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编年:1960——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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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编年: 1960 1963 老鱼1960 这一年,我们搬家了。住在葛训兵家。也是西屋。葛训兵家3 口人,葛训兵,他爹还有他娘。房子还是草房子,院子里有枣树。夏天,我们就睡在枣树下,可以闻到枣花的味道。两间西屋,好像没有光,总是黑的。 那原本是厨房的西屋,房梁以上都是黑色的油烟。后墙没有窗, 前墙的窗小,门关上屋内就漆黑。我不去托儿所了,那时带我的,就是葛训兵的娘,一个一只眼有些白内障的和善的奶奶。我那时叫她奶奶。娘常常去公社的土地里劳作,这位奶奶就哄我玩。教我学唱葛套的童谣。小板凳,歪歪,我家有个乖乖;或者,小麻嘎,尾巴长。那些童谣在老枣树树下温暖着我的童年的时光,很永恒。有时,天色暗淡,

2、枣树在黄昏的风中摇晃,好像能够听到那些枣子的声音,我就在迷糊中在朦胧中听着奶奶的歌谣和枣树在风中的声音。1960 年依然挨饿。 1960 年的葛套, 一些人从外地回来,一些人去了关东,一些人去了西北。也有一些人从外地到葛套来求生。唐朝贵,唐成言父子,从唐寨那边来到葛套落户。那时唐成言已经结婚,育有三女。大妮毛山,二妮唐娥,三妮毛杏。唐成言会使牲口,尤其驱使马车,一直在葛套赶马车。在那时,我一直以为他是个英雄。因为那些牲口,都听从他的命令。而且,在我的印象中,英雄总是和马匹联系在一块的。1960 年那年我开始长疮。大人们说是老鼠疮,我不知道什么叫老鼠疮。右下腮肿胀,流脓,剧烈地或者隐隐地痛。葛套

3、苏家有一老中医,配制一种黑色的膏药。那时,他就是葛套的唯一一个治疗无名肿毒的郎中。他面色黑黄,穿黑色衣服,牙齿似乎也黑黄。我的右下腮上就成天被那黑色的膏药覆盖着。我相信那个疮是我命运中的一次灾难。有时候,那疮好像好了,不痛了,可是,或许一夜间,它又复发了,肿胀,溃脓,痛。我在这之前,是一个脸上干干净净的人,这个疮结束了我的那样的历史。父亲为我这个老鼠疮想尽了办法,花费了不少钱,还是没有治好。那个面色黑黄牙齿黑黄的郎中最终也没有对付了我的老鼠疮。葛集有个姓巩的先生,背着药箱到葛套来给人治病。他不是中医,是西医。他有一个针管子,有手术刀,有酒精和棉球。这些都在他的那个药箱里。那年夏天他来葛套,父亲

4、把我叫去,我第一次领略了西医。先是打针, 那针管子似乎很粗,针头也似乎很粗, 扎在屁股上,我张大嘴巴哭喊,喊疼。 我那样的声音很尖利,原始, 很不文明, 可是, 我在那时只能是喊,我不懂得文明。 父亲的胳膊非常有力,那时父亲以力气在葛套著称,父亲的胳膊铁钳子一样,使得我在他腿上动弹不得,我除了喊叫,没有任何办法来表达我的意见。我想,我还是到老苏那里贴膏药好了,我不想见这个背着药箱的什么巩医生。我想,这个巩医生实在太凶残了,那针银亮银亮的,冒着寒光。而且,他还有一把刀子,那是不锈钢的刀子,也闪着寒光。他已经把刀子在我脸前亮出来了。那把刀子似乎本身就是一种痛。可是,我的想法没有办法改变父亲的意志,

5、父亲用胳膊把我固定在他的腿上,我的恐怖和叫喊改变不了我必须被巩医师动刀子的现实。刀子在我的疮上划开口子。我听到了一种声音,那时,那种刀子的声音远没有我的哭声响亮,可是,那刀子的声音干脆有力,它带给我的痛感也是深刻的。应该说,这个巩医师的医术并不高明,他把我的右下腮划开后,用刀子剔除病灶,然后用药棉消毒,然后用药布包好,用胶布固定。在我的哭喊声里做完这些后,他满脸大汗。说,好了好了。这个日子是记忆深刻的,以致在以后的所有的日子里都不会被埋没。巩医师治好了我的长达一年多没有治愈的老鼠疮。右下腮尽管烙下一个疤痕,可是,不再红肿,不再流脓,不再痛,不再去苏家贴那粘糊糊的黑色膏药。那个日子定格在我的记忆

