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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金融研究 55 Agro-related Economy 三农经济DECEMBER 2010土地调整和农地使用权流转关系分析非农就业和农业投资的双重影响摘 要 现有研究对土地调整和农地使用权流转之间的关系并未形成统一定论，本文利用来自中国6省的农户调查数据建立Probit和Tobit计量模型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土地调整显著促进了农地使用权流转：一方面在非农就业机会存在的条件下，土地调整导致农户对地权不稳定的预期加强，促使有非农就业机会的农户更积极地转出农地，增加了农地供给；另一方面拥有较多农业固定资产的农户即使面对地权不稳定的威胁也不愿意降低土地需求，因而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合力表现出土地调整
2、对农地使用权流转的显著正效应。这一研究结论为我国的农村土地政策制定以及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发育提供了重要依据。文 / 杨丹 刘自敏引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家庭人口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发生变化，从而造成土地分配不均，因此产生了土地调整的需求。然而土地调整降低了农户对地权稳定的预期，使农户长期投资减少（许庆、章元，2005），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农地使用权流转能够避免这一问题从而替代土地调整政策而促进农地资源合理利用。大部分学者认为土地调整和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是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两者的关系是相互抑制并且相互替代的。一方面行政性土地调整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和较短的计划时期，将减小市场化的土地租赁活动（陶然
3、、徐志刚，2005）；另一方面土地租赁市场会部分缓解农村土地调整的压力，并部分替代行政性土地调整（刘晓宇、张林秀，2007）。如Lohmar et 摄影：张超56农村金融研究三农经济DECEMBER 2010元经济条件下，农户对非农收入的不同预期促使农地市场形成和发育，农地市场对农地调整具有一定替代关系。土地调整和农地使用权流转之间的关系并未形成一致结论，因此本文旨在通过2000年对中国6省农户的调查数据来进行实证检验土地调整与农地使用权流转之间的关系，并解释其内在机理。数据来源和变量描述分析本研究采用由多伦多大学的Loren Brandt教授、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罗斯高教授以及中国科学院农业
4、政策中心的张林秀教授主持的中国科学院“农村贫困与发展”项目社会经济调查（2000）数据。该调查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中心调查队于2000年11月及12月分别在东部沿海地区的辽宁、浙江，中部地区的河北、湖北，西部地区的陕西、四川六省市进行，采取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随机抽取了30个县，每个县随机抽取2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20户，共计60个村、1200户。本文采用1184个农户样本。我们用农户是否转入土地和农户转入土地的面积作为农地使用权流转程度的度量，并用土地大、小调整的次数作为土地调整程度的度量，并控制了各个农户家庭特征以及村的基本特征。表1对所采用的变量进行了描述性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1
5、84个农户中有18%的农户转入了土地，转入土地的平均面积为0.67亩；被调查的60个村中大调整的次数平均为1次，小调整次数平均为3次；60个村的平均人均纯收入为2003元；9.2%的农户户主有非农就业机会，农户平均农用固定资产现值为1092.5元；农户的平均初始分配土地面积为8.13亩，有34%的土地有灌溉条件；平均每个农户有4口人，平均有6%的户主接受过农机或农技培训；户主平均年龄为45岁，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年，97%的户主为男性。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我们发现大调整的次数还是比较少的，主要是村安排的小调整次数较多。通过分别对所调查的6个省的土地调整情况进行统计发现：河北、辽宁、浙江大调
6、整较多，因此这三个省未被调整过的土地比例较低，尤其是浙江省，100%的土地都被调整过。而陕西、四川和湖北以小调整居多，未被调整过的土地百分比均超过了60%。总体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辽宁省土地调整的次数最多，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土地调整次数最少。实证分析结果为了验证土地调整对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影响，我们分别建立两种回归模型：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在用农户是否转入土地和农户是否转出土地做因变量时，由于因变量是0-1变量，我们采用线性概率模型Probit模型来进行回归；在用转入土地的面积和转出土地的面积做因变量时，由于我们分别令未转入土地的农户的该变量取值为0，而令未转出土地的农
7、户的该变量取值为0，因此该因变量取值都是非负数，因此我们采用限值因变量模型Tobit模型来进行回归。在这两种回归模型中我们分别用土012345大调整次数小调整次数总调整次数图1 各省土地调整情况678河北陕西辽宁浙江四川湖北表2：分省土地调整情况省份大调整次数小调整次数总调整次数从未被调整 过的土地 （%）河北2.32.14.414陕西0.24.74.963.3辽宁2.24.56.78浙江1.92.140四川0.14.44.565.5湖北0.20.91.161.558农村金融研究三农经济DECEMBER 2010进了农地使用权流转；另一方面，由于农户拥有较高的农用固定资产，即使他们面临土地调整
