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五大意味着高审计质量吗

《国际五大意味着高审计质量吗》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国际五大意味着高审计质量吗（24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 国际五大意味着高审计质量吗？ 国际五大意味着高审计质量吗？ 来自我国A股市场的初步证据 来自我国A股市场的初步证据1 1刘峰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广州，中国 周福源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博士生，广州，中国 电话： （020）84114177 Email： 2005 年 1 月 JEL 分类码: M41, G14 关键词： 关键词： 国际五大、法律风险、审计质量、可操控应计 数据说明: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所有数据均可从文中说明的公共数据资源中取得。 1 本文是刘峰所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102009)的最终成果之一，论文不代表基金会的观点。我们感谢香港城市大学苏锡嘉教授

2、、中山大学王克明博士的评论和帮助。当然，文中一切错误由作者承担。 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 一般认为， 五大拥有专业能力、 资源及动力以限制利润的机会主义报告并提高利润的可靠性。之前也有大量的文献提供五大具有更高审计质量的证据。我们的分析表明，在引入法律风险因素后，审计师的职业质量与审计风险之间的关联度非常强。基于这一推论，我们认为，需要重新检视国际五大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审计质量，因为，他们在中国审计市场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近乎于零。我们借用 Krishnan(2003)的研究设计，对 1999-2001 年我国资本市场上国际五大和其他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进行检测。 本文的发现表明， 相对于非国际五大的客户

3、，国际五大的客户并没有报告更少的可操控应计，并且，其可操控应计与企业未来的利润率之间也并没有更强的联系。 一、问题的提出 一、问题的提出 2001 年 1 月 12 日，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境外会计师事务所执行金融类上市公司审计业务临时许可证管理办法 ，要求银行证券保险行业上市公司应同时聘请中外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分别提供会计报表审计服务，并于 5 月 23 日正式向安达信、德勤、安永、毕马威和普华永道（以下简称五大2）发放了为期一年的临时许可证。受该“办法”的影响，当时即将上市的民生银行，立即将审计师更换为国际五大；2001 年 12 月 30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4、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6 号A股公司实行补充审计的暂行规定 （以下简称“16 号文”或“补充审计” ）的通知。通知称：A股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或上市后在证券市场再筹资时， 应聘请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按国际会计准则进行补充审计。 由于美国市场安然事件爆发， 牵扯出安达信销毁客户档案， 该暂行规定最终 “无疾而终”34。 在审计领域，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是：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审计的质量。 由于美国的审计市场高度集中， 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讨论转换为五大与非五大在审计质量上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这一领域的研究存在多种角度，其中，居主流的应当是DeAngelo 于 198

5、1 年发表的两篇论文所确立的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理论模型；同时， “深口袋”理论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五大能够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一个相关的解释认为五大对自身品牌和声誉的重视，使得五大的质量能够有所保障，或者说，五大在全球能够维持同一质量水准。 无论采用何种理论视角， 只要五大的审计质量系统地高于非五大， 我国证券监管机构强制性监管可以说是有依据的。 如果五大在中国审计市场上并不能维持其与美国资本市场同等的审计质量 （这里我们假定五大在美国资本市场上确实是高质量的） ，或者说，五大在中国审计市场的审计质量并不系统地高于国内事务所，那么，这种强制性监管措施在没有总体上提高我国资本市场

6、财务报告质量的同时， 还增加了上市公司的总体成本5，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正常发展，其经济后果不可谓不严重。 中国资本市场上近年来所发生的一些个案也涉及到国际五大，如锦州港（600190）的审计师为毕马威、济南轻骑（600698）的审计师为安达信等。这些事件提醒我们：国际五大是否会在中国系统地降低审计质量？或者， 国际五大在中国市场上所表现出来的审计质量是否并不比国内所要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强制性地将审计市场向国际五大倾斜，无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还是对审计行业的发展，其影响都是负面的。 2 五大只是一种简称。由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不断，从早期的“八大”到后来的“六大”

