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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浪儿童的街头生活及其“受害”基于民族志调查的发现程福财2012-8-31 14:28:56 来源：青年研究( 京)2006 年 9 期第 19 页【作者简介】程福财，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邮编200020）【内容提要】本文探析了上海流浪儿童日常生活中的受害问题发生的动态机理。本研究发现， 针对流浪儿童的迫害问题的频繁发生，不单只是加害者的非法行为所导致； 流浪儿童在经济上对非正式的地下经济、甚至非法经济活动的依赖，在日常消费过程中与有犯罪动机的侵犯者的高度重合，以及有足够能力的保护者的缺席等因素的同时存在，增强了流浪儿童街头受害的可能性。一、导言在中国，有关流浪儿童被公众虐待的报道尚未
2、出现，不过有研究表明流浪儿童常常被一些黑社会成员、流浪成人、其他流浪儿童所控制、虐待；也有流浪儿童声称自己曾被保安与警察殴打（向荣，2002）。然而，国内关于流浪儿童的研究，总体上，更多地聚焦在流浪儿童的犯罪现象上。有大量的研究探讨了包括流浪儿童在内的边缘青少年的犯罪问题，对于他们在街头的受害问题却少有系统的研究。人们习惯于将流浪儿童看作是危险的、仇视社会的、 可恶的“麻烦制造者”（陈晨，2004；席小华， 2004），而较少注意并研究他们受害的一面。现存的一些关注流浪儿童在街头受害问题的研究，又多属于对他们受害情况的描述 （如向荣，2002；张齐安、杨海宇， 2002），而缺少对群体受害过程
3、发生的动态机理的分析。为什么流浪儿童特别频繁地遭受到外来迫害？针对流浪儿童的迫害问题发生的动力机制怎样？对于这个问题，迄今仍没有系统的研究。 本研究的主旨， 是试图探讨、分析流浪儿童在流浪生活中的受害问题发生的动态过程。具体地说，我们将主要考察下列问题： 为什么流浪儿童更经常地成为适合的迫害目标？他们是如何成为加害者的猎物？在流浪生活中，流浪儿童能够获得哪些监护？流浪儿童是怎样应对外来迫害的？二、研究方法（一）资料收集本研究是笔者对有关上海流浪儿童进行的一项大型研究的一部分。采纳Young James & Prout,1997 ）。不过，本研究发现，在面临来自外部世界的迫害的时候，流浪儿童的能
4、动性仍是比较有限。 由于他们生活世界的机会结构的限制，他们并无法找到应对这些暴力威胁、 加害的有效办法， 进而促进自身的正面、 积极发展。相反，在外来侵犯面前，他们大多只能被动、消极适应。调查发现，上海站地区流浪儿童应对外来迫害的办法通常有以下几种：一是寻找黑社会的帮助。黑社会成员，对于这些小孩来说，具有双刃性。一方面，流浪儿童畏惧被他们抓、 打、逼；另一方面，一旦跟了特定的老大， 也就有人“罩”， 老大一般都会承诺为他们提供保护。只是，承诺归承诺，行动归行动，地下社会有地下社会的游戏规则。老大在考虑出手帮助被人迫害的流浪儿童的时候，也会理性地权衡自己的利弊得失。 这就是小贵在讨论如何营救被大
5、东北抓的花生米的时候说到的，找东北、找强哥、找钱哥都没有用的原因所在。此外，小孩自身也并非总是愿意从黑社会老大那里寻找帮助。每一次受助的过程， 都意味着小孩对施助者的依赖的加深， 意味着施助者对小孩控制的加强。这对于习惯了自由的流浪儿童而言， 同样是难以接受的。 所以，当老新疆不断地威胁花生米去偷窃的时候，花生米依然不想找强哥来帮忙，原因在于“要是找强哥的话，就意味着要顺从强哥，那两天就要交一个手机，还是不好混”。二是逃跑，尽可能远离暴力源。当花生米不停地要揍张强的时候，张强采取的策略是不再到花生米常常光顾的南广场、 白玉兰广场上去玩， 而只是在梅园路、 火车站联合售票大厅等火车站地区的外围活
6、动； 当老新疆不停地威胁花生米的时候，花生米的应对是 “打不起，还躲不起吗”的逻辑，她曾一度独自逃跑到南京路步行街去混；当许亮受到小李的暴力虐待与威胁的时候， 他干脆远离上海， 跟一个流浪汉爬火车去了遥远的四川流浪。 三是寻找朋友、 同辈的帮助。 如果威胁他们的是一般的流浪儿或者在外流浪的大人， 而不是具有黑社会背景的人， 他们通常都能够从朋友那里得到帮助；然而，当他们面临黑社会的暴力威胁的时候，如上文讨论的，这个策略通常都没有效果。 四是屈从。 尽管流浪儿童不愿意忍受被人控制、为他人干活并承担风险，有时候，面对黑社会的胁迫，这些小孩选择了屈从。他们无法抗衡黑社会的这种威胁，如同安徽解释的：“
