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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学春秋 晋商遗风 清华校友张恒寿先生学术思想高淑娟 教授 博导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学所2008年3月6日张恒寿 ，字越如，山 西平定人 1902.3.24(清光绪28年)1991.3.7u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研究院 。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执教于中央美术 学院、文法学院、辅仁大学.u建国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河北天津 师范学校副教授，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副教 授、历史系主任，河北师范学院教授。u曾任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研 究会顾问、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会副主 席、河北省历史学会会长、河北师范学院 历史系名誉主任等职。系河北省政协第四 届常委、中国民主同盟河北省委员会第三 、四届委
2、员。u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史家和孔子、庄子 研究专家。 一、清华学子：个人命运系 于时代 二、道德文章：史学大家之 养成 三、深厚底蕴：晋商文化之 浸染张恒寿教授纪念集题词季羡林：道德文章 为人楷模杨向奎：诗与春秋俱漆 侠：评庄生前无古人 论汉史后有 来者肖望卿：清华同门 津海同授 半世厚谊 传日月长才独具 德宇独宏 一生美名 留乾坤胡如雷：德高望重 澹泊明志 终生贵操 守学广识博 未轻落笔 一贯沿精 深谢 谢 ！清华学子：个人命运系于时代启蒙教育启蒙教育 新旧杂陈新旧杂陈 大学时代大学时代 中西相汇中西相汇 国学研习国学研习 受教名家受教名家 西南联大西南联大 失之交臂失之交臂 宁愿赋闲宁愿赋
3、闲 以守气节以守气节 教鞭落处教鞭落处 一部院校调整史一部院校调整史道德文章 学术建树 （一）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批判 1955年冬，全国展开胡适批判。结合自己的专 业，写下评胡适“反理学”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实 质一文(1958年哲学研究第2期)。文中主要意思是，认为清初兴起的以顾、黄、 王为代表的新学风，是其有民族意义的经世致用之学。 到了乾隆时代，以纪昀等四库馆臣为代表的派文人， 将这一学风转变，而为清除民族意识服务。胡适所标榜 的反理学，正是这一反动传统。胡适对于顾炎武的曲解 和对于王船山的漠视，即其明证。在论胡适著戴东原 的哲学一节中，论述了道德对革命实践的重要性，指 出胡适没有驳倒程晋芳的
4、论辩。这一看法本是先生解放 前夕初步形成的，结合革命进程中批胡运动才写出来。本文是解放以后写的第一篇批判文字。u1956年冬，写论中国接受实用主义的社会 基础和思想联系一文(见河北天津师院学报 1957年第2期)，是在批判胡适过程中，和雷 海宗先生商榷实用主义的一些意见。当时，先生在天津河北师院，与雷先生所在 的南开大学同属一个领导系统，有机会听到他的评胡适 的报告，觉得比一般空喊的批判文章深切得多。但对雷 先生所说实用主义有宗教背景，中国没有接受实用主义 的社会背景，胡适也不是标准的实用主义者等等观点， 先生不甚同意，因此写下此文。直至晚年，依然认为该 文在批判方面还没有夸大、不实事求是的味
5、道，但对于 实用主义的来源和批判完全依照康福斯的保卫哲学 、科学与唯心主义对立两书的说法，还不够全面。 在开展批评运动的当时，先生认为依自己的水平，也只 能这样写了。u1958年，在响应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号召下 ，写了批判傅斯年在哲学、史学上两个谬论 一文(见河北北京师院院刊劳动与教育第9 期)，认为傅氏关于“史学就是史科学”和“哲学 就是语言学”的两个观点都是谬论。但先生认为文章内容不够深刻，只能作为一篇历史性的批判文章而已。上述三篇文章，是有关讨论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写作。先生认为，除第一篇(评胡适)较有深度外，其它两篇都是广泛评论，仅可作为检查思想过程的纪念，对于学习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青年没