7、，再到这里的“五大”，安达信倒闭之后只剩下“四大”，为行文方便，下面对大会计师事务所统称“五大”，包括 20 世纪 70 年代“八大”时期，也是如此。 3 实际上，中国证监会后来将补充审计的资格认证扩大到部分国内所，需要补充审计的对象也有所变更。 4 据媒体报道，2004 年 1 月，深圳市副市长张思平也曾经公开表示， “深圳基础性产业一律请四大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 ”。 尽管后来深圳市国资委出面澄清，但这实际上也对国内事务所的公平竞争设置了障碍。 （郭 宏超等， “ 四大垄断中国会计行业？” ，经济观察报，2004 年 11 月 1 日） 。 5 按照我们的观察，国际五大在中国市场上的审计收

8、费采取了差别战略：对那些只能由国际五大执行的业务（如在纽约、香港上市的超大规模公司）征收高额审计费；对那些在国内市场的竞争性业务则收取竞争 性费用。如果这种观察成立，那么，可以预见的是：一旦证监会强制要求某些业务一定要由五大来执行， 其收费水准必然会大幅度上升。当然，这只是笔者的观察和推测，实际是否成立，仍有待验证。 以下各节的安排是：第二节基于我国制度环境的讨论，分析国际五大在我国市场上的审计质量；第三节说明研究设计并提出研究假设；第四、五节分别是样本选择和研究结果；最后是简短的讨论。 二、规模、法律风险与审计质量：讨论与争论二、规模、法律风险与审计质量：讨论与争论 审计质量被区分为专业胜任

9、能力和独立性的联合概率(Watts and Zimmerman, 1981)。因为各种专业资格要求和准入的门槛限制， 人们通常倾向于认为： 会计师事务所无论规模大小，都具备了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指对客户规模而言） ，因而，能够决定审计质量高低的，主要就是独立性， 即： 发现了客户存在违约行为后， 如实报告的可能性。 有关审计质量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对审计师独立性的研究，亦即：审计师的独立性越高，审计质量相应越高；反之则审计质量越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国会展开针对八大是否形成市场垄断的调查，八大是否形成垄断、八大对市场的控制力是否有利于消费者，成为当时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相

10、关文献也形成多种观点。从事后学术检验来看，DeAnglo （1981）的文章确立了一个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正相关的合理的理论框架。按照 DeAnglo 的分析，客户资源相当于是事务所的一种“准租” ；规模大的事务所，其准租也就相应越高；这时，一方面，事务所因为如实报告所面临的违约客户可能流失的损失，相对于其较大规模的客户资源来说，比重较小；另一方面， 如果事务所迁就某一个违约客户， 一旦被市场发现， 就可能面临着丢失其余客户的风险。DeAnglo 据此认为，事务所规模越大，其独立性相对就越高，审计质量相应也就越高。 从事后来看，这样一个简单且令人信服的推理，需要有三个支撑条件： 第一，事务所无

11、论规模大小，都是一个“浑然一体”的整体，没有随着规模而增长的代理问题等负面因素。也就是说，无论事务所的合伙人只有 10 个，还是多达 2000 个，他们都是一个绝对一致的利益整体。 在所有合伙人利益和所有的客户资源之间， 存在一个精妙的“中间体“或“转换器” ，通过这种“转换器” ，可以将所有合伙人无论是一个还是 1000个的利益非常好地 “整合” 起来， 这样， 所有合伙人整体可以将任何一次 “牺牲” 或 “降低”独立性的机会行为，视作对自己其余所有客户资源的一种潜在风险。 实际上，DeAnglo 在她的文章脚注 23 中也提到，她的这一假设没有考虑事务所内部的代理成本问题，并认为，事务所规

