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何方昱2013-01-21 16:08:39 来源：《学术月刊》2012 年 5 期内容提要： 1936-1949 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 受现代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影响，彼时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置 竺可桢、张其昀则秉持“史地合一” 的通才教育观，创建史地学系， 下设史学与地学二组， 既造就史学与地学的专门人才，又特重二者的关联， 以达专精与通识之间的平衡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不仅在组织结构、课程安排及学术活动等领域独树一帜，还培养了大量史学及地学方面的通才与专才它的创建与存在是竺、 张二人成功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其理念的必然产物在1949 年的政权更替中，竺、张二人相继离开浙江大学，最终导致历史学、 地理学分离 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意义， 是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影响之下，中国学界有识者面对现代学科体系冲击的一种创新与坚守关 键 词：史地合一 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竺可桢 张其昀作者简介： 何方昱(1975-) ，女，陕西省汉中市人，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
1936-1949 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晚清以降，尤自甲午一役之后，西式新学堂蓬勃兴起随着分科教育的实行， 这种西方知识分类系统， 通过制度化的形式重构了中国传统知识结构，进而推动近代学术体系发生变革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分类代替了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在教育领域则突出表现在大学的系科设置上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整理国故运动以后，现代中国史学的学科独立意识益形确立” ①，地理学亦具有 “独立之系统， 整齐之组织， 集中之精神” ②，因此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开设置浙大史地学系在现代学科体制初步建立的大环境下“逆流”而行，绝非一时冲动之举，它既是竺可桢、张其昀秉持“史地合一”理念及通才教育观的结果，又是竺、张二人成功地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这一理念的必然产物而竺、张二人在1949 年的政权更替中相继离开浙江大学，也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③一、南高渊源与竺张合力晚清以降，中国新学堂和新式大学的办学模式深受日本影响，高等师范与大学分而设置，前者为专门性学校，后者为大学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先后设有文史地部与数理化部两部正科，及体育、工艺、英文、农业、商业、教育等六科专修科。
1919年，国文部改为国文史地部，理化部改为数学理化部，目的在于使历史、地理与国文同等，数学与物理、化学并重南高校长郭秉文依照其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学模式，提出“寓师范于大学”的主张，力图打通基础与应用的学科限制④1920年 1 月，郭秉文将南高的两部合建成文理科，下设八个系，其中包括历史学系与地学系 南高的科系设置实际上已突破了师范的界限，具备了综合大学的雏形，为创设大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1年 9 月，国立东南大学成立 东南大学创立于南高基础之上， 延续了南高的“正科”及 “专修科”的系科模式 1923年 7 月，南高并入东大，学科建设十分齐全张其昀将郭秉文的办学特色总结为“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⑤20 世纪 20年代的南高—东大，在郭秉文、刘伯明、柳诒徵等人经营下，已成为东南中国的学术中心 竺可桢即在此时加盟南高—东大，于 1921-1925 年和1927-1928 年先后担任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竺可桢被誉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奠定其宗师地位的，正是20 年代他在南高及东大从事的教学工作和科研活动。
