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背景的研究张允熠 张弛[摘 要] 西方学者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背景本文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因素和背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来源、语言符号转化中的中国化因素等三个方面概述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探析了其结论的缘由和依据概而言之，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传播、开花、结果，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坚实的文化和心理基础；谁要是不懂得一些儒家思想的传统，谁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国式的文化和哲学传统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和术语的理解[关键词]文化背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思想 符号转换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中，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外来的、崭新的理论体系自“五四”之后仅经过二十多年短暂的时期就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并经过几次飞跃产生了几个一脉相承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精神、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层面上的结合恰恰后一种结合所产生的作用、价值具有深刻和深远的影响，因而也是最应该去重视和研究的。
国外学者以他们敏锐的思想嗅觉和独特的文化视角早就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背景了，他们提出和阐发的一些观点往往是过去封闭状态下的中国学者闻所未闻的此处，我们可从三个不同的思想层面概述这些学者的主要论点，并加以适当评述，以供国内的研究者参考、借鉴和批评 一、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因素和背景德国著名汉学家皮特·奥皮茨 1969 年出版了《从儒学到共产主义》一书，1974 年又出版了《中国的巨变——19 世纪和 20 世纪革命运动》、《龙的子孙——从孔子到共产主义的中国之路》等专着，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把儒家思想与中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指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孔子的儒学出发到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有一个自然的文化心理进程[1]奥皮茨教授还认为，历史地回溯东方法制文明在现代化的进程，一方面以西方模式作为参照系，另一方面重回到自身的文化渊源，成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一种政治与法文化现象东方各国在谋求精神认同的同时，形成了西方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即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基础之上的文化恪守与更新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价值观呢？美国学者窦宗仪通过长期的研究得出了马克思哲学与儒家哲学原来“大同小异”的结论，并把这种观点和结论形成了一部专着——《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在这本书中，窦宗仪系统地表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哲学的比较学研究，提出了不少具有独创性的见解如他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黑格尔思想的先躯”，“马克思主义和儒家都致力于阐明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世界观和进化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和儒家都“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等等窦宗仪还指出：“一般人都认为中国人排外，但是，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却在损害他们自己生活情况下，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般人往往把封闭性归咎于中国人的心态，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本身，显然不是一种封闭的现象P146）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是一致的”[3]窦宗仪在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哲学时，认为二者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比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更显得一致，但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魏斐德在他的研究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跟中国哲学相似，而且 17、18 世纪中国的一些唯物主义学者阐发的历史观跟 19 世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历史唯物主义十分一致例如，魏斐德指出王夫之的思想就是“独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不相信纯粹的理，而关心固有的社会关系在某些方面，这引起共鸣的主题让人隐约地联想到了马克思本人。
[4]魏斐斯详细比较了马克思和王夫之书中的具体论述，发现“王的言论甚至也颇像恩格斯”，他甚至不无惊奇地写道：“当王夫之把图式的识别和物质的自身运动（“势之必然处”）统一起来的时候，对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来说，他实际上是一位比列宁本人还要纯粹的历史唯物主义者[5]另一位美国学者斯塔尔认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的“辩证法”虽然在西方有希腊哲学的根源，例如赫拉克利特，但“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中，本性相反之物相成的观点在塑造中国传统中后来的思维模式方面，其影响要比古希腊的传统思想来得更深更广[6]相比之下，“辩证方法在其古希腊思想的根源上萌生后，并没有牢固扎根于冲突和矛盾是世界的自然本性……相反，它建立了两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一种与亚里士多德有关，他论证说，既然内在矛盾不是世界的特性，因而逻辑证明就可以展示的排斥这些矛盾为基础；另一种与柏拉图、苏格拉底相联系，这种观点排除了辩证法与自然秩序的任何一种必然联系……”这是说，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古希腊关于事物内部矛盾冲突的辩证思想在欧洲的文化传统中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相反是亚里士多德的排斥矛盾的形式逻辑在欧洲文化传统中起决定作用，即，“要么是 X，要么是非 X，这才是合乎逻辑的”；[7]而苏格拉底的所谓“辩证法”根本不是“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辩证法，而是一种口头辩论方式。