6、里,使得我对中医一直有些半信半疑。疮好了。心情却不好。许多人看到我的疤痕,似乎不认识我了。奶奶说,那是我们的记号,丢了好找。我在那年开始学会接受一个我原本不愿接受的事实,我右下腮有一个瘢痕。这是 1960. 。我知道, 1960 年国家有许多大事,世界有许多大事。可是,那些大事距离我很远,距离葛套很远。那些大事不可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任何印象。而且对于我来说,他们毫无意义。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就是这样,重大的事情对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或许一点也不重大。比如,那些年把百姓的铁锅拿去大炼钢铁,那些被炼出的钢铁以及炼钢铁的行动在当时是非常重大的,可是,那样的重大事件已经不再重大了。而面色黑黄牙齿黑黄的郎中和背

7、着药箱行医的巩医生不仅留给我记忆还留给我一个生命的徽章。1961 老鱼那些声音,那时是那么清晰。那些声音,现在还是那么清晰。那些声音,在葛套的每个角落里弥散。那些声音,是一种召唤,是一种引领。那些声音,注定只能属于那个时代,只能属于那个时代的葛套。葛训山会唱牛歌子。 那年,我去村南玩, 那是 1961 年的秋季, 村南的大豆已经收割完了,土地显得格外空旷。那时,一些孩子在豆地里放羊,那些在夏季成长的草开始发黄,开始有一种草香。那些孩子在野地里烧黄豆,烧红薯,还能听到葛训山嘹亮的牛歌子。这牛歌子只有曲子,没有词,悠远,跌宕,洪亮,富有村庄的气息。牛歌子加重了村庄的田园味道,我过去听说过的田园牧歌

8、,或许就是这样的吧。牛歌子后面, 是铁犁。 我曾经写过一个散文诗,说牛歌子后面是春了,是夏了,是秋了,是黄橙橙的令人醉心的收获了。现在看起来,有些诗化了,可是,我对葛训山的牛歌子的确很是着迷,我觉得,在葛套,没有比他喊得再好的牛歌子了。在炊烟升起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货郎鼓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咚。 清脆悦耳。 那些拉平板车的货郎常常是穿黑色衣服的老汉。一手拉车,一手摇动货郎鼓。货郎的车子上拉着那个时代的针头线脑和那个时代的糖豆饼干。那些东西吸引着村妇和孩子们。那时在葛套的道路上行走着的, 还有外乡的一个卖油郎,手里拿一个红亮油亮的梆子,他用梆子声告知葛套,卖油的来了。他的油挑子是两只加了盖子的铁桶

9、,铁桶里装着麻油,还有一个端子。他走的不快,一边走一边敲梆子,浜浜,浜浜,浜浜。他不说话,一句话也不说。但是,就有用瓢拿来芝麻换麻油的老太太。用牛皮筋串联几张铁片,然后栓在一个木制把柄上,就可以成为一种职业的招幌。挑着担子的人,晃动铁片,在葛套的道路摇晃,我们就知道是手艺人来了。张罗,镟锭子,镟面轴子。这样的艺人挑子里带着各种原材料,尤其是枣木梨木槐木,那是村庄的硬料。做出来的用具,质地好,耐用。那时葛套的夜晚,在代销店门口的柳树下,我常常能听到鼓声。鼓声和钢板声。是不是还有二胡呢。王大拉,我们这样称呼一个艺人。王大拉说鼓书,唱鼓书。在葛套的晚上,那是我们的娱乐。大鼓书里的故事,大鼓书说书人的

10、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吊起很多人的胃口。那故事里人物,那故事里的情节,盘旋在我们的记忆里。那样的声音现在想来很陈旧,很古老。可是,在那个时代,我们只能用这样的声音来打发我们漫长的夜晚的时间。我从小就是一个很怕在时间里无聊的人,我总要让精神有所依托。听鼓书,听杨家将岳家军听三国听西游听包公听彭公,总能让我有些兴奋,有些神往。1961 年我好像对声音格外敏感。那些声音, 在时间里渐渐遥远,渐渐淡化。 现在去葛套,葛套是另外的声音,汽车,摩托,农用三轮,流行歌曲,把那些曾经的声音被置换了。我在晚上,也一样能够在电视机旁听到世界一体的各种消息各种节目。一个歌星红了,他或者她的嗓音就渗透到世界的每

11、一个角落。现代的技术可以这样,把整个世界变成商业文化的一统天下。但是,记忆中的葛套的声音,1961 年的声音,却水洗过一样鲜明在耳边。这是我们这代人的音乐。去年回家,见到葛德品。见到了蔡云清。葛德品快70 岁了,曾经是一个二胡手。他在那个年代, 不论工作多么劳累,总要在傍晚, 坐在他家的石榴树下,拉 二泉映月 。 拉 梁祝。拉豫剧的曲谱。葛令新会吹笛子,他们也常常合奏。在葛套的月色下,那些音乐曼妙悠扬,流水一样。可是,当我再见到葛德品的时候,我问他还能拉二胡吗,他说,早就不拉了。葛套早就听不到他的二胡的旋律了。蔡云清已经80 多了,他是葛套的一个口艺人,他唱大鼓。在唱大鼓的时候,他沙哑的嗓音非

