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历史不能绝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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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1 页 共 2 页 中国国防报/2009 年/2 月/10 日/第 010 版 百家论坛 对待历史不能绝对化对待历史不能绝对化 与姚有志先生商榷与姚有志先生商榷 刁炜 河北师范大学学者 百家论坛12 月 9 日刊登了姚有志先生的清末中国弱在整个肌体的腐朽一文，对此笔 者想发表几点个人看法。 一、姚先生说“清末之中国弱在整个肌体的腐朽” ，这其实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答案，就好比 医生模棱两可地告诉患者“你身体虚弱是因为得了重病” ，而这样的回答尽管逻辑正确，但在说 服力上却难以令人满意。纵观中国 2000 多年封建社会，又有哪个皇朝的衰弱与崩溃不是源于国 家机器内部的朽坏呢? 无论汉唐也好，还

2、是明清也罢，我们会发现其衰亡背后都脱不开“土地兼并导致统治危机” 这一共同规律。而土地兼并，实质上就是“经济利益的争夺” 。因为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 社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必须依托对土地的无限占有才能够实现，换言之，土地就是那个时代最 主要的财富源泉。现代工商业社会中，土地或者说农业虽已不再构成一国收入来源的主要部分， 但其间的道理却是相通的，即“国家若想长治久安，就必须防止主要经济资源为少数人所掌控， 避免利益分配过度失衡，抑制贫富的严重分化” 。 也正是透过这一视角，对于胡锦涛总书记所讲的我们党务必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 系、利为民所谋”的思想，笔者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体会。

3、二、文中说“自鸦片战争始，清朝军事力量已完全丧失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 力” ，这种提法恐怕有些绝对。 为印证自己的观点，姚先生指出“清朝的强大武功主要体现在了平息叛乱、镇压起义和铲除 割据的内战上” ，结合前面的文字，这似乎是暗讽清朝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反面典型。 但问题在于，难道这些本土军事行动就不属于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范畴，而一 定要“御敌于国门之外”才够格算数吗?今人之所以提及清朝便切齿痛恨，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乃至将学术辩论演化为肢体冲突(比如前不久的阎崇年遭掌掴事件)，只怕主要还是出于一个多世 纪来，对因晚清腐败无能而令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感到难以释

4、怀吧，但个人好恶毕竟不能代替 历史。 清末民初的中国版图，相较清朝鼎盛时期的确大为缩水，但若就此认定清朝对捍卫国家主权 与领土完整寸功未立，显然有失公允。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今日中国之疆域究 竟是如何确定的”历史传承?文明同化?经济纽带?不错，是有这些因素，但都是次要的。诚所 谓国强则边防稳固，国弱则版图离析。 屡战屡败的确是奇耻大辱，但至少证明清朝对外敌入侵进行过抗争。虽然清晚期丧权辱国， 但早期在国力鼎盛阶段平叛削藩也是事实。 以新疆为例，自汉唐以降，匈奴、突厥、大食(阿拉伯)、波斯(伊朗)、漠西蒙古(准噶尔部)、 沙俄曾先后染指该地区。明朝期间，这里曾与中华帝国脱离关系时

5、间很长，直到乾隆帝遣军入疆， 才平定准部、回部叛乱。 而光绪年间， 左宗棠率数万湖湘子弟二度收复新疆， 抬棺西征战沙俄的壮举， 不仅成就了 “晚 清对外战争唯一胜仗” ，更为后世子孙守住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三、姚先生关于“清军的惨败实质在于清军战斗力的废弛”的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并第 2 页 共 2 页 未切中要害。清朝的对外战争之所以“屡战屡败” ，实际上反映出两种制度、两种命运、两种前 途的对照，即“没落的封建主义不能战胜新兴的资本主义” 。若将战争胜负仅仅归咎于“战斗力 废弛”和“军队不争气” ，就会给人一种印象乃至错觉，似乎“只要将士用命，部队善战，清朝 就有可能抵御外侮并保持国

6、家长治久安” ，然而问题真的这样简单吗? 纵观近现代世界史，凡没有进行脱胎换骨的社会、经济制度变革，而单纯寄希望于“换汤不 换药”的洋务运动，或希图依靠几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来谋求富国强兵的国家和民族，其结局几 乎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试想，苏丹马赫迪起义、埃塞俄比亚阿杜瓦战役、阿富汗抗英起义 哪轮交锋未予西方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而且就当时而言，这些保家卫国性质的“关键性战争/战役” 也都取得了胜利，保证了上述各国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享有民族独立与领土主权的完整。然而，虽 然这一系列正义战争的辉煌胜利值得后人颂扬，但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从此摆脱了被侵略和被殖民 化的厄运。 事实上，战术性胜利在清军的历次反侵

7、略作战中并不鲜见，比如僧格林沁大沽口痛击英国舰 队、冯子材镇南关大捷、刘铭传台湾保卫战、聂士成摩天岭阻击战等。但问题在于，当封建制度 业已走到历史尽头时，几场战斗的胜利又怎么可能挽救民族危亡呢?换言之，在先进(领导)阶级登 上历史舞台之前，这一切的努力与抗争都只能延缓而无法阻挡列强的侵略步伐， “胜败乃兵家常 事”的聊以自慰，在这里更多只是后人的精神胜利法罢了。 四、文中观点认为正是由于清朝现代正规教育的缺失，才导致了旧中国世风日下，国民素质 疲弱，以至于被集体扣上了“东亚病夫”的帽子。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只要扫除了文盲、科 盲，便足以扭转晚清不良的社会风气，乃至拯救一个没落王朝或反动政权的

8、衰亡呢?我认为是否 定的。 当年鲁迅先生就看准了若想医治国人的“麻木病” ，关键在于匡正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 即通过“启发民智”来重塑刚健奋发的民族性格。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人形成 了柔顺恭谨的民族性格，这本无所谓优劣，关键看其所处的是何种社会制度与环境，看领导层将 之朝哪个方向引导在旧社会剥削阶级残酷且充满欺骗性的高压统治下，这种性格就容易异化 为“守旧、愚昧和奴性”的腐朽风气；而在人民军队和新政权、新社会中，这种性格却可以通过 思想启蒙升华为“严格自律、充满高度社会责任感”等高尚情操。换言之，我党我军优良的政治 思想工作传统，其实质就是“引导、规范和发扬人性中积极向善的

9、一面” 。 更何况，现代教育从来都不是万能的。法西斯统治时期，德日的国民受教育程度虽普遍较高， 但豢养出的却尽是些满脑子充斥着军国主义、种族主义毒化思想的战争狂人，而清朝洋务运动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下，其造就的也不过是一大批封建礼教观念浓厚的所谓“新式人 才” 。 可以说，百年来中华民族的觉醒并非完全得益于近现代教育的大众化普及，换言之，这两个 过程既不同步，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一点在中国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比如从反袁复辟到 全民族抗战兴起，都曾有过充分展示。以后者为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运动，之所以 能发动起千千万万目不识丁的庄稼汉投身其中，并不是由于后者“喝过洋墨水，进过洋学堂” ， 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在民族大义与社会改革的感召下，他们内心深处最朴素的爱国思想与 民族情感被唤醒，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忧患意识被点燃，而一个觉醒的民族将是不可 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