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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什么样的改革才可信和朋友聊天，他首先抱怨的是通货膨胀太高，说这个高，那个高。我告诉他，中国的通货膨胀没有他体验的那么严重，因为通货膨胀指的是全面的物价上涨，他把自己平时接触的物价等同于通货膨胀了。中国大部分人的收入水平还比较低，食品占收入的比重非常高，比例在 35%-40% 左右，而美国只有13% 左右，经济学术语是说中国人收入的恩格尔系数高，所以食品价格的上涨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大，大家很容易把它理解为通货膨胀。生物能源、中国人饮食结构的变化、中国的耕地政策等等，都是影响食品价格的因素，这些在粮食价格谁定： 食品价格中的经济学一书中谈的很清楚，所以政府乱发货币对粮食价格的影响可能很小。人们
2、对粮食的需求短期内基本是稳定的，所谓缺乏弹性，有时候因为偶然因素，比如气候或者流行病引发6% 左右的产量变化，都有可能引起食品价格翻番，典型的案例就是07 左右猪肉价格因为流行病引发暴涨。看一看CPI，就知道的中国物价上涨主要是由食品价格的波动引起的。治理食品价格波动的政策，和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有所不同的，有时候二者甚至是相反的路线。因为有时候农产品价格高我们需要提高供给，需要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比如应对猪瘟政府同时需要在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进行补贴，而治理通货膨胀却需要从紧财政政策，因此实施政策时看准病因非常重要。其实中共比一般老百姓肯定更在意通货膨胀，因为太多的最高领导栽在这方面的。80年代
3、中国两位名义上最高的领导就因为通货膨胀引发的学生运动以高层看到高通货膨胀会比一般百姓还急， 因为他不想下台啊。看通货膨胀， 我推荐看可口可乐的价格，这几年来可乐的包装容量下降了1/5 ，也就是可乐的价格上涨了20% 多，这大概就是同期中国的通货膨胀指数吧。虽然很高，但是相比于蔬菜价格的上涨，还是低了不少。正是由于通胀往往造成最高领导权力的更迭，所以中共很在意这个，因此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其实不是太糟。在瑞士研究机构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一直属于比较好的，在全球排 10 名左右， 而中国的总体排名在2030 名，所以你可能无法想象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居然是加分项。有趣的是， 中国
4、比较差的失分项之一却是基础设施，排名 50 名开外，而很多人却说中国基础设施已经很好了，也许是他们没有看到中国大学生宿舍普遍连空调都没有吧。回过头来，可以说中国的货币政策变得比较中性的原因，来自于数次血的教训，也 许这就是这就是所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吧。就是说，政府在思考自己行为的收益和成本后，发现维持现有政策的成本高于收益，所以决定进行货币政策改革，给央行更多的自主权。很多人爱呼吁政府让利于民、呼吁领导人推进改革，但是这些人忘了一点，那就是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所以改革政策本身的突破，还要看它在基层能否被积极执行，不然改革文件就是一张废纸。这道理根本不深刻，非常简单，需要的就是以己度人。想一想从小
5、时候我们的的学习， 到长大了我们在单位的工作，我们不管是听从父母的教育，还是服从领导的安排，我们都会遵循的规律就是看这些要求能否给自己带来好处。如果父母不允许让你看动画片，命令你去写作业，你会和父母吵架，领导让你加班，却不给你加工资，你就会怠工：那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国家领导人推进伤害基层公务员利益的改革，下面的人就会听话呢？显然，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大部分人是幼稚的，他们根本想不起自己小时候和父 母吵架的经历。 所以说如果改革不能给体系内的人带来好处，基层就没有动力执行改革，那么上层的改革期望自然是空谈。就比如国务院早在90 年代就出台政策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 实际中也批准了至今为止唯一的
