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传统”论述的文化政治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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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3年 第4卷 第4期（总第16期）2013年12月15日出版近余年来，“抒情传统”论述在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 引起了颇为广泛的关注。 其代表性成果，包括王德威年在北大中文系所作次讲座辑成的著述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譹訛，也包括三联书店陆续刊行的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譺訛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譼訛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譽訛，以及由余位海内外学者访谈辑成的革命启蒙抒情： 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思*本组笔谈承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浴洋君居中协调组稿，多有辛劳，特致谢忱。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

2、联书店，年版。譺訛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譻訛美宇文所安著，程章灿译：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譼訛美宇文所安著，郑学勤译：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譽訛美陈世骧：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笔谈： “ 抒情传统”论述之得失*自年陈世骧首倡“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以来，历经数代海外与港台学者的不断发展，“抒情传统” 论述已然蔚为大观，成为了中国大陆地区以外解说“中国文学”的一种主流观点。 在晚近10余年间，通过王德威与陈

3、国球等当代学人的大力推动，这一原本主要用于阐释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的学说逐渐进入现代中国的研究领域，对于晚清至当下的中国文学、艺术、思想与历史均有不同程度的涉猎，并且逐渐形成了一套在学界具有生产性与影响力的“抒情现代性”理论。 值得关注的是，自陈世骧以降，几乎所有海外与港台的重要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都曾致力于“抒情传统”研究，并且他们的初衷与指归皆在倡导一种“中国论述”，发凡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可能性；但在中国大陆地区，“抒情传统”论述不仅一直未能激起学界的积极反响，反而多被视为某种异于中国主体立场的“汉学主张”。 这同一学说在不同空间中的流播与回应状况，构成了观察过去50年间的中国文学研究与 “中国想

4、象” 的一个别样角度。 有鉴于此，年月日，“抒情传统”论述的当代重要代表人物陈国球教授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召集了“抒情传统论述的流播与回应”专题学术座谈会，与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十余位学者就“抒情传统”论述的得与失进行了对话。 会后，贺桂梅、季剑青、李静与周旻将各自发言修订成文，形成了这组笔谈。 本刊特予刊发，以飨读者。【责任编辑穆海亮】“ 抒情传统”论述的文化政治及其启示贺桂梅“抒情传统”论述的文化政治及其启示272017年第3期郑文慧、颜健富主编：革命启蒙抒情：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思录，

5、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譺訛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譻訛同上，第页。譼訛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年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年版。 关于这一著作在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中的影响，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录譹訛。 陈国球、王德威主编的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譺訛，则可以视为这一研究路径的集大成式的展示，全书选辑了相关论者的主要论著文章，编者称其“大概可以展现抒情传统论述的发展变化，透视其诠释能量”

6、。这些著述围绕“抒情传统”这一核心论述，彼此交错、互有关联，共同构建着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新的“史观”“议题”和思考路径。 对于中国大陆学界而言，其影响和冲击力已经形成了文学研究界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 赞成者有之，持异议者亦有之。 如何直面这一现象，既不是简单地否定，也非将之作为“国际学术新潮”加以追捧，而是立足学术交流做出更深入细致的学理探讨和回应，是一件颇值得尝试的事情。一“抒情传统” 论述探讨的是如何理解和阐释中国文学自古迄今的文学传统。年，由华裔美籍学者陈世骧提出的“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 构成所有论述的核心议题。 这些论述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论者皆为“海外中

7、国文学研究者”。 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这本收录其代表性论文的文集，作者包括美国中国学界的华人学者陈世骧、高友工、王德威与非华裔学者宇文所安、普实克，台湾学者有叶嘉莹、柯庆明、蔡英俊、吕正惠、张淑香、萧驰、龚鹏程、郑毓瑜，还包括香港学者陈国球和新加坡学者黄锦树。 中国大陆学者选入的，则是年之前的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鲁迅（作为朱光潜的论辩者）、沈从文、方东美和宗白华。 作者的“地缘政治”身份在这里是明显的， 主体是年后中国大陆之外的 “海外学者”。 这一方面表明“抒情传统”论者的知识谱系和学术师承，同时也显现出这一论述方式明晰的“文化政治”意味。 从这一角度，“抒情传统

8、”论述带入的是“海外中国学研究”与“中国大陆学术”之间的碰撞关系。年代之后，“冷战”格局的确立同时导致的是中国大陆与海外中国学研究在学术体制构成、学科建制与学术思想上的明显分割。 “抒情传统”作为从“冷战”的另一边构造、衍生出来的一种关于中国文学传统的论述方式， 在世纪的“全球化”格局中进入中国大陆学界，显示的是一种相当典型的“后冷战”情境。 一方面，“冷战”的隔阂已经打破，美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华人学者已经不再被隔绝于中国大陆学术之外。 事实上，这种学术和文化交流从“新时期”中国以来的多年时间里就一直在进行，特别是大陆留学、 访学制度与跨区域学术交流，使两边产生了多种互动，其典型如夏志