6、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由此可见先生作学问之严谨扎实，后两篇文章果然未收入论文集中。（二）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 u首先引起思想史界重视：关于中国哲学史中 唯心，唯物主义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 （人民日报1957年2月4日）1957年1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 ，先生认为，在唯物唯心斗争和阶级斗争二者关系问题上， 不能简单地认为宇宙论上的唯物主义在社会政治上都是代表 进步的，而宇宙论上的唯心主义都是落后反动的，将唯物论 与唯心论的斗争完全等同于阶级斗争。指出确定一个哲学家 的阶级性，应该以其社会理论为主，而不应以其自然观为主 。因为前者的反映是直接的，后者是间接的。对于少数在自 然观上是唯
7、心论而在社会政治观上是反对统治压迫的哲学家 ，则应该分析他的政治理论是怎样得出来的，两者间的矛盾 应该怎样解释，不应以简单公式曲解事实。与会的人民日 报记者当即约请将发言整理成文。 u代表当时汉代社会性质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7年，结合教授“秦汉史”课，写下试论两汉 时代的社会性质一文。当时，学术界关于中国古 代社会史分期问题，是各门社会科学都要涉及而必 须理解的问题，但长期议而不决。先生以为，从思 想史的角度看，春秋战国的社会变化尤为解决问题 的关键，只是要圆满解决这一问题，难度较大，不 论在理论上、材料上都没有达到圆满解决的时机。 所以，虽有初步设想，却不敢作正面论述的尝试， 于是便从问
8、题的侧面探寻一些解决的线索。该文是 先生解答古代史性质的一个预备步骤。同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曾调先生到该所任研究员。河北天津师院只同意先生兼任该所研究员，(先生服从了工作 需要，直至21年后才在河北师院晋升为教授。)冯友兰先生是哲学 所中国哲学史组组长，同意张先生将学校的论文题目作为哲学所兼 职研究员的题目，于1957年5月，在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委员会 上列席讨论。后应历史研究编辑部约，将原文压缩了一小半， 登载在该刊1957年第9期上。文章发表后，在五十年代关于两汉社 会性质的讨论热潮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史学界高度评价。著 名史学家赵俪生教授在1982年文史哲第5期发表的试论两汉
9、的土地所有制和社会经济结构一文中，还特意提到此文，说它“ 代表了当时汉代社会性质研究的最高水平”。 u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讨论中的若干问题（载于1962年历史研究第2期）一文，以相当翔实的历史资料，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就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作了透彻的评析，具有一定的总结性意义。19611962年间，经过反右、大跃进运动后，运动风浪有一度的暂时平静。此间史学界发表了许多讨论国有土地改革的文章。先生认为这一问题实际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阶级分野，都有关涉，遂引起思考的兴趣。评价之一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确立于秦汉, 自然成为秦汉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其中关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经济基
10、础, 是土地国有制还是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个体小农经济的论争一直相持不下。持前一种观点：贺昌群论西汉的土 地占有形态(历史研究1955 年第2 期 ) 、李埏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 历史研究1956 年第8 期) 等支持后一种观点：张恒寿关于中国 封建土地所有制讨论中的若干问题(历史 研究1962 年第2 期)等近50年来，史学界对秦汉专制主义皇权这一课题 的讨论，主要问题之一是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问题。学 者间对这个问题有三种不同意见。一、侯外庐认为，“皇族垄断的土地所有制”，作为专制集权的经济 基础，“以一条红线贯串着明清以前的全部封建史”。李埏认为，土 地国有制在经济上、
11、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对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极为有 利。贺昌群、韩国磐等也持这一观点，但具体论述有所不同。二、张恒寿认为，秦统一前后使被徙的平民和罪人获得土地，逐渐 变成自耕小农；至汉代，这种私有土地可以买卖，法律对于土地买卖 也有明确的保障。邓福秋认为，商鞅变法确定了小农经济制度，秦帝 国的兴起，就是因为它的经济政策得到了广大小农群众的支持。三、林甘泉认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只能是封建地主土地所 有制，并由此决定它的阶级基础是封建地主阶级；秦汉专制皇权的加 强，往往是在中央集权较为有效和国家统一比较巩固之时。柳春藩也 认为，地主制经济和与之适应的专制集权政治从战国开始形成和确立 ，秦统一后得到完
