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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隽超教授刘大观年谱考略评马 振 君许隽超先生刘大观年谱考略 （以下简称刘谱 ）于 2013 年 11 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继黄仲则年谱考略之后出版的又一部力作。此书列入 2012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和黑龙江大学 2010 年博士启动基金项目。 “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 （见书目录前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 ，开本宏阔，用纸考究，托之于手，厚实而有份量。内封有作者彩色半身小照，下为文字介绍；又有四张彩色插页，分别为来新夏先生所题书名、刘大观玉磬山房诗集书影、民国邱县刘氏族谱书影、刘大观所用砚、刘大观手书扇面，印刷精美，图文并茂。而此书内容更与装帧形质相符
2、，相映成辉。刘大观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 ，卒于道光十四年（1834） ，享年八十二岁，一生经历乾、嘉、道三朝， “宦游所至，南抵粤西，北至奉天，足迹万里有奇” ，阅历丰富，交游广泛。 “刘大观的玉磬山房诗文集与乾、嘉、道三朝文学、政事关系颇密” （以上均引自前言 ） 。且刘大观作为高密诗派的代表，欲对其诗文成就作全面的考察，就必需先做好他的生平研究。对此，作者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与定位：“拙著以刘大观生平、交游、诗文创作及所处社会、文化、地域背景为基本研究内容。通过搜集、剪裁、排比、考订相关史料，力图准确、清晰地勾勒刘大观一生行实，展现那个时代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吏治民生的多个侧面。一个时
3、代更真实的文学观念，往往不表现在理论中，而是在创作实践上。一部翔实、完备的年谱，是研究一个作家诗歌创作的基石，也是全方位观照某一时代、某一流派诗歌的阶梯。这就是我撰写刘大观年谱的初衷。 ”由此可知，作者是带着一种严肃的史家意识进行创作的。所以，史的特质是刘谱最大的亮点。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史料的权威性。 刘谱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清代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史语所藏硃批奏折、录副奏折、题本，还包括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 、 大清搢绅全书 ，乾、嘉、道三朝的实录、起居注、粮价清单等。这些资料不仅非常真实地再现了谱主各时期的任免、交接、调转等情况，同时也交代了与之有
4、关的上、下级官员的相关情况，这对理清谱主宦迹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年份，特别是其入仕之前，主要靠这些档案资料支撑起来。如“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二岁”条，考证刘大观祖父刘士缙任四川荣经知县事，即引明清档案 、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 、山东巡抚准泰奏折等，非常翔实而确凿地揭示了史实，具有不可辩驳的权威性。最明显的例子，是“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五十八岁”条，此条前半主要载刘大观劾初彭龄一案始末，自正月上疏至三月入都候旨发落，仅两个多月的时间，但中间所涉及的往来文书档案连篇累牍，经作者梳理排列，达二十页，近二万字之多。这些资料非常清晰地再现了这一案件的来龙去脉，解决了学界对初彭龄免山西巡抚之职
5、时间认识不清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想把这件复杂的案件釐清是很难的。 刘谱还运用了一种很有特色权威档案，即粮价清单。作者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相关时期、地域的粮价清单，置于相关年份的最后。这绝不是多余的，正如作者所说“于彼时经济史料亦间有援引，盖非仅视之为文人年谱也” ，由此可知，作者是将此谱作为能反映社会经济的史书来编纂的，而非止通常的“文人年谱” 。读者们正可据此了解彼时彼地粮价之虚实，并与全国各地相比照，以知晓彼时彼地的民生情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这绝非多余之笔，于此亦可见作者的深思熟虑及严肃态度。可以说，权威的结论来源于权威的资料，资料的权威性使刘谱更具史料价值，学术性也
6、更强。其次是史料翔实丰富性。除上面所列档案类资料外， 刘谱所引资料最大来源是诗文集，包括谱主个人诗文集，这类史料大概占到一半强。对这些史料的引用总原则是求全，这体现了作者一贯的主张，作者认为，如果节引，读者运用时还要翻检原书，而很多文献是很难见到的，这就造成了使用上的局限。这是一种为读者负责的意识，也是学者泽惠学界的无私情怀的体现。与对师友著作引用求全相比，对谱主本人作品，则只引标题和于系年或史实有用的相关诗文语句，适当加按语，这样处理的原因是谱主文集并不难得，全引徒增篇幅，没有必要，这种繁简处理颇具匠心。正是诗文使谱主显得有血有肉、跃然纸上，许先生常说，做年谱，常常使人感到并不是在与古人交往
