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文文学的_异族叙事_以菲律宾_马来西亚_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为例》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东南亚华文文学的_异族叙事_以菲律宾_马来西亚_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为例（5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异族叙事” 以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为例王列耀内容提要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异族叙事”,是指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作家在“族群杂 居”的语境中,对复杂、微妙的“杂居经验”的感受、想象与表述方式,和他们利用文 学方式,与各种异己话语进行交流的一种积极努力和追求,也是指他们期望通过或者是 利用文学方式,实现对作为少数族群之一的自我的一种言说策略与方式。这种带着“镣铐”的舞蹈,使得这些地区的文学叙事更有艺术张力和魅力。一 “异族叙事”的两种姿态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都属于东南亚国家,各自的国情却有不同: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曾经有过被“殖
2、民”的历史,甚至被多次“殖民”的历史,泰国则有不同。而且,即使一国之内的不同区域,被“殖民”的经历也不完全相同,如马来西亚的“西马”与“东马”。但是,作为所在国的少数族裔,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华人的“杂居经验”,有着一些相似之处:华人在经济活动方面的参入度较高,尤其在商贸领域的参入度较高,在政治活动方面的参入度较低,而且程度不同地都受到过来自主要族群的某些限制和压力,甚至是对华人族群整体性的诋毁和攻击。华文文学的“异族叙事”,因此也获得了一些相似之处:主要面对与叙说的对象都是与他们同在一个国土和同在一片蓝天下生活的非华人族群,尤其是当地的主要族群,这就是文本中的“ 菲律宾人” 、
3、 “马来人” 、 “印尼人”和“泰人”;当然,也包括与他们身份相同或者在某些方面有着某些相似性的边缘族群、弱势族群,也就是文本中的达雅人、印度人等。在面对与叙说当地主要族群与边缘族群、弱势族群时,东南亚华文文学“异族叙事”的族群姿态和书写姿态,表现出某些变化和差异。1、族群姿态面对与叙说主要族群时,“异族叙事”的一种主要姿态,是表达和言说华人族群与主要族群之间的你友我善、互为欣赏、互为扶持、互相信任、共为主人的故事;通过对这类故事的反复表述和言说,叙事者力求建构两者之间的一种具有互补与互动特性的族群关系。马来西亚作家马嵛的小说槟榔花开 、 摆渡老人,泰国陈博文小说咆哮森林,菲律宾柯清淡的散文五
4、月花节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槟榔花开以一个华人橡胶园为舞台,展现出华、巫两族关系融洽、毫无族群偏见的美好天地。 咆哮森林借泰人乃功之口,表达出华人的心迹:“现在还分什么唐人泰人?实际已经分不清了” 。在五月花节中,作者通过叙说“我”如何从昔日的看客成为今天“异族文化节日”的领军人物 以高票当选为五月花的HERMANO DEMAY OR 庆典的筹备人:讲述了一个“双方由陌生而产生敌对、相持、隔膜 由于长期相处而互相了解,达到了最终的融合,遂成为这另一群人中的成员”的故事。这类想象与叙事,多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我”既是叙述者,又是当事人,使得“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真实、可信。叙述