关于事物内部矛盾即“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只是到了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谢林、施莱尔马赫、黑格尔那里才获得了“改造”和“重生”，[8]而这种与“亚里士多德僵硬的形式主义”相对立的思维方式却很早就“根植于”中国儒、道两家的辩证法传统中实际上，跟形式逻辑相对立的辩证逻辑在源于印度的中国佛教哲学中也极为丰富和完整，这可从 15 世纪被译成汉语的《中论》中发现，而早在 4 世纪时，中国的僧肇和吉藏就已经阐述了辩证逻辑的相关思想[9]斯塔尔并借用中国学者郭沫若的观点强调指出：“在 1972 年，中国作家郭沫若在与法国政治家和作家阿兰·佩尔菲特谈话时讲道，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思想都存在着辩证法的渊源郭沫若认为，在亚里多德和笛卡尔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之后，西方思想已丧失了它的辩证性，与之相反的是，古代的辩证法在中国依然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思维模式他确实认为……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概念是从中国借用的[10]斯塔尔和郭沫若的这些论点决不是孤立的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其产生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吸收了中国哲学的精华，他写道：“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二程、朱熹）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连系的。
换句话说，新儒学家这一思想体系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它本身是唯物主义的，但不是机械唯物主义实际上，它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一种综合层次的理论，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11]李约瑟说：“朱熹的哲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有机论哲学，因而，宋代新儒家学说粗看起来，已达到了类似于怀特海的地步；便是并没有经过与牛顿、伽利略相对应的阶段这样，它们只体现与战国时期道家和墨家思想家相类似的情形据说，道家与墨家早于黑格尔而具有了辩证逻辑的萌芽，然而，它们却没有经过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的逻辑阶段[12]据此，有的学者指出，在李约瑟看来，“朱熹理学作为一种有机主义的哲学，它很可能通过莱布尼茨传入西方，而成为西方有机主义形成的重要材料，这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怀特海的有机主义与朱熹理学有着密切联系[13]李约瑟还曾大胆断言：“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14]“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文化基础，西方学者由于没有“当局者迷”的困境，却有“旁观清”的优势，发表了不少富有见地的真知灼见例如，中国人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能义无反顾地、历史性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从西方思想库存中借取其它的思想武器来解决中国的现实出路问题，许多研究者除强调“革命实践的需要”之外，往往忽视甚至只字不提其中的传统和文化因素。
但是有些西方学者却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英国学者李约瑟就曾指出：“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真是妙极了！这不就象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15]李约瑟的这番议论从五四时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那里不难得到有力的证实，如上文所述斯塔尔引证的郭沫若的话事实上，正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狂飙突进”、迅猛传播的上个世纪 20 年代，郭沫若就写道：“马克思（对孔子）说：‘我想不到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位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16]具有跟郭沫若相同感受的中国学者还有很多，如孙叔平、张岱年、匡亚明等人都曾表述过相似的观点他们指出：当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即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读过儒书的人，是儒家学说促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窦宗仪也指出，越南前国防部长武元甲元帅曾公开表示：他之所以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是因为他早年所接受的儒家思想的教育据窦宗仪说，这种观点在当时的越南学者中十分普遍[17]可见，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传播、开花、结果，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坚实的文化和心理基础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来源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功的理论形态和范例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一个客观历史事实，并不十分复杂，但如果说毛泽东思想仅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与中国传统无关，则显然是错误的弗朗茨·舒尔曼在他的著作《共产党中国的思想和组织》中，区分了“纯粹的思想”和“实践的思想”，“纯粹的思想”是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形态，“实践的思想”仅仅是一般的思想，它变动不居，称不上普遍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以普遍真理形态存在的“纯粹的思想”，它“完全外在于中国革命的根源，因此中国人自己只有发现低层次的真理，即实践的思想理论是外国的，因而必须引进[18]魏斐德批评了舒尔曼的这种观点，因为他没能说明“实践的思想”和“纯粹的思想”之间的关系，更没有论证实践思想领域是如何转化为纯粹思想领域的，虽然中国共产党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普遍真理，但对中国人来说构成“纯粹思想”（理论）的实际却是中国的马列主义，即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产物，舒尔曼把这种理论根植于中国之外的经验之中，显然不符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
魏斐德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例，指出：“就一种普遍真理本身的要求来说，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民族化的形式，从而使得它能通过承认许多其它‘语言’并不接受的分析方式，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在一起事实上，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身像‘毛泽东主义’一样，已经变成了一种混合体[19]然而，跟斯塔尔认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与欧洲传统的思维方式相异而跟中国哲学的辩证法一致的观点不同，魏斐德指出：“毛泽东的辩证法并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中国形而上学思想体系结构并不具有欧洲理性主义的普遍的本体论范畴……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面的范畴是多么坚实，而毛泽东主义由于处在不同的知识环境中，因此在运用同样的这些范畴时，就显得更富有弹性及灵活性[20]魏斐德这里的“知识环境”一词即是本文所说的“文化背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不可能离开中国的文化背景因此，美国已故哈佛大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认为：新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统意识形态，其活力之强无异于过去的儒家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