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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社会学角度谈从反思性到自主性从社会学角度谈从反思性到自主性摘 要：本文考察了社会学反思性意义的演进，布迪厄针对社会学的混乱提出了“社会学的社会学”，他对社会学的反思性的“单向度”理解实现了超越其反思性具有学术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三重向度。同时布迪厄不是把反思性作为目的，而是将其视为实现学术场域自主性的前提性条件，而且其反思是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前景和理性的政治前景的“双重忧虑”。关键词：社会学的社会学、反思性、自主性、二元对立、“客观性陷阱”引 言反思社会学并非形形色色的分支社会学中的一支，而是一种理论自觉以避免唯智主义偏见和学究谬误，同时又是扩展社会学知识范畴并增进其科学性、可靠性的一个相对独立
2、的有效路径。古尔德纳、布卢尔、伯杰、加芬克尔、吉登斯等等都对反思社会学作出了精彩的阐述，但对社会学反思最为彻底的非布迪厄莫属。布迪厄针对社会学的混乱唯智主义偏见和学究谬误、各式各样的二元对立、在各种政治倾向下左右摇摆的“学术人”，以及知识分子对这些混乱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布迪厄提出了以社会学和社会学家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的社会学”。布迪厄社会学的反思性具有学术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三重向度。在布迪厄看来如果说唯智主义偏见和学究谬误仅仅是一种学术无意识的话，那各种二元对立还不仅如此，在其背后还隐藏着很强的政治意蕴，尤其是当代。常人方法学等后继学说，无数次地摧毁二元对立的思维之网，但为什么这种思维
3、却又无数次的重新修复，死灰复燃，一些学者又纷纷跌入“客观性的陷阱”之中？这种二元对立思维之网的修复机制到底是什么呢？布迪厄指出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揭示社会世界隐藏的各种深层结构以及使这些结构得以存在和再生产的条件、机制。布迪厄认为在二元对立思维这张“有形之网”背后还隐藏着一张“无形之网”利益动机和政治取向。只有超越这种无形之网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反思，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才可能获得自主性。一、社会学反思性意义的演进社会学的社会学在理解和界定上存在很大差异，一种看法把它视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这主要是受到科学哲学家库恩“范式”理论的启发，关注社会学的理论范式问题，而核心主题是后设社会学。如福瑞德里的社
4、会学的社会学一书，就是借鉴库恩的范式来研究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并将社会学的范式划分为牧师性的和预言性的(prophetic)两种。(Friedrichs，1970)而另一种看法则是反思社会学的一种提法，即把社会学和社会学家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社会学它最具体而微的形式，就是体现为分析社会学家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可以分析、探讨他的科研项目，他的宏图大业，他的失败挫折，他的勇往直前，他的萎萎缩缩，等等。”布迪厄并非第一个提倡社会学的反思性的理论家。古尔德纳、布卢尔、伯杰、加芬克尔、吉登斯等等都对反思社会学作出了精彩的阐述。古而德纳在西方社会学即将到来的危机中将社会学的反思性作为
5、一种纲领性的口号，其反思性的对象是社会学家的自我意识，“社会学的历史使命就是改造社会学家，深深地渗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将社会学家的自我意识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而布卢尔“将反思性等同于学科性的自我指涉”；伯杰则认为“反思性促进了自我意识，并有助于确定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类学家和作为分析学者的人类学家之间角色的距离。”以加芬克尔为代表的常人方法学用“反思性”这个概念指的是：“因为人们普遍采用、而且必须采用各种常人方法来赋予日常事务中的实践以意义，因此，社会行动必定是可说明的，并且，对现实的说明和现实本身互为对方的构成要素。” 吉登斯的反思性是与现代性相关联的现代性的反思性“随着现代性的出现
6、，反思性具有了不同的特征”，“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人类总是与他们所做事情的基础惯常地保持着联系，这本身就构成了他们所做事情的一种内在要素。”布迪厄是当代对社会学的反思最为彻底的，他反思的对象是“社会无意识与学术的无意识”，而这种无意识既是学术性的也是政治性的，所以他将社会学视为一种抵御性工具，以抵御各种政治倾向的渗透。布迪厄对社会学的反思首先源自其对社会学研究中理论于实践分离的体认。他对阿尔及利亚出色的人类学研究使其深切地感受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两种倾向：唯智主义偏见和学究谬误。前者忽略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忽略实践逻辑的真实存在而把世界视为旁观场景