5、者还不时从故事中跳出来与读者直接对话,以文学的方式消解和驳斥各种对华人不利的种种负面话语。面对与叙说其他边缘族群、弱势族群时,“异族叙事”呈现出的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姿态,曾经经历过叙事角度的反复调整:从“俯瞰”叙事 有意无意地携带某些偏见,到“反思”叙事 自觉清理与反省潜在的偏见,再到“平视”叙事 有意识地行走在“他们”中间。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都是多民族国家,其中,包括与华人族群身份相近的其他移民族群和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土著”族群。他们不仅在政治活动方面的参入度较低,文化、经济的发展也较为落后。相当长时间内,马华小说661里的印度人,又称为“吉宁人”或者“吉林人”,通常是以“外形
6、之丑、习性之恶”的基调被“叙说”:“这位印度人平时就有点阴阳怪气的,连话都懒得和人说一句,除了看门,偷喝椰花酒外,就是睡觉”。“吉宁仔”以诱惑加暴力的方式占有了在野外割茅草的单纯少女林亚格,还以下流的语言侮辱、伤害林亚格。在商晚筠的洗衣妇中,“她”是一个类似于“祥林嫂”的悲剧性人物:起初嫁了个好吃懒做的印度胶工,第二个丈夫“醉起来连老婆都可以大方地陪给人睡”,第三个丈夫是个贪图享乐而不负责任的男人,“凭着一张嘴巴搭上她,把个女儿捏成形了从此便跑天下”。与“祥林嫂”不同的是,“她”的身上多了懒惰而少了勤劳;作为“下女”的痛苦,被叙述者嘲讽、戏谑的语气冲淡了。梁放的观音 、李水平的婆罗洲之子和拉子
7、妇等作品,显示出族群姿态的调整。 观音里有一位耐人寻味的人物 被视作“拉子婆”的阿狗姨。她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自小就穿着娘惹装,最终被福宋姆寻衅赶出了泥屋。作者从阿狗姨的视角,观察、描述福来姆的言行举止,反观、见证的是华人的虚伪、守旧与冷酷,而不是“拉子婆”的“阴阳怪气” 。 婆罗洲之子,则是从达雅人的视角,叙述、反省负情的华人给自己混血的儿子 “半个拉子”和他的达雅人母亲带来的巨大的心灵创伤和人生悲剧。在拉子妇中,叙述焦点集中在一个与华人结婚的达雅族女人 “拉子妇”身上。叙述者作为故事中的第三代华人,通过对“祖父”和“三叔”种种言行的描述,对“自我”在与“族群杂居”中的“丑恶”,而不是“拉子
8、妇”的“丑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评。驼铃的下女 、碧澄的迷茫 、陈绍安的古巴列传 、风子的长屋的哀伤 、沈庆旺哭乡的图腾等作品,则显示出“异族叙事”中族群姿态的再次调整:从“反思”与“异族”相处中“自我”的“丑恶”,调整到有意识地行走在“他们”中间。迷茫里的印度青年古玛,是一个正直、有责任感、勤劳、爱家庭、爱妻子的男人。 古巴列传则用一种诙谐的语气塑造了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具有英雄气质的印度人形象:他正义、勇敢,追求平等又具有理性。在当局强行拆除华人的木屋 “槟榔阿当”的时候,“古巴一口流利英语、国语再加上什么人权、人道理论把政府官员噼里啪啦得一个个瞠目结舌,一举成为木屋居民以来的大柱子”
9、,“一个在华人区崛起的黑皮英雄,以福建话纵横民间,以国、英语对抗官方,以半生不熟的华语争取华人的认同与亲近”。诗歌也以行走在他们中间的姿态,参与了“平行”叙事。 长屋的哀伤,这样叙说着“他们”与“我们”:没有籍贯的子孙/同饮一江的水/不同的泪/流着相同的哀伤/渗杂文明语的乡音/喝相同的酒/相同的醉/醺醺地躺在/被暴阳烤得骚热的长屋里以原住民为题材的诗集哭乡的图腾,“在马华文学中可能是第一部” 。 “诗集中的许多篇章,一方面写出山林族群在文明狂潮下的命运浮沉,一方面也写出他们的无助感和挫折感” 。正如石问亭指出:作者“除去其诗人身分,完全化入达雅克族群一边来看这次的加威安都,承担他们的忧愁、烦恼
10、” 。 “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诗人,沈庆旺是带着同情心与不平心去描写山林族群在过渡向文明的荆棘路上所经历的惶惑与痛苦 1 这种同情心与不平心乃源於共饮一江水的兄弟般感情”?瑏瑡。这种以“承担他们的忧愁、烦恼” 、 “完全化入达雅克族群一边”为特征的“平视”叙事,明显不同于过去以“妖魔化”为特征的“俯瞰”叙事;即便与李永平为代表的“去妖魔化”为特征的“反思”叙事相比,就“族群姿态”而言,也展现出一些差异。2、书写姿态“异族叙事”中的族群姿态,必然会影响和反映在“异族叙事”的书写姿态之中;换句话说,“异族叙事”中的书写姿态,有可能也有必要反映与实现“异族叙事”的族群姿态。首先,“书写” “族群杂居”
