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易考论》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孔子学易考论（7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孔子学易考论I郭沂一、关于“鲁读”问题孔子是否对 周易 曾有精深研究？本来，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史记 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 易 ，, 读易 韦编三绝。 曰：假我数年， 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汉书儒林传称，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尤其是被公认的最可靠的孔子文献论语亦载： “子曰： 加我数年， 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述而） 但是，论语 此处有异读。 陆德明 经典释文 论语音义说：“鲁读易为亦，今从古。”就是说，鲁论语此章原为：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这样，此章就没有反映出孔子和周易的任何关系。各种对孔子与周易关系的怀疑由此而起，以至形成中国学术史上一个
2、著名悬案。我认为，既然这种异读现象是由不同的论语版本造成的，那么，解决问题的最根本、最可靠的途径，是考察论语的版本源流，搞清鲁论与古论之间的关系。按照笔者的考察，鲁论和古论属于同一来源而晚出，前者是由鲁人伏卿以后者为底本进行改编而成的。在改编过程中伏卿曾参考过齐论 ，后来张禹在对鲁论进行改编时也曾从齐论吸收了一些内容。自景帝时发现古论至郑玄时代，已有三百年左右。在这漫长的流传过程中，鲁论一定会不少讹误，其所吸收齐论的部分，也一定会与原文有出入。在这种情况下，郑玄在编校论语时便自然地要参考古论和齐论以纠正鲁论的论误。据陆德明讲：“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经典释文论语音义 ）但陆氏
3、所引郑玄 “鲁 读”，皆曰“从古 ”，未有“从齐”者，这是因为古论毕竟是鲁论的祖本，而齐论只是当时鲁论的一个次要来源。鉴于鲁论只是古论的改编本，当然古论更原始、更可靠。“加我数年”章的“鲁读易为亦”，只是鲁论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讹误，所以郑玄将其改正：“今从古”。至于后人对这个讹误大加发挥，甚至因此而怀疑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实在是一个本可避免的误会。鲁论将“易”写作“亦”，当系笔误。将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相互替代假借以至造成笔误， 是中国早期手抄本的常见现象，如马王堆汉墓帛书常将“功” 写作“攻”、“配”写作“肥”、“爻”写作“效”、“动”写作“童”等等。这种现象至迟在唐代还很普遍。如唐写本论语
4、郑玄注为政篇将“问”写作“敏”、八佾篇将“臣”写作“辰”等等II 。“易”、“亦”二字古音相近，正属于这种情况。二、“加我数年”章的真正含义与孔子“学易”的时间在肯定“从古”的前提下，如何理解论语“加我数年”章，又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孔子开始学易时间的确定。由于史记将论语此章编在孔子六十八岁返鲁以后，所以有些人认为此语是孔子在六十八岁返鲁以后说的，而孔子学易亦在他暮年返鲁以后。如果这样理解，则“六十八岁以后”、“数年”、 “五十”三者之间相互抵牾。此章是由一个假设关系的复句构成的，“数年”和“五十”之间不可割裂，而无论怎样解释，“数年”、“五十”同“六十八岁
5、以后”皆扯不到一起。所以，这种解释于理难通。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史记对此章的编排呢？程树德说：“世家将论语随意编入， 其先后不足为据。”III应该指出， 史记孔子世家并不是完全“将 论语随意编入”。 如：“明年，孔子自蔡如叶。 叶公问政， 孔子曰： 政在来远附迩。 他日，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 孔子闻之， 曰：由， 尔何不对曰： 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司马迁将论语的“叶公问政”一事（见子路 ， 文有小异） 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一事（见述而）放在孔子如叶之后，应该说是有根据的。但是，孔子返鲁之后的那一大段文字，即自“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
6、，诗书缺”到“牢曰：子云：吾不试， 故艺”， 应如程氏所言， “其先后不足为据”，因为孔子的这些言行已很难或不必确考时间。 如：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 弟子盖三千焉， 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等等，皆不应仅理解为六十八岁以后的事迹或行为特点。“假我数年”之语正记在这一部分，故亦不必拘泥于六十八岁以后这段时间。与上述观点相近，朱熹论语集注认为此章乃孔子近七十岁时所说：“刘聘君见刘忠定公，自言尝读他论，加作假， 五十作卒。盖加、假声相近而误读， 卒 与五十 字相似而误分也。愚按此章 史记 作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加正作假
7、，而无五十字。盖是时孔子年已几七十， 五十 字误无疑也。 ”对此， 后人多有批评。 如陈天实四书辨疑说：“以五十为卒，卒以学易，不成文理。”叶适论语足徵记说：“信北宋之异本，而改自唐以前之古经，所谓郢书燕说矣。”程树德 论语集释 说：“论语除鲁论、齐论、古论三家之外，并无别本，安得复有异字为刘元城所见者？好改经传，此宋儒通病， 不可为训。 ”今案：三论外虽有他 论，但东汉以后已渐湮没，宋人更无称者，故刘元城之读他论，的确可疑。据程树德论语集释考察，擅改经传之举，“除朱子改五十作卒之外，尚有数说。一， 群经平议 五十疑吾字之误。盖吾字漫漶，仅存其上半，则成五字，后人乃又加十字以补之耳。二，十一经
8、问对有先儒以五十字误，欲从史记九十以学易之语，改五十为九十者。”三，惠栋论语古义据王肃诗传云：古五字如七，改五十为七十者。”对此，程氏统而评之曰：“之数说者，虽皆有一得之长，而仍不免窜乱经文之病。”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此章是孔子在五十岁之前说的。郑玄论语注曰：“加我数年，年至五十以学此易，其义理可无大过。孔子时年四十五六，好易，玩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其意，故云然也。”IV 皇侃论语义疏曰：“当孔子尔时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数年， 五十而学易也。所以必五十而学 易者，人年五十，是知命之年也。易有大演之数五十，是究理尽命之书，故五十而学易也。”邢论语正义曰：“此章孔子言其学易年也。加我数
