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创业型大学的中国特色与演变省略三所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实践的考察刘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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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研究型大学创业与科学能力集成发展研究” ( ) 、 第 批中国博士后基金“ 研究型大学协同创新平台构建对策研究” ( ) 阶段性成果之一。探寻创业型大学的“ 中国特色与演变路径” 基于国内三所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实践的考察刘 叶 邹晓东【 摘要】 创业型大学是在市场需求与学术传统的平衡点上生长出的一支奇葩。深入研究并发展之是各国大学应对学术资本主义新要求的首选战略。然而, 缺乏西方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传统的中国是否存在创业型大学?若不曾拥有, 何谈发展, 或许重塑学术传统并新建真正意义上的创业型大学是我们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 若早已实质存在, 研究中国模式的特征以及

2、适时交流与借鉴, 进而构建本土化的创业型大学模式当是最为明智的选择。为彻底走出令人厌倦的争论, 还需从享有“ 东方剑桥” 美誉的浙江大学、 “ 中国麻省” 美誉的清华大学与“ 具有新中国高等教育缩影” 盛誉的华中科技大学这三所研究型大学的那些闪烁着“ 中国特色” 的创业实践中寻找问题的答案, 并见证中国创业型大学的演变路径。【 关 键 词】 创业型大学 学术创业 中国特色 路径【 收稿日期】 年月【 作者简介】 刘叶,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博士后; 邹晓东, 浙江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公共管理学院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一、争论的缘起 创业型大学是在学术资本

3、主义浪潮的推动下, 在文化传统的制衡下, 在市场需求与学术传统的平衡点上生长出的一支奇葩。虽都以创业型大学自居, 却存在着多样化的演变路径与个性化的创业表现。换言之, 基于不同的文化和办学传统,各国存在着不同的创业型大学模式。然而, 这枝早已在国外深深扎根且已发芽的奇葩是否在中国的土壤上也已默默破土而出?这是当前争论的热点和焦点, 涉及到中国相当一部分大学变革路径的选择与未来走向。解决该争论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把握现在, 而且更有利于从实际出发面向未来, 走出适合国情的创业型大学建设道路。面对创业型大学, 我们本能地会反问: “ 在中国, 有创业实践, 可否存在 创业型大学 这是一个问题;

4、 有市场需求, 无学术根基, 可否存在市场与学术的平衡点, 这是另一问题; 有国外理论, 有本土实际, 可否真实存在, 这又是一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还深知: 各国文化传统迥异, 诞生于不同文化土壤的理论可否在中华文化中扎根, 可否将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大学实践, 这都是解决争论无法逃避的问题。针对当前“ 多标准、 无统一结论、 众说纷纭” 的争论, 我们不得不不厌其烦地从全球流行的创业型大学模式开始, 辨析异同与生成机理并提炼出创业型大学的“ 共性标准” , 进而在创业型大学的“ 核心标准” 中审视我国大学的“ 所作所为” , 望从其具有“ 新中国高等教育缩影”盛誉的华中科技大学、 “

5、 东方剑桥” 与“ 中国麻省”美誉的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历史中发现创业型大学在中国的存在以及“ 中国特色和演变路径” 。二、创业型大学的标准全球主要存在两种成熟的创业型大学模式,分别是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美国模式的形成是沿着研究到创业的自然延伸。在美国, 建立创业型大学倾向于采用一个线性过程, 即从教学到科研, 然后再到促进经济发展。取得创业型特性的大学并非所有的院系都能寻找与企业、 政府合作的途径, 诸如哲学、 史学等人文学科, 尽管这些学科也在寻找与市场的结合点而调整自己, 但是始终无法脱离“ 无经济性” 的束缚不得不与市场绝缘。即便如此, 只要一部分院系和学科能形成诸如技术转让办公室、