9、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譼訛在年代大陆“重写文学史”思潮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学术交流的情况来看，“冷战”边界几乎已可以视而不见。 但另一方面，“冷战” 遗留的影响并未消失。 在中国大陆年代“新时期”形成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中，美国、港台、新加坡等英语世界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国际”或“世界”，处在更“高级”的文化阶序之上，这一点从学生的流动方向、学术观点的扩散方式等方面都可以明显看出。 同时，打破界限的学术交流事实上并未真正冲破“冷战”格局形成的学术制度和知识体制，这一点同样可以从所谓“华人学界”与中国大陆学界的诸多交往经验中，得到多种冷暖自知的体验。在这样的大的文化政治历史视野中，“抒情传统”论述又有其

10、特殊性。 尽管论述者身份皆为282013年 第4卷 第4期（总第16期）2013年12月15日出版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第页。譺訛同上，第页。譻訛同上，第页。譼訛德卡尔施密特著，刘宗坤译：政治的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海外学者，但他们关于“抒情传统”的研究，却是在学术的平台上展开，尝试回应的是一项无论对中国大陆学界还是海外华人学者都具有急迫现实性的议题，那就是如何在“世界文学视野中确立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位置”。 这是“抒情传统”论者自提出之初即有明确意识的“文化政治”诉求。陈国球提到，陈世骧在年代的美国（英语）学界“通过与西方文学传统比较对照而

11、构建中国抒情传统”，其初衷正是“为中国在文学的世界地图找到一个值得尊重的位置”譹訛。 而年代，陈世骧、高友工关于“抒情传统”的论述能够在台港年轻学人中得到急切呼应，也正因为他们共同有“面对西学挑战的需要”譺訛。 王德威在为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一书所写的引言中也明确提到，构建这一论述，目的是为了打破“西学中心主义”而确立一种“中国主体情性”论述。这就是说，“抒情传统”论述的要义，不仅在何谓“抒情”以及如何“传统”，更在于这是一种尝试构建“中国”独特主体性内涵的文化实践。这也是近余年来大陆知识界与文学研究界格外关切的话题。 与年代的“西化热”不同，从年代中后期开始，如何在“全球”格局中确立中国文化

12、的主体性位置，越来越成为大陆学界广受瞩目的议题。 特别是世纪以来，“中国崛起” 成为某种自觉的国族意识，“文化自觉”成了无论左与右、激进与保守的学人的共识。 中国大众社会的“传统文化热”，知识界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问题”等的讨论，文学研究界对“传统”与“现代”关系议题的关切，都可以视为这一问题意识的呈现。 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区别于他种国族的文化内涵是什么，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内涵如何阐释，中国古典文化传统是否可以在当下中国重构，如何更具体地论述这种文化主体性的确切内涵，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大陆文学研究界与“抒情传统”论者的共同诉求。 “抒情传统”这一自年代以来由海外华文学者主导构建的论述方式

13、，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阐发，对于中国主体性的建构意识和论述方式，由此也可以成为大陆学界探讨相关问题的重要借鉴对象。但这并非说，“抒情传统”论述足以成为中国大陆学界在探讨文学传统时的典范依据。 在承认“抒情传统” 论者与大陆学界分享着共同的问题意识，有着可以互相借鉴和启发的研究诉求这一前提下， 问题的探讨需要区分三个不同的层次：其一，古典中国“抒情精神”的基本状况，作为一种统摄性传统其处境和位置实质上如何； 其二，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 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所勾勒的从陈世骧、高友工直到陈国球、王德威等的论述流脉，作为“诠释中国文学”诸种研究路径中的一种研究方式和话语形态，如何客观地评价其“洞见”

14、与“不见”及其适应范围和限度；其三， 大陆学者基于自身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意识，可以从这种论述中得到哪些启发，进而如何构建更具涵盖力的中国传统论述形态。 这里讨论的重点是第二个层次，进而延伸到第三层次。二从其基本表述方式来看，“抒情传统”论述普遍表现出一个共同特点，即在某种对立性的二元关系参照中确立自身的合法性。 正如卡尔施密特将“政治”界定为“敌我”对抗关系譼訛，对“他者”的明确指认，也是“文化政治”意涵的具体体现。不过，当“抒情传统”的合法性需要借助二元对立的关系模式阐明自身时，也正显现出其适用范围的“边界”所在。 因此，剖析“抒情传统”论述将什么确立为自身的“他者”，是深入这一论述模式的关键

15、所在。最值得分析的是其普遍具有的中西对照模式。 “抒情传统”论述的起点，都会追溯到年陈世骧在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发表的英文论文论中国的抒情传统，这也是这次年会上比较文学小组的开幕词。 这使人们需要意识到这一论述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体制间的密切关联。“抒情传统”论述的文化政治及其启示292017年第3期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第页。譺訛同上。譻訛日沟口雄三著，孙军悦译：作为方法的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譼訛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第页。“比较文学”是在年代欧美学院中逐渐体制化， 进而扩散到亚洲学界的一门强劲的新兴学科。 在年代的台港与年代的大陆学界，比较文学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显学”。 “抒情传统”论述在美国、港台及华语世界的衍生和发展，离不开这一学科背景。 正是这一新兴学科建构了一种“世界文学”场域，并在一种比较和对照关系中重新定位中国文学。 陈世骧所谓“与欧洲文学传统我称之为史诗的及戏 剧的传统并列时，中国的抒情传统卓然显现”譹訛，表明他提出“抒情传统”这一论述，正是在中国欧洲（西方）对照关系展开的。 特别值得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