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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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漢文學史上的 1764 年 漢文學史上的 1764 年 （摘要） 張伯偉 一、引言一、引言 本文所說的“漢文學史” ，指的是以漢字撰寫文學的歷史，也就是歷史上漢 文化圈地區的文學史，除了中國，其範圍還包括當時的朝鮮、日本、琉球、越南 等國家和地區。突破國家和地區的限制，以更為廣闊的眼光來審視漢文化的發展 和變遷， 是近年來學術界不斷呼籲的課題。 這將在我們面前拓開一個全新的視野， 是毋庸置疑的。本文卽試圖以漢文學整體為背景，討論其在不同地區勢力消長過 程中的一個轉捩點。 漢文化圈範圍內的文學交流，可謂由來已久。在週邊國家之間，雖有語言障 礙，卻不妨詩文酬答。麗末鮮初的權近（13521409）在

2、送日本釋大有還國 中云： “情懷每向詩篇寫，言語須憑象譯通。 ”江戶時代石川貞呈朝鮮國副使書 記元玄川云： “不愁相值方言異，清興熟時揮彩毫。 ”卽指出漢詩對於各自語言 的超越。正如中村榮孝指出： “在外交場合以漢詩唱酬筆談，乃中國文化圈的同 文諸國間習慣化的國際禮儀。 ” 朝鮮王朝建立以後，以“事大交鄰”為基本國策，其原則是事大以精誠，交 鄰以信義，所以向明、清王朝派遣朝天使或燕行使，而向日本派遣通信使。所謂 “通信” ，一指傳通音信，一指敦睦信義。 “通信使”原是朝鮮王朝派往日本使臣 的稱呼之一，前後多有變化。自仁祖十三年（1635）以後恢復此稱，遂成定名。 在德川幕府時代，朝鮮從宣祖四十

3、年（1607）到純祖十一年（1811） ，先後向日 本派遣了十二次外交使團，學術界也往往統稱為“通信使” 。 朝鮮通信使團是一個龐大的組成，人數一般在四百多。主要人員有正使、 副使、從事官（原名書狀官，以上總稱三使） 、製述官（原名讀祝官） 、書記、 寫字官、畫員、醫員以及軍官、譯官等。而負責文字應酬的主要是製述官和 書記（共三名） 。因此朝鮮方面每次都會派出富有倚馬之才的文士擔當此任， 而日本方面也會派出一些文學之士來接應，在彼此唱和之間，展示本國的漢 文化水平，同時也在較量高低。所以，雖然出席的人數或有多少，卻足以充 當國家的代表。從某種意義上說，唱和雙方內心對彼此文學的評價，也就在 相當

4、程度上代表了對兩國文學水平的評價，其變化也就透露出文學風氣的轉 移和創作水平的昇降。 本文所要討論的，就是通過甲申 1764 年（清乾隆二十九年，朝鮮英祖四 十年，日本寶曆十四年、明和元年）朝鮮通信使在日本的唱和筆談活動，考 察其在漢文學史上的意義。從漢文學史的發展來看，這一年的唱和筆談具有 歷史性的轉折，似為前賢所忽略，有待發覆闡微。 1二、甲申行唱酬筆談之特徵二、甲申行唱酬筆談之特徵 此行朝鮮通信使以趙曮（17191777，號濟谷）為正使，李仁培（號吉庵） 為副使，金相翊（號弦庵）為從事官。掌管文事的有製述官南玉（號秋月） ，書 記成大中（17321812，號龍淵） 、元重舉（171917

5、90，號玄川） 、金仁謙（1707 1772，號退石） 。從唱和筆談來看，此行之特點首先在於參與的人數和唱酬筆 談的數量都頗為驚人，因此遺留下的文獻也很多。 元重舉書那波孝卿東游卷後云： “筑之東，武之西，三四月之間，揖讓 一千餘人，酬唱二千餘篇。 ”壹岐島在筑前之東，江戶在武藏之西，這概括了朝 鮮通信使在日路途。而趙曮海槎日記筵話載此行歸國後向國王英祖覆命時 的對話云： 上曰： “南玉得名云矣，何者多作乎？”對曰： “四人所作之數略同矣。 ” 上曰： “南玉作幾篇乎？”玉對曰： “作千餘首矣。 ”上曰： “壯矣。汝得彼 人詩來乎？”對曰： “彼人先作，然後和之。故彼作果為持來矣。 ”趙曮曰：