6、企业孵化器、 衍生公司等集大学、 企业和政府于一体的混合组织, 能形成像企业那样的运作方式, 便可称之为创业型大学。也就是说, 美国模式中的创业反应是基于学科特色而发生在特定院系的革命, 并非全局性的。欧洲模式寻求变革成为“ 奉献于学术事业的一种自我调节的适应性组织” 。因此, 各种类型和层次的大学都可以而且应该变革为创业型大学。显然, 欧洲模式更强调组织所有院系的全面创业变革, 只有大学自下而上都实现了运作方式的转变, 方可称之为创业型大学, 其变革是全局性的。创业型大学的演变路径是非线性的, 任何类型、 任何层次、 任何发展阶段都可变革为创业型大学。从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的比较中, 我们不难

7、发现, 尽管文化传统不同, 创业动因也各异, 但仍有着惊人相似的特征, 这构成判断一所大学是否为创业型大学的核心标准。 知识资本化。创业型大学不仅要产出知识和传播知识, 还要转化知识, 即将之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 实现其经济价值。也即将知识作为资本, 实现其之于社会、 经济发展的增值作用。 大学产业政府紧密联系的形成。知识应用的需要缘于产业需求。因此知识商业化的前提是买卖双方市场取得平衡。换言之,工业领域要有对前沿知识的迫切需求。对于创业型大学, 与工业的紧密联系是必要的。当然, 来源于政府的支持政策必不可少。总之, 理想的合作框架是必要的, 诸如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模式, 其中, 大学、 产业

8、与政府相互作用而又相互独立。 相当的自主权。创业型大学需要自我决定发展方式的自主权, 因为在大学、 政府与产业的合作中, 它不从属于任何机构。否则, 合作不会持久, 因为三者的合作不应来自于任何一方的控制或单方面的要求,而是利益互惠的自然推动。 混成组织的形成。基于转化知识的需要, 创业型大学应有诸如研究中心、 大学科技园、 企业孵化器、 技术转移中心等集生产知识、 传播知识与转化知识于一体的组织形式。这是持续科技成果转化的组织保障。 对变化的自我反应性。大学与政府和产业处于良性的互动中, 当一者发生变化, 创业型大学应能适时做出反应并调整, 确保大学迅速跃迁到下一个稳定合作状态。在致力于构建

9、一个适应性组织的同时, 创业精神和文化的培养与建设又是确保自我反应能力的核心要求。三、对中国三所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实践的考察( 一)案例研究对象的选取与描述。本文所考察的学校是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这三所研究型大学。严格来说, 因其有着理、 工等高科技学科的优势, 这三所学校均是当前盛行的“ 学术资本主义” 政策倾向的那类学校。研究其实际回应方式, 恰能揭示中国大学组织变革的动向。清华大学与浙江大学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三, 分别处于中国北部和东部( 经济、 文化发达区域) , 是仿美而建的美式大学, 后都因 年院系调整, 遵循从综合型变革为多科性工业大学进而再由工科为主向理工为主、

10、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发展轨迹。与此不同的是, 华中科技大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的那类新式大学( 仿照苏联模式而建) , 位于中国中部,虽然历史短( 年建校, 即 年院系调整后 建立) , 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欠发达, 但学术发展潜力好, 在几乎所有国内重点大学排行榜中, 这所大学总能排在前十, 是政府一直看好的积极进取的研究型大学。选取这三所大学作为案例研究对象, 不仅因为其代表了中国两种主要历史背景的大学之发展模式, 涵盖中国主要高教发展区域, 而且因为这三所大学均在 年院系调整后发生深刻变化, 因国家经济建设需要而重组或建立,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与发展需求, 并与国家的政治、 经济发