⑥竺可桢加盟南高文史地部后，南高遂“成为中国另一个地理学重镇”⑦1921年秋，竺可桢创建新型地学系，目的在于拓宽地学研究领域，增设地质、气象等新式课程，一改传统意义上的“舆地”学科专业狭窄之不足，并培养众多“以调查全国之地形、气候、人种及动植物、矿产为己任”的地学家⑧竺可桢重视自然与人文的融会贯通，1922年，他撰文建议普通中学应该开设混合地理科目， 应 “以自然与人文之关心为中心， 否则无灵魂”⑨对于地理学的学科界定与发展趋势，竺可桢亦有独到见识 他看重欧美地学家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的主张，认为“易于联络贯通， 而地学乃能得美满之发达” ，并举美国克拉克大学所设置的地理研究院，自然地理与人生地理熔于一炉，“无此疆彼界之分，实开地学界发展之一新纪元”⑩竺可桢的地学一元观 (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 与民族主义相结合， 构成了其思想世界中的 “史地合一” 观念地理学寓于史学” 当属中国传统史观从《汉书》创设地理志开始，中国地理学渐趋发展，后衍生为方志之学，内容繁杂，不过直至清代，地理学依附于史学这一格局并未改变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国势日衰，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地区虎视眈眈，边疆史地学就此兴盛。
不过，边疆史地学之所以引发学者广泛而持久的关注，在于边疆地理学已非仅指地理学本身，其内容包含民族问题、历史问题、文化问题以及政治交通等诸多问题，百年以来不仅“中国学者极端重视之” ， “世界各国如俄日英法等学者， 亦都重视之”，不仅地理学家， 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亦重视之11) 究其根源， 正是因为此时的中国正被一步步逼入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系统这个世界系统从15 世纪开始萌芽， 17、18世纪茁壮成长，到 19、20 世纪发展至顶峰在资金、市场、殖民扩张三者交叉作用之下， 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体系， 从欧洲扩展至全世界 (12)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面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强国挑衅，中国屡战屡败 竺可桢与刘伯明、 柳诒徵等南高同侪敏锐地观察到，他们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积贫积弱的危险性，令时间与空间超越了其本身的意涵对他们而言，时间特指20 世纪，西方列强主宰着由民族国家建构的世界体系；空间则指不断遭遇挑战与侵犯的中国领土边界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中国的政治体制与领土主权所面临的危机日益加剧时，能够准确涵盖时空合一观念的复合名词“史地”与“历史地理”便获得广泛传播。
13) “史地”概念强调，在理解人类世界的复杂性时， 既要考虑时间性， 又要考虑空间性 时空合一观念与民族主义的结合， 颇受南高学人的欢迎， 他们主张科学与人文并行不悖，反映在教育领域，就是史地合一的教育观，竺可桢、柳诒徵、刘伯明等人秉持这一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由此促生了南高史地学派，张其昀就是这一学派的中坚分子14) 张其昀 (1901-1985) ，浙江宁波人 1919年，张其昀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其晚年自述中，言及南高的刘伯明与柳诒徵对自己影响最大，被张视为恩师刘伯明时任南高训育主任及文史部主任，他对于新文化运动所持的批评态度及民族主义立场， 给青年时代的张其昀留下深刻印象15) 身为史学家的柳诒徵则指示学生应多读地理，研习科学，并以追从二顾之学( 顾炎武、顾祖禹 )相勖勉柳诒徵教授的方志学、图谱学与史料学令张其昀受益终身1921年，南高扩充为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分别改为中文、外文、历史和地理四个系，竺可桢任地理系主任，张其昀选择地理学为主修课程，师从竺可桢学习毕业后，他“努力于地理教科书的编撰， 翻译世界地学名著， 以及作地理考察等， 受其老师竺教授的影响也深” (16) 毋庸置疑，三位大师的学术主张与教学方法对于张其昀日后史地兼修的治学路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高—东大时期他从事的学术活动则为其史地合一观念奠定了学理基础。