6、 “彼人之詩大抵無圓成之篇，無足可觀也。 ”上曰： “成大中何如？” 對曰： “非常矣。元重舉、金仁謙亦作千餘首矣。”上曰： “南玉比洪 世泰、 申維翰何如？” 對曰： “詩與文皆有所長， 而倉促所作， 皆能善成矣。 ” 上曰： “彼以謂朝鮮人文武才皆難以云乎哉？”對曰： “然矣。 ” 按照這樣推算，製述官加上三書記，在日所作唱酬詩總數約在四千餘首。 通信使此行一路唱和，不僅人員和作品數量眾多，而且也結識了一批日本的 英髦之士，南玉、成大中、元重舉等人對之皆印象深刻。瀧長愷長門癸甲問槎 記錄與南玉的問答云： 鶴臺：諸君東行浪華、江都及其它處處，藻客髦士抱藝求見者定多矣， 才學風流可與語者有幾人

7、乎？ 秋月：江戶諸彦中，井太室、木蓬萊，僕輩尤所惓惓者。浪華木 弘恭之風流，合離之才華，平安那波師曾之博學，釋竺常之雅義，尾張州源正卿之偉才，岡田宜生之詞律，二子之師源雲之豐望，皆僕輩所與傾倒。而那波與之同往江都，情好尤密。足下若與從容，當知僕輩此言非阿好之 比，幸為致意。 大典禪師萍遇錄卷下錄成大中復蕉中禪師云： 僕入貴境以來，接韻士文儒多矣，而於筑州得龜井魯，於長門州得瀧 彌八，於備前州得井潛，於攝津州得木弘恭、福尚脩、合離，於平安城得 那波師曾，於尾張得源雲、岡田宜生、源正卿，於江戶得澀井平、木貞貫， 而最後得蕉中師。 元重舉和國志地卷“詩文之人”條云： 以今行所見詩文言之，在江戶則柴邦

8、彦文氣頗健，而但其為人清淺諞僻；其次岡明倫也。在名護屋則岡田宜生、源正卿年少夙成，俱受業於源雲；雲溫厚，有老成之風。西京則岡白駒、播摩清絢、芥煥，號為“西京 三傑” ，而實不知（案：疑為“如” ）其名。大坂則永富鳳似優，而合離次 之；木弘恭以詩畫標致，開蒹葭堂，以交四方游學之人，而但地太微、名 太盛，恐不能自容也。備前州則井潛、近藤篤，俱以江戶游學，辟為記室。 潛贍敏，篤沉靜。長門州則龍長凱、草安世，而凱頗老成，且有人譽；安2世稍清秀。筑前州龜井魯，年少有逸才，亦聲名太早，恐不能見容也。 余於唱酬之席，如得可語之人，則輒曰： “天道自北而南久矣，觀貴國人聰 明秀敏，此誠文化可興之日。 ” 以上

9、舉到的人物， 從地域來講， 他們從東到西， 分佈在今日的自福岡到東京之間； 從年齡來看，多數人在三四十歲，都是當時在儒學和文學上頗有造詣者，多有著 述傳世。 朝鮮通信使對日本文人予以如此大規模的好評，可謂空前。這成為此行唱酬 筆談中最突出的特徵。卽便如正使趙曮對日本的學術和文學頗有苛評，但也還是 有這樣的基本認定： 蓋聞長崎島通船之後，中國文籍多有流入者，其中有志者漸趨文翰，比戊辰酬唱頗勝云。 戊辰為英祖二十四年（1748） ，卽十六年前。值得注意的是，這裏明確將此行酬 唱與上一次作比較，從而得出“頗勝”的結論。我們有理由相信，此行通信使對 日本詩文的評價，旣是一種直接的印象，也是在與以往的對

10、比中得出的。 早期朝鮮的日本行紀對於其文學皆不著一字，直到宣祖二十三年（1590）副使金 誠一（15381593）的海槎錄卷二贈寫字官李海龍並序中，提及寫字官 李海龍同行，到日本後大受追捧， “求者雲集，館門如市” 。金誠一感嘆道： “當 初海龍之行也，國人皆以家鷄視之，豈料其見貴異邦至於此耶？”這流露出的 當然也是在文化上對日本的藐視。 自光海君九年 （1617） 正使吳允謙的 東槎錄 開始，出現了朝鮮使臣與日本僧人的詩文酬唱紀錄。但朝鮮方面往往流露出不屑 之意，有時甚至對日本首唱拒不應和。在朝鮮通信使臣日記以及各種唱和筆談文 獻中，需要釐清官樣文、應酬語和由衷言的區別。比如仁祖十四年（16