12、常流畅,只是在说的时候,他脸色憋得通红,把个不是个不是这样的词语嵌入到一句话的不同部位。他是一个不识字的口吃的鼓书艺人。问他还说书嘛,他口齿更加不清,个不是个不是不说了。只有唢呐还有声音。葛套的唢呐,是快乐的,是红的。谁家的门楣上贴上了大红的喜联,谁家就会响起红红的唢呐声。葛套的唢呐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吴二孩和塕倒山。他们吹百鸟朝凤,吹喜相迎 ,吹补大锅 ,吹得葛套红火一片。在唢呐的吹奏中,新娘子坐着花轿颤悠悠地来到葛套。我现在回想起那些红色的日子,回想起那些在大柳树下听唢呐的日子,就觉得唢呐的味道还在耳边泛滥。那些声音,是那个时代的声音。1962 老鱼1962 年,父亲准备建房子。父亲在准备建

13、房子的时候,我们已经住在葛令芳家的空余房子里。那间空余的房间在一个高台上,后来我印象中成了生产队的保管室。那个院子除了生产队的保管室以外,还有饲养室,磨坊,扎棉花机房。我们住在这样的地方,我经常和那些马牛在一起。 1962 年的葛套三队,喂养的那些牲口,现在肯定没有了,只是,它们还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准备建房子。这是父亲的责任。因为从我有记忆开始,我们家似乎就一直住在别人家。 1962 年我都快要上学了,可是,我们还是临时住在葛令芳家,我们和那些牲口住在一个院子里。老太爷也还在。老太爷说那个长着白花的腱子牛有力气,我也相信。那个牛下了班就卧在院子里,嘴里不停地反刍着麦秸,嘴里在反刍的时候,冒着白

14、沫。院子里还常常栓一匹红马,如果在古代战场上,叫赤兔也很有可能,那匹红马,成了父亲的生命里的克星。父亲在准备建造房子的时候,借用队里的马车去丰县拉砖,在路上,马竟然病了,竟然卧下不起来了,而且,就死了。父亲在 1962 年准备建造他一生第一栋自己的房子。出了这样的事故。那时,人们都说是那马自己有病,是那马命数到了。队里把红马拉回来,让队里的社员吃上了马肉。那是1962年。可是,那匹红马成了父亲命运中的一个伏笔。房子在那个年头建造了。先打地基,砖只是垒了7 层。 7 层砖在那时的葛套,是很不错了。我到建造房子的地方,心情是活泼的,走路时蹦跳着的。我们终于可以有自己的房子了。那地基的旁边,有一棵老

15、枣树,还有一棵小枣树。那两棵枣树,结满枣子,风一晃,一树枣红。可是,父亲不知道,那匹红马,成了父亲命运中的一个伏笔。房子在秋天建好。三间瓦房。青瓦。门前两棵枣树,一大一小。我们搬进去,1962 年秋天,才有了自己的家。1962 年,葛套放映一个电影,好像叫地雷战。这个电影是黑白片,这个电影有几个人物形象非常鲜明,这个电影的故事,起码适合葛套的一些孩子。那些孩子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年龄,似乎崇拜英雄故事。那些地雷在银幕上爆炸,那些被符号化的鬼子和民兵,比如那个装扮成女人的骑着毛驴的鬼子,去偷地雷的场景,让我们开怀大笑。那个研究地雷的民兵队长和那个长着长辫子的姑娘的爱情,都有些新鲜。葛套的语言里随着

16、这样的电影的放映开始有一些新的成分,我们对自己不喜欢的孩子,开始叫日本羔子。我们玩耍的时候,日本羔子也用这样的语言说,八格牙路。在我的记忆里,具有新的内容的故事具有新的形式的电影和戏曲, 开始在葛套酿造一种新的文化气氛。这样的新鲜的文化气氛,革命,英雄,战争,村庄的背景,还有那些和葛套的衣着很近的演员服饰,覆盖了葛套。而且,高寨公社有了电影队。说是电影队,其实,也就是两个人,拉一辆平板车,拉着放映机和胶片和发电机。当然还得拉上银幕。葛套代销点门口有两棵柳树,那两棵柳树上就经常悬挂着银幕,把那个时代的黑白电影放映出来。而且,消息很快,只要电影队来了,我们就很快知道了,我们就在太阳老高的时候,搬着小板凳去抢占地盘,我们满怀兴奋,我们的兴奋使得葛套在放电影的日子有了一些节日的气氛。这样的兴奋,在现在,竟然一点影迹也找不到了。1962 年,年龄大些的孩子都去读书了。合群读书了,环妮读书了,翠英读书了。葛套学校,常常能够听到读书声。我却还是只是玩耍。我在那个时候,玩耍着葛套的传统的游戏。掏麻雀,垒瓜园,砸鞋底,杀羊羔,捉迷藏,那时的葛套的孩子会有许多花样玩耍。那样的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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