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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纤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罗,态田年林纤与蔡元培的笔战,是民国初年新旧之争的一次象征性事件。一般人均认为此事是以蔡胜林败为结局的,当然也就是新战胜了旧。这个看法,最多只对一半。从思想观念的视角看,应该说是林胜了蔡。这并不是要标新立异。只要细看蔡元培对林纤的驳论,便可见蔡无非是一一力驳北京大学并不存在林所指控的“错误”,却甚少指出林氏的观念本身有何不妥。实际上蔡在驳林时,处处皆本林纤所提的观点。此虽是论战中常用的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但争论的一方若基本全用对方的观点,而无自己的立论,就等于承认对方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的确,林蔡之争不仅凸显了民初传统的中断与延续并存,新旧杂处而相互纠
2、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思想界位置错综、角色倒置的现象,而且提示 了 民初的社会发展与思想演变的互动关系。我们的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几乎一直是各搞各的,互不越雷池一步。但过去对林蔡之争胜负的认知,显然已说明仅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未必能得此事之全貌。倒是从社会学意义上看,蔡胜了林才确实代表新胜了旧。但恰恰在社会学意义上,蔡要胜林其实根本不必论战,因为蔡元培的“社会资格”,无论新旧,都非林纤所能比拟。可以说胜负在论争之前就已“确定”了。本文试从思想史的社会学层面着手,换个视角考察和诊释林蔡之争,以期能在社会的大框架里为这一思想论争定位,最终希望可以从一个小的侧面增进我们对
3、近代中国的了解。林纤之所以在社会学意义上被战败,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个人身分有些尴尬。林 关于思想史的社会学研究取 向,参看“托。”,侧尺动洲从即,一。严格按此取 向进行研究,应先做大量的基层社会“重建”工作,非一篇小文所能为。本文则主要还是侧重于论战当事人这些糟英人物。一历史研究年第期是前清举人,以功名论,不过小儒一个。后之成名主要靠两端一是古文做得好,被许多人认为是清季桐城文派的一个殿军一是大译西人小说,流布甚广。但在新旧不两立的民国初年,这两端本身已非十分和谐。林氏的认同危机,也正隐伏于此。若论中国小说转 向以西方为本位的典范转移,林氏正是始作俑者。郑振铎在林纤去世的年指出,把西洋小说提高
4、到可以与司马迁的史记比肩的程度的,正是林纤。小说在中国由士人不屑的“小道”而被提上台面,也是林氏的功劳。以前的文人写小说,都不署真名。林纤虽以古文名世,译小说却肯署原名。概言之,“自他之后,中国文人,才有以小说家 自命的。”也在同一年,林蔡新旧之争事过已数载,心境已较为平和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胡适也曾下定语说“林纤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我们只要看清季民初从梁启超到鲁迅都把小说提到改造国民性的最佳武器的高度,便可以想见林氏的影响有多大。胡适在晚年说起年他二十岁时写康南耳君传,“我那时还写古文那时叙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响。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我总看卜上百部。”可知胡适自己至少到年时还颇受林纤的
5、影响。两年后他主动攻击林氏,多少也有些“打翻天印”的意味。不仅如此,比胡适小约十余岁的文学家巴金曾自述他年轻的时候,一部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打开了他的眼界“他们好像给我准备了条件,让我张开双臂去迎接新的思想,迎接新的文化运动。”这部丛书内就有大量林氏的译作。比巴金又年轻一些的钱钟书也回忆说,林译小说是他十一二岁年前后时的“大发现”,它们“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新世界。”这些自白极有提示性。从这些成年晚年回忆所使用的词汇看,林译小说所造成的典范转移是非常明显的。,进而言之,林纤不但直接帮助培养了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那一代人,而且也促成了后来他 自己不能认同并要反