8、所带来的地权不稳定的威胁，他们也不会降低对土地的需求。因而土地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合力表现出土地调整显著促进了农地使用权流转。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人均纯收入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以及土地转入面积、农户土地转出行为以及土地转出面积都具有显著正效应。因为数据中缺少对农户收入的度量，因此我们用村人均纯收入作近似替代。农户人均纯收入较高，说明农户的农业经营能力较强，因此更倾向于租入土地而且是转入面积更大的土地进行农业规模经营以进一步提高其收入。这一结论与现有文献是一致的。农户初始分配土地面积对租入土地行为和租入土地面积具有负影响，但不显著；而对租出土地行为和租出土地面积有显著正影响。农户有灌溉条件的耕地所
9、占比例对土地租出行为具有显著正效应。另外户主的年龄与租入土地行为和租入土地面积呈倒U型关系，而与租出土地行为和租出土地面积呈U型关系。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对租入土地行为和租入土地面积具有显著负效应，而对租出土地行为和租出土地面积具有显著正效应，这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从事收益更高的非农工作。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发现土地调整显著促进了农地使用权流转。我们的解释是，一方面在非农就业机会存在的条件下，土地调整导致农户对地权不稳定的预期加强，促使有非农机会的农户更积极地转出农地，提高农地供给；另一方面，由于农户拥有较高的农用固定资产，即使他们面临土地调整所带来的地权不稳定的威胁，他
10、们也不会降低对土地的需求。因而土地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合力表现出土地调整显著促进了农地使用权流转。而其他控制变量也对农地使用权流转起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如人均纯收入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以及土地转入面积、农户土地转出行为以及土地转出面积都具有显著正效应；户主受教育年限对农地转入有显著负影响，对农地转出有显著正影响等。这些研究结论为我国的农村土地政策制定以及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发育提供了重要依据。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促进城乡融合和统筹发展，增加农户非农就业机会。中国现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民发家致富的机会相对更少，对土地的依赖更大，促进城乡融合和统筹发展能够增加
11、农民非农就业的机会，从而能够有更多获得收入的来源，从提高农地供给的角度促进农地使用权流转。第二，增加农业投入，尤其是农业固定资产的投入。农业固定资产投入的增加不仅能够提高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还能增加农民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因而从提高土地需求方面促进农地使用权流转。第三，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一方面，提高农户尤其是户主的文化素质，有利于增加其从事非农就业的机会，并通过非农就业提高收入，缓解对农地的依赖，从而增加土地有效供给，来促进农地使用权流转；另一方面，提高农户尤其是户主的文化素质，有利于提高其接受和采纳新技术的积极性和效率，促进农户农地经营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农户对农地转入的需
12、求。第四，进一步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并使其有能力采用新的农业机械设备，使得农地经营能力高的农户更愿意转入更多的土地，从提高农地需求方面促进农地使用权流转。第五，政府应制定相应的农地使用权合理流转的制度和保障措施，给农户提供良好的交易平台，减少农户的交易成本，并保障农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权益，确实有效的提高农户的收益，才能长期有效地保证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发育。参考文献：1、许庆，章元.土地调整、地权稳定性与农民长期投资激励J.经济研究，2005（10）：59-69.2、陶然，徐志刚.城市化、农地制度与迁移人口社会保障一个转轨中发展的大国视角
13、与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2005（12）：45-56.3、刘晓宇，张林秀. 农村土地产权稳定性决定因素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07（4）：11-22.4、钱忠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与市场流转困境:理论与政策分析J.管理世界，2002（6）:35-47.5、钱忠好a.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理论与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3（2）：83-93.6、钱忠好b.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的困境与乡村干部行为对乡村干部行为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3（2）：10-13.7、叶剑平，蒋妍，罗伊普罗斯特曼，朱可亮，丰雷， 李平. 2005 年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调查研究17 省调查结果及政策建议J.管理世界，2006 （7）：77-84.8、姚洋.集体决策下的诱导性制度变迁中国农村地权稳定性演化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0，（2）: 11-20.9、廖洪乐.农村承包地调整J.中国农村观察，2003（1）：46-55.10、田传浩、贾生华.农地制度、地权稳定性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理论与来自苏浙鲁的经验J.经济研究，2004（1）：112-119.注：本文获得2009年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农村区域专业化”（09SKB06）资助，使用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农村贫困与发展”项目社会经济调查。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