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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遗产动机与财富效应的权衡: 以房养老可行吗?*陈健黄少安内容提要: “以房养老” 是发达国家主要的养老途径之一， 而在我国却遭遇到较大的阻力。究其原因， 是来自于传统遗产观念的现实压力。但遗产观念影响“以房养老” 的过程及具体影响程度， 还相对缺乏严密而统一的系统论证。本文引入遗产的时变特性， 拓展了生命周期理论模型， 从理论上证明了遗产动机的存在会抑制住房财富效应的发挥， 进而阻碍了 “以房养老” 的展开。同时， 基于我国城市层面的问卷调查数据， 基本证实了理论模型的推论。具体为: 第一， 老人通常要比年轻人具有更高的住房财富效应， 即随着住房价格的上涨， 老人消费更多。第二， 考虑遗产动机
2、时， 老人的住房财富效应相比无遗产动机时， 会降低很多。特别是当主要针对家庭有房人群时， 其值几乎降低了一半。从这点看来 ， “以房养老” 之所以受到局限， 主要是由于传统的遗产观念对住房财富效应的发挥起了抑制作用。因此采取渐进式的“以房养老” 模式、 适当试点开征遗产税、 稳定住房市场等将有助于以房养老的实现。关键词: 以房养老遗产动机财富效应*陈健，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山东建筑大学商学院， 邮政编码: 250100， 250101， 电子信箱: chenchenaixiaoyu 126 com; 黄少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邮政编码: 250100， 100
3、081， 电子信箱: shaoanhuang sdu edu cn。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 “土地产权、 土地流转与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研究” ( 11ZD048)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城市住房价格波动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门槛效应: 理论机制与实证研究” ( 13YJC790006) 、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研究” ( 10JZD0025) 、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2013M531568) 的资助。感谢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研究” 课题组提供的数据支持， 以及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孙
4、涛副教授有益的建议和评论， 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 当然文责自负。数据来源于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 2013) 。 “以房养老” 又被称为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 或者 “倒按揭” 。其主要指的是老人可以把自己的产权房抵押或者出租出去，以定期获得一定数额养老金或者接受老年公寓服务的一种养老方式。一、 引言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 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一种加速发展的趋势。2012 年老年人口数量达到 1. 94 亿， 老龄化水平达到 14. 3%， 预计 2013 年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 2 亿大关， 达到 2. 02 亿， 老龄化水平达到 14. 8%，均远远高于 7%的 “红线”
5、。老龄化加剧不仅会诱使人口红利消失， 还会导致养老负担不断加重。在中国， 家庭养老一直是主要的养老模式， 但是低生育率导致的家庭照料老人的人力资源非常短缺。这种传统的家庭养老机制正受到严峻的挑战， 而社会养老机制正逐渐成为主导。但是， 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未富先老” 和“未备先老” 的特征， 导致了养老保障的公共支出对财政补贴的依赖程度日益加剧， 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潜伏着财务危机。在传统的子女赡养与公共财政支出无力兜底所有养老问题的时候， “以房养老” 作为一项重要的思路被提出， 并且进行了一些试验 。“以房养老” 本质是一种和传统按揭方式相反的“倒按揭” 养老模式， 早在 2
6、007 年上海就曾有过 “住房自助养老” 试点， 也曾经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模式， 如南65陈健、 黄少安: 遗产动机与财富效应的权衡: 以房养老可行吗?京汤山 “温泉留园的倒按揭模式” 、新疆保投国际所推行的新按揭办法、 中信银行实施“以房养老” ( 养老按揭) 方案、 福建模式等。但是 ， “以房养老” 的模式在现实中却遭遇了极大的阻力， 使得该方案屡次搁浅。一部分人士认为， 之所以 “以房养老” 不易推行， 很重要的原因是观念障碍， 中国人讲究 “但存方寸地， 留与子孙耕” ， 传统文化、 风俗习惯赋予了老人似乎应该将住房传承给自己的后代， 而不是将住房“倒按揭” ，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
7、， 主要是缺乏必要的法规和市场环境， 没有清晰可循的操作途径， 使得老人难以迅速从住房财产中获得稳定的财富收益， 从而增加自身消费，以达到自我供养的目的。也就是说， 如果市场的资源配置环境( 如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 宏观政策的支持力度等) 相对健全的话， 人们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等合理进行资源配置， 从而能获得稳健的收益， 可以大大增加自身的消费水平。要想清晰地界定 “以房养老” 方案推行不利的原因， 需要从源头上把握两个关键问题: 老人是否更愿以持有的住房财富为载体来实现自身消费支出的增加?如果考虑遗产动机的话， 这种影响如何变化?只有深刻了解了这两个问题， 才可能突破当前“以房养老” 实施过程
8、中存在的困境， 寻找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同时， 这也能为合理发挥房地产市场的积极作用， 充分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二、 文献综述一般来讲， 住房的财富效应指住房价格波动对消费的影响( 伊特韦尔， 1996) ， 是以房养老的重要理论动因， 如果具有正向的财富效应， 即住房价格上涨引起的住房财富增加， 可以有效地增加消费， 从而使得以房养老理论上成为可能。而若要明晰 “以房养老” 方案推行不利所面临的两个问题， 就需要先考察不同年龄段导致的代际差异对住房财富效应的影响。Baldini et al ( 2002) 指出不同年龄的人群， 不仅规模不同， 对待消费的态度也不同， 这就是典型