7、，和一套需解释的象征符号而不是需实践解决的具体问题；后者则是直接以理论逻辑替代或否定实践逻辑。针对以上两种错误倾向，布迪厄“不得不严格地反复究问我与对象的一般关系和特殊关系。借助一系列越来越趋于变成实验的验证，我力求是研究者的一般关系客观化。”刺激布迪厄对社会学进行彻底反思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感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混乱，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形形色色的“二元对立”。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宏观主义和微观主义、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机械论和目的论、结构必然性的和个体能动性的，唯理论主义和唯方法论主义等等。布迪厄认为“这些对立都是虚幻的，每一组对立中的双方都彼此强化。这些对立混杂在一起，掩盖了人类实践
8、的人类学真相这类二元论式的抉择体现了对社会现实的常识性观念，这正是社会学必须从自身中祛除的。”应该说“二元对立”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泛滥与欧洲数千年的哲学思维方法不无关系。柏拉图的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的划分开启了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先河，基督教的“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分，使这种二元对立思维进一步深化，并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其获得了现实基础。笛卡尔将世界划分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我思故我在”的名言强调“我思”之主观世界能达到对“我在”的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可否认这种二元论的思维传统会影响到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实证主义的思维即陷入此种思维之网之中。然而当社会学的现实基础和知识基础都发生重大变化时，这
9、种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对世界的把握已经难以达到真实性、可靠性时，为什么这种传统仍然形塑着社会学的思维发展呢？以上问题构成了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基本母题。布迪厄的反思性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征，首先，反思性的基本对象是“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其次，就反思主体而言，他反思的不仅是个体、而且是集体，由此反思社会学成为一项“集体事业”。最后，反思的目的是巩固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扩展社会科学的知识的范畴，增强它的客观性、可靠性。从布迪厄反思的起点和反思的特性不难看出，其反思性不仅着眼于社会学学术的客观性、可靠性，还深深地关切社会学如何能对时代的焦虑和个人的困惑做出符合自身品性的分析、并指出一条光明的路径，而不
10、是在各种政治倾向的框架下左右摇摆。换言之，布迪厄的反思性具有三重向度学术向度、道德向度、政治向度。布迪厄认为这三者是内在统一的，如果社会学对人类的苦难和时代的困惑无动于衷或服务于政治权威，那其学术品性便无从谈起。所以布迪厄反对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针锋相对的是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观念。其本质核心在于对事实与价值作严格的界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布迪厄同样反对韦伯的价值中立立场。所以，要真正理解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还需回到社会学的“经典时代”。二、客观性的追求与客观性的陷阱：反思的超越与可能社会学诞生不久就出现了三路“路神”并存的局面“实证”、“理解”和“批判”三种进路并行，分别以迪
11、尔凯姆、韦伯和马克思为代表，本文限于篇幅只论说前两种范式。长期以来，人们多关注这两种范式的差异，准确讲是“对立”社会先在与个人先在的对立，结构与行动的对立、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对立，等等。这些对立在布迪厄看来都是“虚假的对立”。虽然以迪尔凯姆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以韦伯为代表的人文主义社会学存在很大分歧，但这两种范式的对立体现了一个共同目标社会学合法性和客观性的论证和追求。换言之，二者的对立不是根本性的，而是在追求客观性这一目标时体现出的方法论上的差异。孔德最早将自己新建立的这门学科称为“社会物理学”，后来改为“社会学”，其最初意图就是试图借物理学之名立社会学之名，当时物理学就是科学