6、民营银行民生银行。 可因为现实中由于各种利益的牵绊，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各部委就再也没有批准过一家民营银行。直到最近温州地区中小企业因为融资困难而导致大面积倒闭，此时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国面临经济的整体下滑，如果政府还不放开金融业，那么后果不仅仅是税收减少的问题，所以此时政府就不得不推动上个世纪没有有下文的改革了。再比如因为经济增长低迷，国务院把部分铁路审批权下放给地方，而许多地方政府就考虑民营资本进入铁路行业，因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都缺少足够的资金通过投资铁路刺激经济，所以不得不求助于民营资本。可实际上数年前广东等地就已经出现民营铁路了， 只是后来这些铁路被国家强行收回，如何防止政府在改革上再出现以
7、前类似的违约行为呢？显然唯一的保障，就是民营经济退出铁路产业导致经济危机，类似于晚清的保路运动。 因此改革必须要分析政府的行为是否可以相信，而判断标准就是改革能否给政府自身带来好处。二、以前的改革为什么成功为什么说这种思路非常重要呢？因为只有政府分析了改革的成本与收益，发现改革能给自己带来收益，那么改革才会得以推进，不然改革就是空话。中国最早改革是从农业领域开始的，周其仁对此有过深入的研究。中国之所以选择在78 年进行农业改革，根本原因是因为 78 年前后政府控制集体农业的成本增大了，此时政府与其继续实行原有的农业政策，不如进行改革。而三年大饥荒后，毛泽东带头认错，政府也进行农业改革，废除大锅
8、饭，允许农民保留自留地，也是基于管理成本太高的考虑。所以不管领导人是谁，78 年的中国政府都会进行农业改革，只是改到什么程度和改革的方向很难说。具体可以看看周其仁制作的下图：很显然，中国两次农业改革都是农业领域国家费用指数快速增高的时候，也就是图中国家费用曲线的两个峰值，所以78 年中国进行农业的根本原因很可能是国家维护原有农业制度的成本太高， 因此才会允许小岗村的承包制经验在全国普及，而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就是妙在 “ 改革的总批准师 ” ，而不是 “ 总设计师 ” 。这条评价看似贬低，其实是抓住了中国近30 年改革成功的本质， 因为中国所有的改革项目，都基本上在地方上都被实施过了，中央要做的
9、往往只是承认既有的现实，并进行推广。“ 设计 ” 一词看似很酷，而“ 批准 ” 一词却没有高屋建瓴、主观推动进步的隐形含义。可是人们往往忽略的一点是，主观设计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由于改革者对改革领域缺乏足够的认识， 可能会使得改革的方式和方向都发生错误。政治家们很难知道自己推动的改革带来的受益与成本各是多少，也无法设计出周全法规与监管机制，最重要的是他们无法预知基层对改革的反应。典型的例子就是80 年代个企业改革。 当时政府在工业领域也想照搬农业领域的例子，识图在工业领域推广承包制，或者增加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利。但以首钢为例， 由于产权不明晰，政府热衷于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特别是限制管理者对工人
10、的奖励，政策朝令夕改，导致企业的业绩波动很大。整个 80 年代中国国有工业体系改革就是首钢的缩影，这才有了 92年后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这里反映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领导人不知道承包制在刺激经济总体上的作用，二是领导人无法预知基层政府对政策的执行。上个世纪90 年代全国各地爆发的信用社倒闭案件，则说明领导者无法设计出成熟的监管机制。当然所有改革中，最著名的改革就是 “ 价格双轨制改革” ，这显然是一场被上层领导和部分经济学家设计的改革，结果是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并由此导致严重政府信任危机，领导人在随后的事件中被迫下台。如果当年的最高领导预知到双轨制改革带来的高通货膨胀，并成功的遏制了它，那么现在
11、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即便在中国，由高层设计推动的改革在实践中也是问题重重，其中的许多改革都是失败的。与高层设计的改革不同，中央批准基层已有的改革，往往会有巨大的收获，农业的承包制改革、企业的MBO 私有化改革等等都是如此。后者之所以能够迅速的成功，根本原因就是这些基层改革现象的出现，说明基层是有动力推动这些改革的。类似的例子， 就如同今天的各地普遍存在的小额担保公司、大量的小产权房一样。基层改革往往伴随着腐败频发， 这非常好理解， 因为如果不存在腐败，这些原有的非法活动根本就不可能被基层官方认可，所以此类改革其实就是一种把腐败的合法化。三、现有改革的难点很多人说中国以前的改革是增量改革，是