9、的代际差别。很多文献已经直接或间接指出了代际差异会使得住房财富效应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Banks et al ， 2004; Bover， 2006) ， 但是结论却呈现较大的不一致性。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假设早就暗示由于存在消费的平滑， 老人会具有较高的财富效应( Li Yao， 2007; Bajari et al ， 2010; 陈彦斌、邱哲圣， 2011 等) 。Skinner( 1989) 的研究， 较早地引入了遗产动机， 发现存有遗产动机的家庭会消费较少， 其住房财富效应较小。基于美国数据的很多实证研究， 均得出了老人面临上涨的房价， 会更多地提高消费( Feinstein McFa
10、dden， 1989; Fisher et al ， 2007) 。Crossley Ostrovsky( 2003) 基于加拿大的数据， Campbell Cocco( 2007) 利用英国的家庭调查数据， Calcagno et al ( 2009) 利用意大利的 SHIW 数据，Chiuri Jappelli( 2010) 基于 17 个 OECD 国家的 300， 000 数据，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Hurd( 1999) 指出尽管住房是遗产的重要组成，但是， 住房同时具有消费与投资的功能， 理性和利己的个体通常会平滑消费， 在年老时会将持有的住房卖掉， 换成较小的房子居住或者租房，
11、甚至采用资产增值抵押贷款( Housing Equity Withdrawal，简记为 HEW) 来支持以后的消费支出( Mitchell Piggott，2004) 。与 Skinner( 1989) 相似， Venti Wise( 2002， 2004) 也指出存在遗产动机的话， 会有可能使得老人的边际财富效应降低。但是， 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 老人的住房财富效应不一定比年轻人更高。Skinner( 1996)的研究指出， 户主在 45 岁以下的家庭的住房财富效应通常是 45 岁以上家庭的两倍。Disney Whitehouse( 2002) 指出了尽管有退休金的老人可能会更换自己的住
12、房， 实现财富升值， 但是由于存在着租房的移动成本， 大多数老人并不愿变现自己的住房财富， 其财富效应并不大。Iacoviello ( 2004) 的研究证实， 年轻人由于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可能性较大， 随着房价的上涨， 可以获得更多的HEW， 从而日常消费大约提高 18%26%。Bostic et al ( 2009) 基于美国 20012005 年的住房财富数据， 研究发现年轻人相对老人具有更高的财富效应。Attanasio et al ( 2005) 、 Marron( 2007) 、752013 年第 9 期Schwartz et al ( 2008) 、 Benito( 2009) 也
13、发现了类似的结论。而 Lehnert( 2004) 利用 PSID 的数据， 分析了不同年龄人群的住房财富效应， 发现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并不支持老人一定比年轻人具有更高的住房财富效应。他发现年龄在 2534 岁之间和 5262 岁之间的两类人群的财富效应很大。面向不同国家之间的研究结论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如 Tatsiramos Zhu( 2004) 基于欧洲19942001年的家庭面板数据， 研究发现中欧、 西欧国家( 如法国、 德国、 荷兰和英国) 的老人住房财富效应较高， 而南欧国家( 如意大利和西班牙) 较低。更加引人注意的是， 不同于 Skinner( 1989) 等的研究结论，
14、 遗产动机对住房财富效应的具体影响呈现出一定的模糊性， 遗产动机也不一定能降低老人的住房财富效应。Hurd( 1987， 1990) 、 Levin ( 1992) 的研究详细地论证了这点。实际上， Calvo et al ( 1979) 很早就指出， 如果考虑遗产动机， 标准的生命周期模型的假设条件将不一定有效， 忽视遗产动机是生命周期假说受到批评和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 Kopczuk Lupton， 2007) ， 以此为基础分析的结论也就不能具有普适性。而预防性储蓄被根植于遗产动机中( Chiuri Jappelli， 2010) ， 使得遗产动机影响住房财富效应的过程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15、Laitner Juster( 1996) 基于 TAA- CEF 的数据库的研究发现， 遗产动机并不能解释居民消费的低迷现象。国内从遗产动机与财富效应角度去从事以房养老的研究并不太多。陈彦斌等( 2010) 、 陈彦斌、 邱哲圣( 2011) 基于包含房价高速增长特征的 Bewley 模型， 揭示且解释了我国城镇年轻家庭比中年家庭消费率更低的现象。部分学者则对居民消费的预防性储蓄行为进行了验证， 龙志和、 周浩明( 2000) 选择中国城镇居民 19911998 年间平行面数据， 对预防性储蓄模型进行估测，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存在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但是， 施建淮、 朱海婷( 200
16、4) 对我国 35 个大中城市 19992003 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结果发现 35 个大中城市的居民储蓄行为中的确存在预防性动机， 但预防性动机并非如人们预期的那么强。此外， 还有的学者证实了消费习惯在消费决策中的作用( 田青等， 2008) 。而更多的学者侧重于住房财富效应的研究， 但是依然很难取得一致的结论。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证实住房具有正向的财富效应( 王松涛和刘洪玉， 2009; 尹志超和甘犁， 2009; 王培辉和袁薇， 2010; 陈杰和张卫涛， 2008; 骆祚炎， 2008) 。但是， 也有的研究发现住房为负向的财富效应( 况伟大， 2011; 王子龙、 许箫迪， 2011; 易宪容， 2009; 陈斌开、 杨汝岱， 2013; 颜色、 朱国钟， 2013) 或没有财富效应( 高波和王辉龙， 2011) 。尽管有一些直接涉及“以房养老” 的文献， 但是侧重于从政策制定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柴效武、 胡平， 2010; 傅鸿源、 孔利娟， 2008 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