12、的象征，它搭建起了恢弘的理论大厦，并形成了一套规范的研究方法。孔德试图借助社会学的这套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以达到对社会现象的客观性把握。但晚年的孔德更强调精神秩序的意义，遂而大力宣扬人道宗教，这使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学更加倍受指责。以致英国社会学家贝尔特说道：“社会学一直是与奥古斯特孔德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思想与他名声不好的个性是相配的。”迪尔凯姆继承了孔德早期的思想认为只要运用一套客观、可行的研究方法社会学同样可以获得如同自然科学一样的客观性。迪尔凯姆为了规范社会学的研究提出了一套严格的可行操作的方法，并且为了践行这套方法做出了出色的经验研究自杀论。所以有学者认为迪尔凯姆才是社会学真正意义上的创
13、始人“当代社会学的创立与其说应该归功于孔德，倒不如说应该归功于比他晚 50 年的迪尔凯姆。是迪尔凯姆把社会学建成了孔德所期望的那种经验社会学。”迪尔凯姆为社会学确立了严格的操作方法，如把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且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摆脱一切预断等等。这需要研究者必须按程序严格地操作才能获得客观性，由此可见迪尔凯姆所追求的社会学的客观性是与自然科学相似的“程序客观性”。韦伯认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有根本的差异，所以对社会现象的把握不仅要通过外在观察，还需内在的理解，而此种把握也并不是如自然科学所宣称的客观规律性，而是一种“因果可能性”。韦伯认为“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
14、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针对迪尔凯姆提出的把“社会事实”视为物来考察作为基本准则，1 韦伯提出，“人与物不同，要理解人不能仅从外部表现即人的行动去观察，还要研究内在动机。”人的行为具有一种内在的可理解性，而这种可理解性丝毫不意味着社会学和历史学家光凭直觉就能理解这些行为，恰恰相反，他们是根据这种书籍文件逐渐把这些行为重现出来。同样韦伯还强调“价值关联”的原则，但价值关联只是在选择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即只是研究课题的选择，不是对研究现象所作的解释。换言之，“价值关系则是选择和组织客观科学的手段”，亦即达到“价值中立”的必经环节。由此，根据韦伯对社会科学的客
15、观性的理解，我们将其称为“理解的客观性”。不难看出，无论是摆脱一切预断的“程序客观性”还是价值中立的“理解客观性”都体现出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理解的局限。有学者指出：在社会科学中，它所期待的以自然科学为模型的普遍性目标从未真正实现过，包括预见性、可控性、可量化的准确性等。这里同样包含着人们对客观性的一种偏见，即将客观性与绝对的价值中立等同起来，姑且称之为“客观性认识的陷阱”。笔者认为，“客观性的陷阱”不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对客观性的误识，也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以自然科学的逻辑来研究社会，此种对方法的“客观性”的追求本身对社会学来说就是一个陷阱。孔德、迪尔凯姆秉承“客观性的理论原则”，使社会学在创立
16、之初就陷入了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的矛盾。孔德之所以一开始将其创立的学科称为“社会物理学”，就是力图使这门学科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而社会学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拒斥形而上学的思辨逻辑，代之以实证主义的经验逻辑，所以“经验性”的承诺是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前提条件。至于“整体性”也是社会学的必然选择。社会学诞生在资本主义工业飞速发展、社会不断分化的时代。此时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进展，学科分工不断细化，这影响到诞生不久的人文社会科学不断分化的一些社会科学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出现“碎片化”的趋向。有感于此，孔德提出社会学“整体性”的承诺，以期与以碎片化的方式理解社会生活的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划清界限。由此可见，“经验性”和“整体性”的承诺是社会学的“立命之本”和“安身之道”，不能放弃。虽然布迪厄既反对迪尔凯姆的“程序客观性”又反对韦伯的“理解客观性”，但他并不是反对社会学的客观性，相反“布迪厄的反思性远不是要削弱客观性，而是旨在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正是这一目标，使布迪厄主张的反思性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