7、，而是与朋友做对面之谈。这些文字交织成了一幅关系的网，由此读者可对谱主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与声名做出准确的定位，从而为知人论世奠定了基础。再有就是同时代人的年谱、宗谱、传记类文献，特别是谱主家谱邱县刘氏宗谱 ，这是刘谱 “世谱”部分的重要资料支撑，也是刘谱后面部分很多行实系年的重要依据，这些传记类资料非常好地充实了年谱。再有就是方志文献，据笔者统计，书后参考资料所列方志有 76 种之多，这些资料或用于说明人物行实，或用于补充事件，或用于说明一个地名、一处景观这都增强了年谱的历史真实。总之，作者以其搜罗文献种类之丰富、采择资料之不遗余力，使刘谱内容更加丰实厚重，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再次是行文的客观
8、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让材料自身说话，基本不加评价。如关于纲目内容、诗文隶属等，若有需说明处，也只加按语。而按语或据诗文集文本排列的自然顺序，或据相关文献有关资料，审慎考订，一切出于实证，摒绝捣空之弊。这样做的优点是不以作者观点左右读者，从而拓展了读者阅读思考的空间。 谱中也有合理推断内容，如“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十一岁”条，在引用奏折证明刘大观父亲刘曰燮丁忧回籍后，有“刘大观当随父一同返家”十字，此推测与交代是合情合理的，但也只是据理推断，并没有强加给读者的意思在，且这样的推断极少，可见作者的审慎。一是内容繁简视材料而定，故每年下内容多寡不一。有的年份因没有任何资料，则干脆付
9、之缺如，如乾隆二十、二十一两年即为此类。而有的史料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不可或缺，则不厌其多，如上文所述之嘉庆十五年条，有近三十页之多，几乎占全书篇幅的十分之一。一是纲目叙述语的拟定，也一以资料为准，充分体现了客观、准确、简练的特点。以上三点将刘谱史的特质非常突出地展现出来，许先生凡例中的“初衷”完美地实现了。刘谱的第二个亮点是体例更为完善。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将年谱部分按谱主宦迹分为“读书应举、初宰粤西、继牧宁远、兵备河东、退居怀庆”五卷。从文章学角度看，这种处理使年谱眉目更为清晰醒目，更便于读者从整体上全面把握谱主生平，从而提高了可读性。从年谱编纂角度考虑，这一分段意识可以使史料的排纂
10、更合乎逻辑，更具严谨性。其次，将人物小传附列于后。附录中共列 473 人的小传，先列汉族，次列满、蒙等族。小传内容先列姓名、字、号、籍贯，次为生卒年，次为科举、仕宦等履历，次为著作，最后列小传所据之文献。资料准确，重点突出，用语简洁，有些可补现有相关工具书之不足，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另外， 刘谱中取消了于相关年份附时人生卒或年岁的内容，也是因为后面已有小传，故加以精简。这样处理的另一个好处是便于检索和利用。再次，编有人名索引。关于此索引的编制原则，作者在索引前写道：“年谱依纲目体纂成，凡纲中人名，均编入本索引。目中所引谱主诗文题目中所见人名，正文中与谱主唱酬，及人物小传出条者亦编入，以见交
11、游。名讳俟考者，照录别称。世谱及徵引书目未编入。依音序排列。 ”索引人名后以小括号列出其常用字或区分身份的相关信息，以免混淆，后面即列所在页码，页码之间以“.”分隔，一目了然，使用便利，增强了本书的使用价值（沈燮元先生在拿到此书后，对此索引项的设置赞不绝口，大称方便） 。最后，徵引书目的分类也颇具匠心。徵引书目共分五大类，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编排书目的理据以对年谱的修纂作用大小为标准排列。 “基础资料类”所列为谱主诗文集、族谱、墓志铭，是最重要最基础的资料，用许先生的话说是年谱的“根” ，根扎牢了，才会有枝干的茁壮。 “年谱、宗谱、传记类”则以同时代人的人生坐标为参照系，以便于更真实准确地编织出谱
12、主的关系网络，从而建立起谱主自己的三维坐标系，所以这种资料仅次于基础资料。第三类“方志、总志、史书、志书、档案类” ，则从官方文书的角度又为作者树立了一个个的参照系，可以补充前两种资料的不足，特别是对于政治性人物，这一类资料更为重要。第四类“别集、总集类”则勾勒出谱主具体的日常生活，使人物有了灵魂与活力。这种以诗文为史料的做法由来已久，但年谱中大量引用则并不早，从中可见史学观念的进步。第五类“诗话、杂著、工具书类”则作为前四类资料的补充身份出现，地位相对更次要一些，因为这些毕竟多为二三手资料，故列其于最后。由以上分析，可见作者即使在书目的列举上也是颇费心思的，先后之序正基于作者对于材料重要程度的考量。正是基于装帧的精美、史料价值的增强和体例的创新完善，使得刘谱与同时期所出版的其他年谱相比，特色更鲜明，资料更权威，实当得起“力作”之誉。笔者还注意到此谱以“考略”为名，通读之后，愚以为考则有之，却不粗略，这是许先生的谦虚，说明他是一个追求完美、与时俱进、勇攀高峰、永不满足的人，相信努力勤奋的许先生一定会为学界奉献出更多的学术精品，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