12、模与代理成本的关系及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有待未来的研究。 安达信对安然审计失败事件中，尽管安达信的内部风险控制部门不止一次警告安然的高风险，但休斯敦的合伙人邓肯仍然坚持保留安然作为其明星客户。实际上，事后有关安达信的资料表明， 安达信各个区域合伙人高度自治并拥有最终的决策权。 这等于说明安达信这样一个规模超大的事务所，实际上只是若干个中小规模事务所的联合体。显然，这时候，规模大并不等于准租比例就高，因为，每个区域合伙人的客户资源有限。 刘峰等（2002）对中天勤的案例研究发现，中天勤的合伙人对其客户资源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一些客户选择的新事务所，与原先经办合伙人的流向一致。如果这种发现具有一定的

13、普遍性， 那么， 我们甚至可以推测： 事务所不过是合伙人的利益联合体， 或者说是多个 “个体户”的松散联盟，大事务所也不过是合伙人多一些而已。这样，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否仍然能够成立，值得进一步检验。 第二，退一步，我们假定DeAnglo所分析的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正相关关系仍然能够成立。那么，当事务所面临是否为一个风险客户而牺牲独立性时，主要的考虑就是：一旦为一个客户牺牲独立性被市场发现，其余客户就会流失。但是，如果事务所确信它面临的检查风险几乎为零，它为客户“合理地”6牺牲独立性的行为很难被市场发现，客户流失的风险极大降低。 进言之， 如果存在明确规定， 只有事务所选择

14、客户， 而不是客户选择事务所 （如证监会的补充审计） ，那么，事务所就更加坚信：只要不存在诸如安达信销毁审计档案这一类的“爆炸性”事件，它的客户不仅不会流失，反而会不断增加。这时，准租流失风险就不再适用。 第三， 后续的研究还表明， 法律风险对事务所审计质量有一定的约束作用 （Kothari, Lys, Smith and Watts, 1988） 。如果事务所存在牺牲独立性的机会行为，事后相应合伙人会为此承担高额赔偿风险。事务所规模越大，被提起诉讼的概率越高。基于对这种高额赔偿风险的担忧，大规模事务所的行为应当更谨慎。 如果给定一个环境，其中某一类别的事务所几乎没有监管风险，这意味着它的任何

15、机会行为被市场发现的可能性非常低，法律风险相应也就变得很低。进而，即便已经被市场发现存在机会行为，但是，如果他们再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如无法被诉或即便被诉、赔偿责任也极低，那么，我们也可以预计：其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 三、法律风险与审计质量：基于我国制度环境的讨论分析三、法律风险与审计质量：基于我国制度环境的讨论分析 部分源于路径依赖，我国资本市场恢复设立起，就引入了第三方审计。国际五大（当时为八大）进入中国审计市场则是通过与中国的事务所合作成立中外合作所，并介入A股市场的审计服务。有趣的是，首批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华强、安永华明以及毕马威华振于 1991 年在北京成立，其中方合作方均为财

16、政部7；此后，普华、德勤、永道等先后在我国寻找合作伙伴，成立中外合作所。这些合作所在我国审计市场上与国内所同场竞争，以争取客户。从市场份额来看，国际五大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地位也在不断升高。 与美国资本市场的相应制度安排不同，我国资本市场上关于审计师的法律风险一直偏低，具体表现在： 第一，我国的事务所总体上都是公司制8，事务所只承担有限责任，合伙人不承担无限6 这里的“合理”，是指在许可的范围内。比如，将黑的说成白的，就是不合理；但将黑的说成深灰的，就是一种合理的。体现在审计业务中，为银广夏一家纯粹靠作假起家的企业提供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显然是不合理的行为；但是，为锦州港一家拥有专营业务的企业提供一个看上去比 实际要好一些的审计报告，应当是一种合理行为。 7 这或许也有助于培养国际五大在中国审计市场上的“无风险意识”。 8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畸形现象是挂靠制度，即事务所依附于某一政府机关或其他行政事业单位，行政上直属系统主管部门管理，业务上接受财政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