与开元
13、礼无异，大射礼仍被归纳于军礼。开宝通礼在其后“其制度仪注传于有司者，殆数百篇” ，以至于需要重新编纂新的礼典。仁宗朝嘉佑年间，经过欧阳修 “纂集散失，主通礼而记其变”，又编纂了因革礼，虽“异于旧者盖十三四焉”，主体上仍没有摆脱开宝通礼的范畴。换句话说， 因革礼中唐礼的成分仍占主流地位。但这种状况至神宗朝的礼制改革起开始发生转变。元丰年间， 枢密直学士陈襄、太常博士杨完等人提出 ：有事于南郊、荐飨景灵宫、朝飨太庙，大率皆踵唐礼，至于坛壝、神位、大驾、舆辇、仗卫、仪物, 亦兼用历代之制。若概以先王之礼，固已不同，必兼用历代之制，则其间情文讹舛甚重。盖有规摹苟略，而因循已久，重于更制者，有事出一时之
14、仪，而不足以为法者。谨先具一二奏陈，恭俟训敕，以为体式。这说明此时对修改唐礼的思想已出现并获得神宗采纳，这无疑是宋礼摆脱唐礼束缚呈现自身时代特征的重要一步，而后来徽宗朝 新仪 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张文昌也认为，由于开宝通礼在内容上大多承袭开元礼，因此真正代表北宋特色的礼典是北宋末期的政和五礼新仪，其堪称继开元礼后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礼典。通过上述对于宋代国家礼典发展的大致整理可以看出：射礼在宋代处于军礼还是嘉礼，其原因之一主要取决于宋礼受唐礼影响的大小。因革礼由于受到唐礼影响较大，因此依然保持了开元礼中射礼属于军礼的作法。而北宋后期的政和五礼新仪其编纂时期距离北宋建国初期已逾近两个世纪，社会各方
15、面已经不同于前，产生了制订适合宋代自身情况的国家礼典这一需求， 再加上历朝历代对于礼制的不断调整修正，使得宋礼摆脱唐礼在软件、硬件上均日臻成熟,这也是陈襄所指出的建议能够得到采纳的原因所在。在这种大背景下，一旦条件成熟， 对于唐代大射礼作出改动也是顺利成章之事。正如陈襄所指出的“若概以先王之礼，固已不同”，礼典的发展不能脱离现实，其一定与现实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唐宋时期射礼变迁的分析只有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才能更加准确的使我们把握其发展脉络。这一问题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二、唐代射礼的动态发展唐代射礼集中于前期，自玄宗朝天宝年间起便销声匿迹，使得开元礼大射礼最终沦为一纸空文。 虽然通典 卷七七
16、 军礼 天子诸侯大射乡射作：“大唐之制， （中略） 。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赐百僚射。”但从史料中所见射礼实例来看，并非于每年实施，具有不特定性。另外，之所以实施于三月及九月，周礼地官州长云：“若以岁时祭祀州社，则属其民而读法，亦如之。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即周礼以春秋两季行乡射礼。 而如前所述， 大射礼是由乡党组织内部的乡射礼在逐渐向上层建筑渗透后形成的，而这也为后世所沿袭，并在汉代形成以三月及九月行大射礼的作法 。1. 唐代前期：平稳期（高祖太宗朝）目前来看，高祖朝共实施过两次射礼，第一次是武德二年（619）正月，在此半年前，高祖接受隋帝禅让，于太极殿（原大兴殿）即皇帝位，告南郊，大赦天下，并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颁布新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