1919年 10 月，张其昀入南高读书之时，其所处的史地部与其他科系联合组成史地研究会；两年之后，“史地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史地学报》创刊，基本成员为南高文史地科学生，教授则担任指导员柳诒徵、徐则陵和竺可桢三人就曾担任史地学会的指导老师张其昀作为史地研究会的创始会员，对学会及《史地学报》所起的影响均不可低估就致力于史学、关心时事，穿梭于古今中西之间的几个范畴而言， 张其昀可说正代表了史地研究会的基本精神，甚至可以说是史地学报派的一个缩影 (17) 这一时期张对西方历史地理学发生浓厚兴趣， 曾对近代欧洲地理学做了分门别类的简介，并将法国著名学者白吕纳 (Jean Brunhes，1869-1930) 与克米尔合著的《历史地理学》一书主要内容译成中文18) 这是中国学界首次将西方近代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名称及其主要内容介绍到中国，在日后的史地研究与办学上张其昀都深受白吕纳思想的影响19) 张其昀早年在南高受到的史地合一的教育，对他后来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浙大史地系的创建，正是这种影响力在实践层面的体现竺可桢与张其昀学理思想的一致，加之深厚的师生情谊，为他们聚首浙大、联合创建史地学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竺可桢接下来执掌浙江大学更为实现他们共同的教育理念提供了契机1936年 3 月，竺可桢同意执掌浙大后，即开始着手为未来的史地学系网罗人才，谋划学科建设3 月 10日，竺可桢致函张其昀：“晓峰同学足下：前星期六得晤谈甚快,, 桢如赴浙，第一问题即在罗致人才，深望足下于下年度能赴杭讲学，如不能久，一年半载亦行20) 竺在这天的日记中亦言：“为浙大事复晓峰及叔谅函， 告以已与布雷接洽， 允赴浙大半年，在此半年期内物色继任人物， 并邀晓峰赴浙讲学浙大无地理教授与无历史教授，故对于史地非增人不可21) 竺可桢正式接手浙大后，更是倍感师资之重要5 月 2 日，竺可桢又特意致函张其昀：“桢初抵浙校百端待举、头绪纷繁，下学年聘请教员事尚未能详加探讨， 迪生先生处已托由刚复先生在沪电邀，史地方面深望足下与赞虞均能惠盼肯来22) 竺可桢一方面积极地敦促张其昀等人来浙大助力，另一方面他也加紧敦促校方通过设立史地系的提案5 月 9 日下午四时，浙大召开第一届校务会议，竺可桢在会上提出四点办学方针，首要一点即为：“本大学过去由专校合并而成，今后当顾名思义，各方平均发展，使学生既得基本训练， 又能各具专长，俾成全才。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会上通过文理学院增设中国文学系案、增设史地学系案、各院一年级不分系案等三项议案23) 其中，增设史地学系案更是未经讨论就获通过 (24) 随后，竺可桢再次致信张其昀通告此消息尽管此时的张其昀已有出国进修的打算，然于情于理，他都不得不重新思量竺可桢的邀请5 月 17日，张其昀致函陈训慈云： “竺师前日有一手谕，知浙大已通过成立国文、史地二系，史地系嘱赞兄与弟任之弟本思自费赴英读书一年，现遵师嘱，延期至明秋25) 张其昀放弃出国留学的计划，追随竺可桢加入浙江大学，随之成为史地学系创建和发展的重要推手张其昀等一批南高—东大学生的加盟，为史地学系的成立创造了良好的师资力量，也为教育部的核准打下了基础5 月 27 日，竺可桢前往教育部会晤部长王世杰，谈及浙大经费及设立史地、 国文二系事 王世杰主张史地系最好能改为历史或地理，免得以后再改，竺可桢则坚持认为“二者得并存”(26) 据 1933年编纂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当时中山大学史学系属文学院，地理学系属理工学院； 四川大学史学系属文学院， 无地理学系； 北京大学史学系属文学院，地质学系属理学院27) 与浙大史地学系颇具渊源的中央大学，变化更剧。
1928年 8 月，原属社会科学院的史地学系改名史学系，并入文学院，其地理学程则并入理学院之地学系， 不久地学系又分为地理学系与地质学系28) 实际上，自 1925 年柳诒徵因易长风潮离开东大后，柳氏弟子中除了陈训慈在中央大学短暂任教外， 只有缪凤林一人长期在中大任教此后，中大史学系教授大都是不具本校背景的新人 30年代，雷海宗、朱希祖先后担任中大史学系主任，尤其是在朱主政时期，他主张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并在中央大学得以贯彻29) 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