7、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不去，就要打你！”总体上，流浪儿童自身应对外部威胁的策略概属消极、被动。而这种被动应对，让有动机的侵犯者（如黑社会成员）更加毫无顾虑，进而增强了流浪儿童作为“适合的标的”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流浪儿童面临外来加害时候的消极应对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针对他们的迫害行为。四、结论与讨论流浪儿童是一个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群。这种排斥不仅体现在他们无法以制度化的方式获得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也表现在他们的人身安全保障的缺乏（ De Venanzi, 2003）。在陌生的充满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城市街头，上海火车站地区的流浪儿童常常要遭受他人的迫害；而蕴含着流浪儿童遭受暴力威胁与
8、迫害的可能性的，正是他们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及其可能获得的社会支持的贫乏。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充分支持、印证了Cohen等人提出的日常活动理论。在 Cohen等看来，犯罪行为的发生通常需要三个基本要素有动机的侵犯者（Motivated offender）、适合的标的（ Suitable target）和有能力的保护者不在场（ Absence of capable guardianship）在特定时空中的统一、汇合（Cohen,& Felson, 1979）。正是有动机的侵犯者、适合的标的与有能力的保护者的缺席等三要素同时在流浪儿童生活世界的出现，导致了针对流浪儿童的迫害行为频繁发生。流浪儿童的独
9、特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得不与有动机的侵犯者常常遭遇、共处的现实，进而增强了他们作为“适合的标的”的属性，增加了他们被害的风险。 在城市街头，流浪儿童被排斥在正式的经济体系之外。然而，当前，并没有专门面向流浪儿童的社会服务存在于上海的街头。在上海，政府应对流浪儿童问题的制度性的办法就是设立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但是，这个中心坐落在比较偏远的位置，而且没有开展外展（Outreaching ）服务， 大多数流浪儿童都不知道如何前往接受救助。因此，无论面临怎样的境遇，无论是寒冷、饥饿还是孤独，流浪儿童都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去应对。这就迫使流浪儿童进入到非正式的地下经济体系之中， 迫使他们的日常生活边缘化
10、， 由此使得他们滑入到充满风险的地下社会之中。如本研究发现的，在上海站周边的流浪儿童的衣、食、住大多是在破落危险的北广场进行，而那里正是有动机的侵犯者云集的地方。这是流浪儿童遭受外来迫害的风险相对较大的第一个制度性要素。Cohen等所谓的有能力的保护者在流浪儿童生活世界的缺席，是导致流浪儿童受害的另一个制度性因素。在离开了父母、 家庭之后， 国家本来应该扮演起自己作为儿童成长的终极监护人（Ultimate guardianship）的角色，保护好流浪儿童。但是，本研究发现，在上海火车站地区，国家执法部门却没有长期有效地去保护流浪儿童，甚至根本不采取积极对策去保护这些无人监护的流浪儿童。另一方面
11、，流浪儿童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即使有热心的朋友，却因为诸种原因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保护流浪儿免受暴力威胁。这就为针对流浪儿童的加害行为提供了制度性空间，在客观上增加了流浪儿童受害的可能性。造成 Cohen所谓的犯罪三要素在流浪儿童生活世界的高度重合，确实与流浪儿童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 流浪儿童自身也确实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街头的暴力威胁。但是，并不能由此认为使得流浪儿童常常受害的原因在于流浪儿童自身能动性的欠缺。 当我置身在流浪儿童的日常生活、和他们一起面临黑社会成员的威胁的时候， 我常常非常深切地感受到结构性制约的不可抗拒性。换作是一个成年的我，倘若不得不每天24 小时地流浪街头又得不到政府执
