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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骈文的形成与鼎盛于 景 祥一骈文是从中国文化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种特产，它从滥觞到萌芽，再到真正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来说，先秦时期，文学还处于自在的、不自觉的状态。同样一篇作品，既是哲学，又是政治学、论理学，还是历史学作品，同时又有一些文学特性。用散用骈，也顺其自然，虽然不乏骈词俪语，但却不是作者自觉的、着意追求所致。所以刘勰说是“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文心丽辞）。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得更为明晰：“意授于思，言授于意，腾诸唇吻者为语，载诸篇简者为文。言有雅俗之殊，斯文有文质之异；或出之以俪词，或述之以散笔”，“方式不同，作用则一”，“初无
2、造作，故一人之书，骈散兼有；一书之义，奇偶互见”，“全出自然”。纵观先秦之谣谚、经典、诸子百家之作大略如此。上古谣谚“多循天籁之自然”（），尚书虽有偶俪之辞，但都是“率然对尔”。而周易、诗经、春秋左氏传尽管“奇偶适变”，但也“不劳经营”（文心丽辞）。其他诸子之文，或为记事，或为明理，或为游说，或为论辩，有什么样的实际需要，就写什么样的文字，既不着意为骈，也不苦心作散，考虑的是功利和实用，并不作纯艺术的追求。但是，从文学史的纵向角度来考察，先秦文献、典籍中这些“率然对尔”的骈词俪句，虽在当时不是刻意追求的产物，出于自然，但对后世骈体文的形成与发展则产生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后世骈文的滥觞。章学诚在
3、文史通义中指出：“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其中“诸子者，六艺之支流，文章之渊薮也”。而六经中的俪词偶语对后世骈体的影响也相当显著，刘开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文书中对这一点论述得相当透彻：夫骈散之分，非理有参差，实言有浓淡。或为绘绣之饰，或为布帛之温。究其要归，终无异致。推厥所自，俱出圣经。夫经语皆朴，惟诗、易独华；诗之比物也杂，故辞婉而妍；易之造象也幽，故辞惊而创，此骈语之采色于是乎出。尚书严重，而体势本方；周官整齐，而文法多比；载记工累叠之语，系辞开属对之门；尔雅释天以下，句皆珠连；左氏叙事之中，言多绮合，骈语之体制于是乎生。可见，后世“骈语之体制”与“骈语之采色”等等都与六经之
4、文有渊源关系，如果稍加辨析，我们就会发现，后世骈文的不少对偶类型，都可以在先秦谣谚、经典、诸子百家之中找到初祖。翻检先秦文献典籍，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虽然这些对偶方法还显得粗朴一些，但基本方式则是后世骈文家经常师法的典范。在这方面楚辞更为突出一些，它对后世骈文家的启迪是更为巨大、更为广泛的。如屈原之文，运用多种对偶方法，语言更加精美、整齐，单对、复对、当句对、隔句对、双声对、叠韵对，自不必说，其中正对、反对与事对用得既多又好，如“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即是正对又是事对；“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离骚），既是事对又
5、是反对。不仅在对偶与用典方面，楚辞的文采和声韵之美也非寻常可比。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朝搴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刘勰语）。而“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不仅词采精美，而且声韵和谐。总之，无论是从对偶、词采上，还是从声韵和用典上，楚辞都可以说是后世骈文的先声。故而孙松友在四六丛话中就说“屈子之词，其殆诗之流，赋之祖，古文之极致，俪体之先声乎？”刘师培在文说宗骚篇中也特别指出这一点：“粤自风诗不作，文体屡迁，屈宋继兴，爰创骚体，撷六艺之精英，括九流之奥旨，信夫骈体之先声，文章之极则矣。”总之，先秦时期的古代谣谚、六经丽辞、诸