11、36）吏文 學官權侙（菊軒）與日本詩仙堂主石川丈山（15831672）的筆談，評石川的詩 “意圓而語新，法古而格清” ，許以“貴邦詩家之正宗” ，時而說其詩“眞與大曆 諸家互為頡頏” ，時而又推為“日東之李杜” ，顯然屬於隨口敷衍的恭維之詞。申 維翰於肅宗四十五年（1719）以製述官身份赴日，雖然也遇二三可其心之人，但 對日本文學的總體評價仍然不高，所謂“使之為歌行律語，則平仄多乖，趣味全 喪，為我國三尺童子所聞而笑者” ； “人人自謂欲學唐音，而無一句畫虎於古人” ； “與余對坐酬唱者，率多粗疎遁塞，語無倫序” ；等等。卽使考慮到申氏的恃才 傲物，有時不免有過激之言，但當時日本的詩文在整體上

12、還不能入其眼，恐怕也 是事實。值得注意的是以下的觀察： 其人率多聰敏明辨，與之為筆談短簡，則倉卒應對，或有奇言美談。 國中書籍，自我國而往者以百數，自南京海賈而來者以千數。古今異書、百家文集刊行於闤闠者，視我國不啻十倍。 國中文才，多在童稚。大坂之水足童子，年十四；北山童子，年十五。倭京之明石景鳳，年十八。江都之河口皞，年十七。無論所讀述已 富，皆貌如玉雪，視瞻端正，言動安詳，似禮法中人。 可見，甲申年朝鮮通信使對日本詩文現狀的評論，實為一重大轉折。卽由此前的 基本否定轉變為基本肯定，由此前對個別人的欣賞轉變為對群體的稱讚，由對自 身文明程度的驕傲轉變為對自身的反省。當然，從歷時性的角度看，這

13、一重大轉 折的發生也是其來有漸的。 概括地說，在甲申 1764 年以前，日本對朝鮮的詩文書畫，皆以一種仰慕3的態度追捧之惟恐不及。這種狀況是舉國皆然，不分貴賤，亦無區域差別，已 成為一種“風俗” 。他們視朝鮮為“小華” ，是先進文明的代表，這在稱呼上也有 所反映。朝鮮人語及日本，往往呼“倭”稱“蠻” ，而日本人卻以“唐人”尊之。 申維翰曾記錄他與雨森東（芳洲）的問答云： 余又問：“貴國人呼我曰 唐人 ， 題我人筆帖曰 唐人筆蹟 ， 亦何意？” 東曰： “國令則使稱客人，或稱朝鮮人。而日本大小民俗，自古謂貴國文物 與中華同，故指以唐人，是慕之也。 ” 到了甲申年，固然仍有延續以往的情形在，而其變

14、化之處則是驚心動魄的。撰於 甲申春三月的山根清長門癸甲問槎序云： 余及覯韓使四修聘也，閱其所唱酬者，辛卯幕中李東郭超乘矣，爾後 此行南秋月、成龍淵亦為巨擘焉。然而皆操其土風，蘇、黄末派之雄耳。 如夫筆語者，應酬敏捷，頗似得縱橫自由者也。是其生平之所業，習慣如 天性，而唯是應務而已，何有文章之可觀。蓋韓土取士之法，一因明制，廷試專用濂、閩之經義，主張性理，以遺禮樂。故文唯主達意，而修辭之 道廢矣，宜乎弗能知古文辭之妙，而列作者之林也。此邦昌明敦龐之化，有若物夫子勃興，唱復古之業，五六十年來，多士炳蔚，文者修秦、漢已 上，詩亦不下開、天。吾藩之設校也，先得其教者也。觀辛卯以來唱酬集 梓行於世可見矣

15、，矧乎此行以鶴臺氏之業蒞焉。與彼曷爭晉、楚之盟，吾小兒輩亦從行，如執旗鼓而周旋，則報淝水之捷，亦何難焉。雖然，韓使 修聘，固大賓也，唯恐違國家柔遠人之意也，以故柔其色，孫其言， 而不相抗，從容乎揖讓於一堂上，固君子無所爭，亦可以見昌明敦龐之代 而已矣。 對朝鮮詩文的如此評論，亦可謂得未曾有。山根清曾四次遇見朝鮮通信使，親眼 目睹、親身經歷了這五六十年來的變化，從而得出了一番全新的見解。這樣的評 論， 一改以往之仰慕步趨， 完全是足以分庭抗禮甚至有些居高臨下的語氣和姿態。 然而這並不是孤立的現象。甲申夏五月奧田元繼跋其所輯兩好餘話云： 余詳察朝鮮人作為文章，固不為韓、柳、歐、蘇，又不為李、王，實 有方土俗習。而一守其師承，不復少變矣。固陋之甚，閱古今筆話可知也。今兹甲申聘使同行四百八十有餘人，其中筆翰如流，語言立成，間有奇妙 可評者，唯秋月一學士而已，龍淵猶可謂具品也。其他則元、金二書記， 良醫（案：指李佐國慕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