11、展步伐一致, 是以服务国家经济、 政治建设为己任及以贡献求发展的大学。并且, 它们一直由教育部直接管理( 中国有着政府直接管理一批重点大学的传统, 既因为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 也由于资源有限的原因, 诸如“ 工程” 、 “ 工程” 。政府直接 管理它们, 一是因为它们重要, 二是因为国家资源有限, 必须优先资助发展前途较好的大学, 以给其它大学做示范和带头作用。这三所大学就是这类中央直接管理并优先资助的重点大学, 按照教育部的规划, 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在本世纪中期要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要建设成世探寻创业型大学的“ 中国特色与演变路径”界知名的一流大学) 。因此, 它们的发展最能体

12、现中国大学对国家需求作出反应的图景。值得一提的是, 华中科技大学完全因工业化发展需要而建,以至于它的发展和成就被称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 缩影” 。研究它们不仅能知晓中国是否存在创业型大学, 而且能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创业型大学的特征和演变路径。( 二)创业转型的印记。从这三所大学的历史回顾与审视中, 我们发现了上个世纪 年代中后期以后, 它们与世界上其它积极进取的大学一样, 为应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新要求, 做出了显著的创业变革, 无论是从办学理念还是管理思维, 抑或是实践上, 明显异于以往, 开始积极转型。这一转型可以从其与产业和政府的关系、 从其对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中找到证据。 办学理念

13、的变革。面对与日俱增的市场需求, 这三所大学从上至下做出积极的创业变革。在办学理念与指导思想上, 我们发现这三所大学办学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型。 年下半年, 时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的周济院士率领全校领导组织开展了新一轮的教育思想大讨论, 明确教学、 科研和社会服务职能的内在联系, 确立了“ 育人为本, 学、 研、 产三足鼎立, 协调发展” 的办学思想。清华大学则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需要和现代大学的发展规律, 进一步明确了“ 一个根本, 两个中心, 三项职能” 的办学理念。并在此基础上, 年, 学校提出了“ 综合性、 研究型、 开放式” 的办学模式与思路。其中,“ 开放式” 表明清华大学对社会服务职

14、能的由衷认同, 对“ 向外看” 办学方式的定位。其开放式办学很重要的方面体现在面向社会, 密切与地方和企业的合作, 加强知识创新、 传播与科技成果转化,哺育知 识 型 产 业, 为 社 会 提 供 智 力 支 持。 年, 浙江大学召开了并校以后的第一次“ 双代会” ,会上提出: “ 到 年建校 周年时, 把浙江大学办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型、 综合型、 创新型的一流大学, 建设成为我国高素质创造性人才培养、 高水平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 高科技辐射和高技术产业化、 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 ” 浙江大学充分认识到,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不仅要面向国际学术前沿, 而且要面向国家和地方的现实需求。

15、浙江大学坚持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统一起来, 形成了“ 高水平、 强辐射” 的服务理念并确立了“ 立足浙江、 服务西部、 面向全国、 走向世界” 的社会服务总体思路。自此, 这三所学校办学指导思想明确从“ 两个中心” 向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 三大任务” 转型。 知识资本化。上个世纪 年代中期以后, 学术资本主义浪潮席卷全球, 中国的大学也感知到了该变化, 迅速应对市场需求做出了战略调整。这三所大学有着很强的技术优势, 很快与市场需求相结合, 自主创新并转化科技成果, 创立校办产业, 如清华同方、清华紫光、 浙大中控、 浙大兰德、 华工激光、

16、华中数控等上市公司。这些公司都是在学校的优势学科基础上衍生而来。同时, 这些学科领域的教师积极与企业联系和合作。通过合作, 吸纳了很多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 同时通过解决问题并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转让, 大大促进了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 学校也获得了学科建设的资源。在过去的年内,单从与省里企业合作情况来看, 浙江大学承担浙江省科技重大专项多达 项, 与省内企业新签并实施科技合同超过 万个, 合同金额超过 亿元。同时, 通过技术转移, 浙江大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逐年增加, 年, 技术输出交易额从 亿元跃升至 亿元。平均每年与企业签订科技服务合同 多项, 合同经费近 亿。技术输出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从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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