6、子百家骈语，尤其是楚辞之俪偶尽管多是“自然成对”，稍具词采声韵之规模，但却是骈体文的源头所在。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骈体文才不断滋长，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如果说先秦时期文献典籍、诸子百家、民间谣谚中的骈辞俪语是出于自然，不是作者的有意追求，那么在秦汉时期，尤其是汉代文章中情况则不然，它主要是作者自觉追求的产物。四库全书总目四六法海条下说：“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点缀故事，是骈体文之渐萌也”。李斯的文章虽然是行人之辞、纵横家之言的延伸和发展，但已经出现自觉追求对偶、用典和藻饰的倾向，显示出作者对文章形式之美的初步探索，所以谭献称谏逐客书为“骈体初祖”。可惜秦代国祚太短，特
7、别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等残酷文化政策，限制了文学的发展，所以秦代文的自觉骈化只是露出一点端倪而已。到了汉代，情况则大不相同。首先，从文学发展的内部因素来看，汉代文学已经开始独立自觉的发展过程，其表现一是出现了代表文学的“文章”的概念，把文章和学术分离，并且在图书分类上把文学作品独立出来。刘向别录中就把图书分为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伎七类；刘歆七略对此进行修订之后别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六书略、术数略、方伎略。二是专业文人队伍已经出现。如姚思廉在其梁书文学传中指出：“昔司马迁、班固书并为司马相如传，相如不预汉廷大事，盖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为贾、邹、枚、路传，亦取其能文传焉”。其实
8、当时专业文人远不止司马相如、贾谊、邹阳、枚乘、路温舒等人。三是各种文学体裁在汉代长足发展或已经成熟。诗、赋自不必说，其他如对问、七、连珠、论、说、诏、策、移、檄、章、表、书、启等，都已充分发展，并为后世楷模。其实，汉代文学自觉的最突出表现之一是文人创作中对形式美的追求，特别是对偶俪、辞采、声韵的着意讲求。当时大辞赋家扬雄在法言吾子里说过：“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这虽是他的反思之辞，并对过重辞采有所贬斥，但却表现了当时作家对华丽辞采的追求。司马相如在回答友人盛览如何作赋的提问时指出：“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
9、内，不可得而传。”（西京杂记）这段话中所反映出的文学创作倾向，突出表现在对文学形式美尤其辞采、俪偶、声韵的着意追求。在这种创作倾向的作用下，骈体在汉代胎息微萌，渐渐出现萌芽状态。对汉人这种尚偶求丽的创作倾向，后人早有评断。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指出：“用辞赋之骈俪以为文者，起于宋玉对楚王问，此后则邹阳、枚乘、相如是也。”刘开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文书中，不仅指出这种创作趋向，而且说明了它的成果：“枚乘抽其绪，邹阳列其绮，相如骋其辔，子云助其波。气则孤行，辞多比合；发古情于腴色，附壮采于清标，骈体肇基，已兆基础。”今人谭家健先生在叙述骈文发展状况时有这样一段论断：不过，统观先秦两汉文章，对偶均系自然形成
10、，而非有意讲求，侧重内容之对比，不尚字句之雕琢，风格质直浑厚。除个别外，大多数文章都是以散体为主，或骈散间杂，难以截然划分的。（）谭先生说先秦文章“对偶均系自然形成，而非有意讲求”是对的，但说两汉文章也是这样却与史实不符。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早就明确指出：“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扬雄、司马相如、张衡、蔡邕对骈偶已经达到“崇盛”的地步，而且下了“刻形镂法”那样的功夫，他们文章中的对偶怎么能是“自然形成”，“而非有意讲求”呢？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汉代文人的作品，问题会更加清楚。司马相如是西汉代表作家，他既然认为文学创作应该“合纂组以成文，列
11、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所以创作中便突出表现出对辞采、声偶的自觉追求，如子虚赋中“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击灵鼓，起烽燧；车按行，骑就队”等骈辞俪句相当工整，纯为刻意追求所致。而下面这段文字更不是“自然形成”了：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虚。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乐，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振动，川谷为之荡波。这里不仅着意追求对偶，而且也比较注重辞采的精美和声韵的和谐，在文章骈化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子。不仅司马相如文章是这样，其他如西汉扬雄、枚乘、邹阳，东汉之班固、张衡、赵壹、蔡邕等更是如此。近人骆鸿凯在文选学中这样阐述骈体由秦至