9、年，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易之为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吉凶悔吝豫以告人，使人从吉不从凶。 故孔子言已四十七学易 ，可以无过矣。 ”刘宝楠 论语正义 曰：“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时学之，明易广大悉备，未可遽学之也。”宦懋庸论语稽 曰：“此孔子四十二岁以后，自齐返鲁， 退修诗书礼乐时语也，盖诗 书 礼 乐之修，非数年之功不可。因诗书礼乐而思及易，情之常也；方修诗书礼乐而未暇及易，理之常也。”这种看法的最大问题是：在孔子未学易之前，如何能知道学易后可无大过？如已知道学 易 后可无大过， 为何不马上学习，而要等数年后即五十岁时再学？刘氏以为“明易广大悉备，未可遽学也”，实于理难通。何晏论语集解 则
10、对孔子何时出此言的问题闪烁其辞：“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天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故可以无大过矣。”这种解释，令人难究其真，以至招后人之讥：“此言甚为胶固。五十而知天命乃孔子七十后追述之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亦晚年赞易之辞。未至五十，焉知是年知命？又焉知他年赞易有至命之言耶？”（叶适：论语足徵记）此外，程树德论语集释尚列“别解”数条。如孙淮海近语：“非以五十之年学易 ，是以五十之理数学易 也。 大衍之数五十， 河图中之所虚也。惟五与十，参天两地而倚数，合参与两成五，衍之成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参伍错综而易之理数尽于此矣。”龚元十三经客难：“先儒句读未明，当五一读，十 一读，
11、 言或五或十， 所以加年也。 ”如此等等， 皆曲为之解， 尤不足信。总之，“加我数年”章乃至今仍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我的意见是：此章乃孔子在五十六七岁到六十岁之间说的，而孔子开始“学易”亦大约在此时。首先，“加我数年”之“加”字值得进一步推敲。刘宝楠论语正义云：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 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彼文作“假”。风俗通议穷通卷引论语 亦作“假” 。 春秋 桓元年“郑伯以璧假许田”， 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作“以璧加鲁易许田”，是“加”、“假”通也。何谓“假”？借也。然而，人之天年有定数，安能相借？所以，“加我数年”必为不可能
12、实现的假设。如果孔子在五十岁以前出此语，其前提必须是他意识到自己天年已终。否则，享其天年，便可至五十。何须“假年”？如果孔子是在七十三岁去世之前出此语，他一定会说“加我数年，八十以学易”，这又和“五十”毫不相干。其实，既然是“假年”，则所假之年既可往未来方向推，也可往过去方向推。此处正属后一种情况，意思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如果我再年轻几岁”。因此，此语一定是孔子在五十几岁之后、六十岁之前说的。其次，何晏等人认为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和“学易”有关，是非常正确的。由于有“加我数年” 之语， 所以“五十以学 易 ”之“五十” 即具体指五十岁。但“五十而知天命”的“五十”不同，乃以“五十”概指五十岁
13、至六十岁之间（孔子同时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皆当作如是观） 。孔子在逝世之前总结他的一生时，认为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他最大的发展是通过“学易”而“知天命”。也就是说，他在此期间发“加我数年”之语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再次， “大过”二字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过去，由于在一般人眼里象孔子这样的圣人不应该有“大过”，所以人们都认为“大过”为虚指。这是由过分迷信圣人所致。我认为，此语由孔子总结五十岁以后几年来的经验教训所发，故“大过”当为实指。在孔子眼里， 其“大过” 是什么呢？他五十岁以后至五十四岁离开鲁国之前曾任中都宰，政绩卓著，不断升迁，以至“由大司
14、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自然不可谓之“大过”。堕三都之事虽然最终失败，但这是“忠君尊王”之举，在孔子看来亦不可谓之“大过”。所以，孔子的“大过”当指五十四岁以后周游列国一事。孔子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而离开鲁国的。但在周游列国期间，到处碰壁， 没有一位诸侯真心任用他， 政治抱负一直得不到施展。时人讥之 “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亦自嘲： “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在整整十四年的大好时光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这不可不谓之“大过”。对此，孔子早有觉察。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在鲁哀公三年，也就是孔子六十岁的时候， 鲁国季康子代立，欲召孔子回国， 但被公之鱼劝阻，于是改召
15、随孔子周游列国的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 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之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渴望返鲁，结束“累累若丧家之狗”的生涯，说明孔子六十岁之前通过“学易”和反省几年来的经历，已经认识到按照“天命”（客观规律）和政治现实，他的政治理想不可能在当时的列国间实现， 他的使命是回到鲁国从事文献整理和教育事业，将自己的思想传授给后人。也就是说，当时他认识到周游列国已铸成“大过”，故发出了“归乎归乎”的悲叹。既然如此， 孔子为什么不及早返鲁，而又继续在列国之间奔波达七八年之久呢？一方面，从上述太史公的记载看，当时的鲁国政局不允许他回去；另一方面， 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说，即“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用时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