12、制度的帕累托改进。这说对了一半，中国的改革是增量改革，但绝不是帕累托改革，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短期的帕累托改进。当年的农业改革怎会没有既得利者呢？基层大队书记的权利因此小了，高层像陈永贵副总理这样以推广大寨经验升官的一批领导下台了，改革初黑龙江省委书记还和万里还在会议里争吵，后者说出了那句著名的：“ 你走你的阳光路，我走我的独木桥” 。改革不可能不得罪人，因为改革的困难不仅仅来自于改革信息的缺乏，同样还来自于另外两个方面：1、 改革中的集体行为困境。改革往往牵扯到极广的受益者，却牵扯非常少的受害者。以受人关注的民营银行业准入改革为例。银行准入制度的放开，利率的市场化， 这些改革的收益者是千千万万
13、的储户、中小贷款者， 而利益受损者则现有的数家国有大型银行。在现在没有新批准银行进入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利率市场的放宽，最近各银行的拉储户就比以前激烈许多，这无疑会降低以前银行的利差利润。想一想王岐山、陈元等领导90 年代都在银行业担任领导， 如果当时对银行业进行改革，对他们的业绩影响自然不小，对以后的晋升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当年银行业改革拖到现在就不难想象。当然， 需要关注的一点是这几年各地大量城市银行的出现，无疑为如今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动力，因为这些银行无疑削弱了现有银行业的政策影响力，使得地方政府和国有大型银行的矛盾更加突出，这也就是中国增量改革的一面。因此政治家在改革前，必须思考的
14、问题就是改革能获得多少的支持，面临多大的反对。2、改革过程中存在分配问题。改革的受益者和受损者不同，大家很难通过利益交换以推进改革。在银行业的的改革中，地方政府、普通储户、中小企业与银行业、银监会、国资委等为代表部门的存在着利益冲突，改革势必会得罪后者。如何给予后者一定的补偿，这也是问题的关键。正是由于以上两点，改革往往发生现有制度给政府带来的成本比受益高许多的情况下。稍微注意下上面周其仁制作的图，在78 年改革以前政府在农业领域的制度，大部分时期往往是制度成本高于受益，而改革恰好发生在成本高起的时期。所以并不是说成本比受益高就会改革， 也就是要等到成本比受益高许多时，改革才会进行。 此时不改
15、革对政府某些部门的伤害很大， 政府有更大的动力去推动改革，进行部门间的利益交换。我们看看此轮改革前的一项重要人事任命就是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下放山东当省长。金融业的改革存在地方与中央部门的冲突， 地方希望开放，因为这样有利于经济发展，中央某些部门并不希望改革，因为改革代表他们影响力在减少。由中央部门领导，下放到地方经济大省当二把手，这本身就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形式，而郭在山东的主要工作就是推动中小金融企业的发展。当然，有些改革是需要中央层面突破的，这类改革不可能存在基层经验，也注定缺乏信息， 比如司法改革。基层政府违约率非常高，许多项目款往往不能按期付给承包商，同时伴随着政府债务危机。司法部门的独立，
16、无疑有利于监督政府违约，有利于政府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民间融资。这个道理很简单，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政府借钱也是同样的道理。政府有更高的信誉， 更低的违约率，自然有利于它更低成本的融资。同时，司法部门的独立也有利于减少地方保护主义。但是司法部门的独立，等价于司法部分的财政费用就要变成中央财政的负担， 不然司法不可能独立于地方政府，所以司法改革也是就是中央给自己揽事。因此不要总想着司法独立、政法委不干预个案那么简单，几十万人的工资怎么来？工资给不了，你就很难要求法院审判强拆案件时没有偏袒。缺乏信息、缺乏改革的动力、利益交换困难，这三项就是改革的困难，好的改革就是合理的处理这三项矛盾。四、讲一个故事最后谈持。李光耀说如果中国继续对印尼等国输出革命，支持当地的共产党搞革命，那么中国很难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