6、对的趋新倾向。许多巴金那一代人或者就是在林译小说的影响下认同和投入 了新文化运动及其荡漾的余波。这样一种诡论性现象,或非林纤始料所能及,但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基本忽视,却是不应该的。一言以蔽之,从小说与思想学术变迁的层面看,不管他自己和新文化诸人是否承认,林纤可以说是个新人物。其实新文化人又何尝不知道这一点,不过在论争时不愿承认罢了。林纤去世后,那时已心平气和且也有些“落伍”的胡适才开始给林氏正名,林琴南先生,钱钟书等林纤的翻译,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第卷,上海东亚 图书馆年版,第页。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年版,第页。怀念二叔,年月日联合报
7、副刊。林纤的翻译,第页。林纤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说林是世纪最后几年因外患刺激而立 志从事改革事业的“新人物里的一个”。也就是说,“五、六年前的反动领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过社会改革的事业。”胡以为,“我们晚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见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 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这些话,特别是最后提出的“公平”新文化人在几年前是不会说的。胡适说此话虽略含自责的意 味,但还是不够干脆。他 自己看过上百部 的林译小说,写叙事文颇受林氏影响这件事,就还要等差不 多四十年后才肯说。然而,正 因为胡适在说此话时自己也已经有些“落
8、伍”即疏离于时代思想论述 中心,其听众的广泛就远不如 当年。结果新文化运动时的“反动领 袖”这一身分认同就伴随林纤到如今了。从一个有志改革的维新党到旧派的发言人似乎是与清末民初的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因为大多数昔日的维新党到新文 化运动时期都已“落伍,而成守旧派了。但是,恰恰是在后来林氏公开认同的传统范畴里,一 个只有举人功名的小说家是没有资格作士林代表的。两者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大 了。从传统“旧”观念看,小说家者流决不能进入儒林正宗。胡适在年说“小说 向来受文士的轻视,但这几十年中也渐渐得着了相当的承认。”胡适这里说的“文士”应再加界定,因为纯粹的“文士”本身也是受到儒林正宗轻视的,小说家又等而下
9、之。而所谓渐渐得着了承认,也不过是那几年才并始,决非几一卜年间的率胡适和鲁迅等人的一大努力就是一要 为小说和小说家正名。用胡适的话说,就是要给小说以“现代学术荣誉”,也就是要“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蕊在 这一点卜,新义化诸人与林氏其实是相互配合的。小说得到社会的重视一与林氏的努力和成就分不开,但得到承认却正是新文化人努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文化诸人不过是步林氏的后尘而发展之。惟他们在此同时却把以译小说而成名的林纤作为攻击 的对象,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诡论性现象。进而言之,也只有在小说已可以与经学等正宗一学科角 正统之时,小说家才有自信和可能出来代表传
10、统一边立言。林纤能成为文学革命反对派的“领袖”,其实也是文学革命本身促成的。若仔细考察,小 说家林纤在士林地位的卜升,正与世纪初年的尊西趋新的大势相关,更与这一大趋势的直接产物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有直接的关联。实际上,林氏一生事业转折的契机,就是翻译西方小说。林纤一生事业的高潮,大约是出任京师大学堂时文科负责人。而他初与北大发生关系,恰是靠译书成名,进了附属北林琴南先生的白话文,转引自胡颂 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年版,第。贾。日本译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序,胡适 文存工集第卷,第页。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历史研究大的译学馆。林纤后来能由