12、汉的演进状况：秦李斯上秦始皇书：设喻隶事之初祖，两段相偶亦自此开。汉邹阳狱中上书自明：设喻隶事与李斯同风，而辞意更为复叠。汉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两段相偶，上继李斯。偶句、排句、叠句，全段设喻，数句比喻，用成语，用古事，以上诸法，俱此开之。虽然这里开列的作家作品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还是能够说明秦汉文章在作家的有意追求下，所发生的向骈偶化演进的明显状况。其实，到了东汉时期，作家自觉追求骈俪的倾向已经发展到各类文体之中，赋自不必再说，其他如论、说、奏议、史传、杂文、碑铭，都是如此。至此，骈体由西汉的萌芽状态而又更加扩大规模，几近脱胎。孙梅在四六丛话序中说得明白：“西汉之初，追踪三古，而终军奇木白麟之对
13、，倪宽奉觞上寿之辞，胎息微萌，俪形已具；迨乎东汉，更为整赡。”其中班固北伐颂、傅毅之七激、张衡之七谏等等骈化程度极高，而蔡邕的文章已基本上骈偶化。刘勰评蔡邕碑文时说：“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如果从骈化的程度来说，碑文类骈体，在蔡邕之手已开始成熟。这便进一步说明：骈偶在汉代不仅是作家们的自觉追求，而且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境地，远远脱离了“自然形成”的状态了。到了建安时期，由于经学的衰微和玄学的兴盛，以及佛学的东渐，致使文学摆脱了儒家礼教的束缚，在更加广阔的天地中自由发展，呈现出空前的独立自觉状态：不仅创作主题开始由表现社会政治内容发展到着重展示个人的内心世界，
14、创作思想也表现出由“言志”到“缘情绮靡，体物浏亮”的嬗变先声；文学理论批评也由强调社会教化作用到强调作家的创作个性的天赋才华价值，而且把文辞美化视为作家“才思”“才文”的外化表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地重视和强调作品的艺术形式之美，显示出远远超过两汉时期的唯美主义倾向：在讲求文学诸种形式技巧之美的同时，又特别追求对偶、辞采、声韵，也时而注意使事用典。由此便导致骈体文的脱胎，形成一种独立的文体。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指出：“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表现出当时骈体文的创作情况。而近人刘师培在其论文札记中更把骈体文从西汉的萌芽状态发展到建安曹魏之时真正形成并渐趋成熟的过程阐述得相
15、当清楚：西汉之时或出语雄奇，或行文平实，咸能抑扬顿挫，以期语意之简明。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异东汉，其迁变者一也。西汉之书，言词简直，故句法贵短，或以二字成一言，而形容事物，不爽锱铢。东汉之文，句法较长，即研炼之词，亦以四字成一语。魏代之文，则合三语成一意，由简趋繁，昭然不爽，其迁变者二也。西汉之时，虽属韵文，而对偶之法未严。东汉之文，渐尚对偶。若魏代之体，则又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致失本真，其迁变者三也。既然曹魏之时“
16、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已表明骈体文的真正形成。而到晋代之后，尽管司马氏标榜“以孝治国”，顺应着儒家道统的历史惯性，但以世家大族为创作主体的文学，仍顺应着建安开启的新思潮持续发展。陆机文赋高张“缘情”“体物”的口号，指出：为文“会意也尚巧，其遣词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这种理论，在自然主义天才文艺美学观念的支持鼓动下，成为时代的普遍倾向：在人物品题中，“才文”、“才藻”、“才辞”等等，已成为评骘文士最常用的语汇。如果说与建安时期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文学创作天才的显现，从偏重创作过程的，如曹植、杨修的“才思敏捷”，转移到强调文本中，如潘岳、陆机的才辞华美上。这自然驱使骈体化更变本加厉，骈文变得更为精美工致，呈现出比较成熟的形态。其中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