12、善和发展，并延续了整个封建社会，直至近代。 二十世纪中国 古代史研究综述http:/tangsong.blog.hexun.co m/225784_d.html评价之二评价之二评价之三由于古史分期学说的影响,这一时期秦汉社会性质 问题研究出现了两次争论高潮。其中主张汉代是奴隶社会的魏晋封建论者认为:第一，两汉时期是以生产剩余价值为主的发展的奴隶 制社会。第二，汉代虽然存在一定数量的租佃制和为数众多的 自耕农业土地所有制,但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方式。 第三，西汉“重农抑商”政策和武帝打击工商大贾的行 动,是贵族奴隶主和商人奴隶主之间的斗争。而战国、西周封建论者主张汉代是封建社会。他 们认为:第
13、一，汉代租佃制是十分普及并占有支配地位的生产 方式和剥削方式。第二，汉代的主要劳动者是农民,而不是奴隶。第三，西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 对抗,而不是奴隶主与奴隶对抗。第四，汉代“重农抑商”政策是封建国家消灭奴隶制 残余的一种措施。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论著主要有:郭沫若的 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2年)、翦伯赞关于两汉 的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杨伟立、 魏君弟汉代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历史研究 1956年第2期)、胡珠生汉代奴隶制说的根本缺陷在那里 (历史研究1957年第7期)、黄烈释汉简中有关汉代社 会性质诸例(历史研究1957年第6期)、张恒寿试论
14、两汉时代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57年第9期)等。 u在批判海瑞罢官之始(1965年冬)，主持者还没有亮出发动批判的真正意图，人们对吴晗还可以称同志。因为曾浏览过海瑞集，于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写下评海瑞中的反动思想一文，表达了对海瑞反民主思想的意见。自认为它是评论海瑞而不是批判吴晗同志，有着保留价值。（三）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 动乱的十年中，浪费了宝贵的光阴。先生对 儒学素有研究，对法家思想亦有涉猎。因此在所谓“ 评法批儒”运动中，认为简直无一语可言，宁肯沉寂 下来，也不写一篇批判文章。他说“我不能写，也不 想写，因为我不能说昧心的话”。这种不为错误的政 治风浪所左右的实事求是态度，表现了先生作
15、为一理 论研究者的高风亮节。先生在沉默中，以淡泊宁静的态度，面对动 乱的社会生活现实，静观运动的趋向，渴望黎明的到 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 下，迎来学术春天。1979年，论春秋时代关于仁，的言论和孔子的 仁说(哲学研究1979年第12期)，驳斥了关锋 关于春秋时“仁”的三种类型说。1980年，论子产的政治改革和天道、民主思想 (社会科学战线主编的哲学史论丛登载)，直 接针对梁效的影射文而写，表达了自己对评孔的意见 。1980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同志之约， 欣然为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一书撰写了孔 子评传一文。澄清了由于长期“左”的干扰所造成的 孔子研究中的许多混乱
16、，为以后重新评价孔子开辟了 道路。而且，根据自己的“良心”认识写此文的，不是 在指挥棒下仰承鼻息而作，表达了对国家政治革新、 思想解放的欢欣鼓舞。1982年，略论理学的要旨和王大之对理学的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先生对理学研究造诣 很深，随着1981年海外学者的推动，久被定为最反 动的理学禁区被打破，先生当即挥笔，表达了对理学 本身和朱熹、王夫之等思想的一些看法，指出王夫之 的基本主张属于理学范围，他非但不积极反程朱，且 尊重程朱仅次于张载。文章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反响， 为该理论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u u1983年9月，历经半个世纪的庄子新探 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堪称目前我 国研究庄子哲学的权威，对其人其学作了较为客 观，全面地考证和论述，引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