11、中的主要族群,叙述者往往会十分小心、谨慎,以“正面书写”为“主线”,“反面书写”即便存在,也往往会被安排和处理成“副线” 。这种以“正面书写”为主,又内涵“反面书写”的“迂回式”书写姿态,一方面,能够与“异族叙事”中的族群姿态密切配合,另一方面,又使得面对主要族群的异族“书写”,获得了较大的发挥空间,从而有可能成功地创造出一大批异族的“浪子”故事,当然,从“书写”的“主线”来看,还是“回头浪子”的故事。所谓“浪子”,一般分为两类:一为生活困窘、遭遇不幸的异族女性 “热情” 、“奔放”,往往缺失贞操观念和家庭责任感,如菲律宾的查理莉莉中的莉莉、莘人芒果中的“她” “像只成熟了的芒果”般美丽、热情
12、,又像一只“烂熟的:芒果”般茫然和随意:“也许是又走到另一株芒果树下,或者是走到另一个男人的窗前”?瑏瑢;二为胡作非为、称霸一方的异族男性 好吃懒做,缺乏责任心,如陈经时的留学梦中的马溜,董君君她从希腊归来中的“丈夫”;印度尼西亚袁霓叔公中的“叔公” 、高鹰批根中的马占,陈博文放下屠刀中的“继父”,马来西亚碧澄未写出的信中的山尼等。作为“书写”的“副线”,叙说“浪子”往往只是故事的前奏,叙说“浪子”的“回头”,尤其是叙说“浪子”如何“回头”,往往才是故事的“主线” 。 “叔公”是一个“不停的惹事、打架、闹事”,甚至还“拦路抢劫”的“老江湖” 。他率全家长期住在“我”家,房租、水电费全免,还常常
13、“恩将仇报” 。当“叔公”惹事时,“我父亲”却一次次去警局为他疏通。正所谓“日久见人心”,“叔公”终于良心发现,改邪归正后和“我们”由仇敌变成了亲人。马占是当地出名的“地痞贼头”,杀人放火、明抢暗夺,无恶761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异族叙事”不作。他深夜行刺华人,身负重伤的智刚却以慈悲为怀,主动撤诉。马占被他人追杀时,智刚则以德报怨,伸手相助。这位无恶不作的“浪子”终于被智刚感化,成为“智刚”的朋友和助手。通过这种“副线” 、“主线”的书写,叙述的不仅是“浪子”的“回头”,更是“浪子”的如何“回头”;进一步而言,则是你友我善、互为欣赏、互为扶持、互相信任、共为主人之局面的来之不易,是华人在建构这种
14、具有互补与互动特性的族群关系中的如何艰辛与如何努力。其次,“书写”“族群杂居”中的其他移民族群和“土著”族群,叙述者的心态往往较为舒展、自然,叙事手法也较为直接、多样:不论是“正面书写”还是“反面书写”,一般都会一条线索贯穿到底,如对“吉林人” “丑恶”的书写,对造成“半个拉子” 、“拉子妇”悲剧的华人的自身“丑恶”的书写,往往都会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给人以触目惊心之感。二 “异族叙事”的文化身份“我在哪里?”“我是谁?”?瑏瑣在乌暗暝中,黄锦树曾经这样追问。放大了来看,这也可以是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中“异族叙事”的文化身份的一种思考和追问。“我在哪里”,就“异族叙事”而言,也许需要思考和追问的是
15、作为叙事主体的“我” “心”在那里,也就是,面对、应对被叙之“事”,“我”的“心态”如何?在面对、叙说边远族群和弱势族群时,“异族叙事”的种种“姿态”,似乎已经自觉、不自觉地透露出华人在“族群杂居”境遇中的一些优越感。例如:对“吉宁人” 、 “吉林人” 、 “拉子” 、 “拉子妇”,以至对混血儿“半个拉子”的习惯说法和描述 经济状况低下,“外形之丑、习性之恶”:“他们 吉宁人 生活真可怜,竟和牛马没有什么两样。而工作率又极小,整天辛劳,所做的寥寥无几”?瑏瑤。“他那蓬乱的头发,散在肩上,黝黑的肤肉,涂着油粘粘的液汁,说话像鬼叫的咽啼,还有,还有那五花十色的纱笼,如袈裟,简直像鬼一样可怕”?瑏瑥
16、。这类贬抑性和决断性的词汇,暗示这种生理特征和习性,曾经一度成为某种想象的规范。这种想像方式与叙说方式,凸现的正是身为华人的那个“我”忽隐忽现的自我优越感。“她是一个好人,”“一生中大约不曾大声地说过一句话” 。这是拉子妇中的叙述者在“反思”过程中对“拉子妇”的评述。但是,“那时我还小,跟着哥哥姐姐们喊她拉子婶。一直到懂事,我才体会到这两个字所带来的轻蔑的意味 1 但是已经喊上口了,总是改不来;并且,倘若我不喊拉子,而用另外一个好听的,友善的名词代替它,中国人会感到很别扭的”;“我现在明白了。没有什么庄严伟大的原因,只因为拉子妇是一个拉子,一个微不足道的拉子!对一个死去的拉子妇表示过分的哀悼,有失高贵的中国人的身份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