11、译学馆转任教职,教授国文并终至文科学长,是靠了实际主持教学的桐城派大人物姚永概的提携。早年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中不乏进士,林竟然能以举人而任学长,固然因其作文能得桐城义法,但多少也借了破旧立新的光。中国自从“文苑”与“儒林”分家以来,纯文人不仅死后进不 了“儒林传”,生前也多不能为士林正宗的社交圈子所接受,更不可能在与“国子监”略同的京师大学堂里位居正统士人之上。一个只有举人功名且属小说家者流的文人而能居士大夫之上,正是传统己崩坏的典型表征。唐德刚先生以为,“清末民初之际,那时孔家店已不倒打自倒。”这是见道之解。林氏不仅 自身参与了早年的“反传统”,而且是传统崩坏的直接受益者。民国年林纤被迫从北大
12、辞职,是因为民国成立后北大文科渐为章太炎的弟子所据。从传统的观念看,太炎一支在学术上是以经学小学这样的正统“儒林”学科为依归,远非那时在“词章、义理、考据”三要素中基本只剩“词章”一枝独秀的桐城派所能比拟。太炎派因为过去身与革命,其入主北大或者借了民国代清这一“鼎革”大变的东风,但其在学术上实比在他们之前控制北大的“文选派”和“桐城派”更加合乎“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更“旧”。同时,太炎派在北大因是后来的“争正统”者,又挟革命者的心态和行为准则,对在他们之前的当权 派“文选”和“桐城”二派,正有必斗争到底的气概。太炎派之所以反桐城派最厉害,既因为桐城派曾一度“当权”,尚有影啊,也隐含着
13、“儒林”反击“文苑”的消息。钱玄 同说得最明白。他说八股试贴,己是人人都视为敲门砖,“没有人当他一种学问看待”。至于“桐城派”和“选学家”,则人人“无不视为正 当之文章”,已先后 流毒数百年到 千余年。钱明确表示,对于它们,决不能“瞎了眼睛,认他为一种与我异派之文章”,而用平等的方式与之论争,只有用谩骂之法将其骂倒。既然余威尚存,后入 主北大者就不得不肃清其影响虽要与之争斗,却又不能视其为平等,故必 出以谩骂。太炎派反桐城派,是革命也更正统的一派与以前当权而又不够正统的一派争夺思想领域及其重要阵地北大的控制权的斗争。故林纤的不得不辞职,恰是为更“正统”的旧派所迫。蔡元培入主以前的北京大学,早已
14、是章太炎门人的天下。蔡本人治校虽以兼容并胡适口述自传,第页注。 文选派的情形比桐城派要更复杂。从历史上看,桐城派宗韩柳的散文,反对文选派的骄文,而太炎一派最讲究和擅长魏晋 文章。太炎在北大的一些弟子如黄侃也要讲文选,惟不怎么做四六骄体。故太炎派与文选派之争,大约不仅要争北大的正统,而且要争魏晋文章的正统。若再细看,则或者也隐含着太炎派内部争正统的消息一攻文选的钱玄同与讲文选的黄侃 本不相得。这个问题牵涉太广,只有另文探讨了。对“南丰基督教徒悔”来信的答复,新青年第卷第号。工林纤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包为宗 旨,其实也不是完全兼容,就像他在答林纤的信中所说,他的兼容并包就不容纳“达自然淘汰之
15、运命者”。蔡是浙江人,曾与章太炎同创光复会他在北大的一个重要根基其实就是后来为英美留学生所攻击的“某籍某系”,也就是浙江籍的国文系教授这些人大多留日,是太炎的弟子,未入章门者也多与太炎派有瓜葛。由于上述的原因,太炎派就最不容桐城派。故蔡在北大所聘的旧派教授虽不少,却并不返聘桐城派之人,虽可认为是已将其视为“达 自然淘汰之运命”了,其中也有更复杂 的内外因素。同样,主张容忍比自由更难得的胡适也曾说,“任何事我都能容忍,只有愚蠢,我不能容忍。”讲究民主的陈独秀以为,“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就不能“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对付之道,“唯有痛骂之一法
16、”。问题在于,什么是“达 自然淘汰之运命者”、“愚蠢”和“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并无一个客观标准。也就是说,蔡元培实际上可以不兼容并包任何他以为是已被自然淘汰者胡适可以不容忍所有他认为是愚蠢的事物而陈独秀也可以痛骂一切他认为是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蔡、胡、陈等人与太炎派诸人一样,都受过辛亥革命含辛亥前的革命活动的洗礼,在心态和行为准则上,或多或少都有些“革命气味”。用胡适 自己的话说,就是带着“正义的火气”。由于“认定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气“不容忍”和“摧残异己”都是合乎逻辑的结果。故这一次新旧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辛亥革命前后争夺对北大的控制以至全国的思想领导权这一大斗争的反映和进一步的发展。在此斗争之 中,最“新”的新文化派和最“旧”的章太炎派之一部奇特地扭合在一起。而把他们结合起来的“因缘”,大约就包括都曾因为传统崩坏而出现的思想界空白时四出取经、共同的对手,以及都受过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