12、法部门的有效保护，面临黑社会的威胁的时候， 除了像那些年幼的流浪儿童那样选择逃跑或者消极承受的办法，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道路可走呢？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将流浪儿童的受害问题的发生简单归结为有动机的侵犯者增加的缘故。上海火车站地区工作、生活的人们来自社会各阶层，但是，流浪儿童遭受的外来迫害却特别频繁。要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也许应该从国家作用的发挥这个层面开始进行探讨。无论是造就流浪儿童作为 “适合的标的” 的属性的生活方式，还是街头有能力的保护者的缺席，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因为 “国家缺席”（ Absence of the State ）所造成的。正是因为流浪儿童在街头得不到及时必要的社会救助、 社会服
13、务，他们才不得不在生产性与消费性实践的过程中都依附于那些缺少良好安保措施的场域；正是因为国家未能充分扮演起这些失去自然监护人的孩童的终极监护人的角色的原因，才使得流浪儿童在街头遭遇有动机的侵犯者的时候，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注释： 为了保护流浪儿童的隐私，本文涉及的人名无论是流浪儿童、黑社会成员或流浪成人的姓名都是笔者编造的匿名。 “老板”、“大哥”都是流浪儿童对黑社会老大的称呼。 太阳山路是上海火车站北广场附近的一条道路名，位居北广场棚户区的核心地段。 “老 B老样”是上海站地区流浪儿童常用来骂人的贬义词汇，其含义大概为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是、傲慢、目中无人。 王哥是这些流浪儿童常常光顾的一
14、家小饭店的老板。当时，安徽与斑点将花生米绑起来的地方就在这家饭店前面的马路旁。 “有个鸟用” 系本研究接触到的流浪儿童的日常粗俗用语之一，大意为“根本就没有用”。 “罩”是上海火车站地区流浪儿童常用的另一个术语，专指他人（尤其是地下社会人士）提供的法律之外的保护伞、保护。【参考文献】1 陈晨： 流浪儿童救助工作的重中之重心理矫治，载社会福利2004年第 5 期。2 江跃中：让“上海脸面”两边都靓丽闸北区用大手笔为铁路上海站北广场“整容”，载新民晚报2005年 1 月 22日。3 马美菱：跪拜求施升级为拦路索讨，少年肢残原本是造型伪装，街头乞讨不管不行，载文汇报2003年 11 月 15日。4
15、上海市统计局编： 上海统计年鉴 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年。5 吴立德：上海街头乞讨人员增多，救助管理亟需形成合力，载城市导报 2003年 12 月 13 日。6 席小华：犯罪流浪儿童的司法保护，载当代青年研究2004年第 6 期。7 向荣：流浪儿童研究，载张和清等主编弱势群体的声音与社会工作的介入，中国财政出版社，2002年。8 严海波等：关注中国城市流浪儿童徐州市流浪儿童状况调查，载青年研究 2005年第 2 期。9 张齐安、杨海宇：中国流浪儿童状况和救助对策，载社会福利2002年第 9 期。10 Anderson, S., & Hou, W.(2000). Children
16、in need of special protection: end of cycle report. Retrieved October7, 2004, from http:/www.unicef. org/evaldatabase/CHN2000009part 1.pdf 11 Aptekar, L., & Abebe, B.(1997). Conflict in the neighborhood: Street and working children in the public place. Childhood, 4(4), 477490. 12 Bemak, F.(1996). A new paradigm redefining future research with street children. Childhood, 3, 147156. 13 Cohen, L.E.,& Fe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