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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Draft 6 Comments Invited 社会学研究待发社会学研究待发 The Structure of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 经验研究的结构：“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经验研究的结构：“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 彭玉生彭玉生 纽约城市大学纽约城市大学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E-研究院研究院 *本文是基于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学教研究生方法课的提纲改写的。从 1994 到 2004 我有 幸遇到了许多优秀的国内的、还有一些香港的学生和学者，他们为这门课增添了色彩， 使我获得教学相长的收益，所以首先应该感谢这门方法课的参与者。黄宗智、周雪光、 和郑丹丹教授在这篇文章的
2、写作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我受益匪浅，在此深表谢 意。还要特别感谢孙明将英文初稿翻译为中文。本文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E-研究院建 设计划项目资助。 2自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1970）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我们认识到了范式及其变革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根据库恩的定义，范式指被学术共同体奉为标准的一系列普遍性规则、方法、概念、及理论。社会科学的各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都尚未形成统一的实质理论范式，但已经初步形成了经验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的普遍性方法论范式。 这种方法论范式为各种大大小小的实质理论讨论提供了平台。本文从美国各大学术刊物，如美国社会学评论、美国社会学杂
3、志、美国经济学评论、美国政治学评论等中抽取范例文章，力图从中提炼出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一般方法论范式，目的是为国内社会科学的年轻学者，特别是研究生，做规范化研究，写一流学术文章，提供一个范式作参考。 当前西方主流的社会学刊物都采用一种非常刻板、近乎迂腐的格式，不遵循这个格式，就难以发表。而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有过之而无不及，单一八股，千篇一律（林毅夫 1995)。经验研究虽然在实质性的领域、风格以及性质上千差万别，但都具有类似的结构。笔者将这种结构戏称为“洋八股”，因为它在逻辑上恰好有八个组成部分，并且与土八股一样僵硬刻板。比较如下： 洋八股：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 土八
4、股：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 当然两种八股的作用很不一样。 “土八股”用来写作道德哲学的文章，而“洋八股”是经验研究的范式，反映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以及这种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科学所产生的难点。所以，尽管两种八股文都以刻板、学究为特点，在内容和功用上却大相径庭。图 1 总结洋八股的基本结构。 3图 1：洋八股与经验研究的基本结构 图 1：洋八股与经验研究的基本结构 简单说来，一项研究应该从问题出发，然后综述相关文献和理论、讨论各种不同观点和可能的答案，进而从中抽出假设命题；之后测量概念，收集数据，设计分析方案，最后分析数据以检验假设，并做出总结。八个部分各
5、行其职，环环相扣。 总的来说，这八个组成部分又可以分为“前操作化阶段”（pre-operational stage）和“操作化阶段”（operational stage）两大部分。社会科学之所以称为“科学”，就是因为操作化和资料分析阶段包含固定程序和步骤； 但是前操作化阶段则带有艺术和工匠的特点，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别之所在。测量、抽样调查、实地观察、统计分析或问题问题文献分析文献分析假设假设联系讨论演绎回答理论意义数据分析数据分析证实或证伪结论结论总结数据数据测量测量方法方法技术操作4个案研究都有标准教科书可参照，而问题、文献（理论）、和假设这三个“前操作化阶段”既没有标准教科书，也没有程
6、序可循。笔者将尝试总结简单的指导原则以及粗线条的研究策略。下文详述“洋八股”各部分的功用，股与股之间的联系，并结合一些范例予以说明。 经验研究的八个组成部分经验研究的八个组成部分 第一股：研究问题第一股：研究问题 问题是一项研究的灵魂，应该在文章导言中开门见山地明确提出。假设是研究的心脏，其前的文献分析和其后的数据分析都是为它服务的。但一篇文章应该起始于研究问题而不是研究假设，因为问题是开放的，可以容纳不同答案，而假设则容易排斥其他答案和解释。所以，从问题开始能使我们思路保持开放，避免偏颇；而从假设开始则可能使我们对异己的观点存先入为主的偏见。在实践中，研究者往往在动笔写文章前，有时在开始研究
7、前，已经有了答案，即某种假设。即便如此，我们在文章中还是必须探讨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论观点、不同答案、以及相反的经验证据。事实上，研究者应该特别关注那些与自己相对立的理论观点，因为这显示了理论争议。如果一个问题没有理论争议，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争论价值。 一个好问题往往比正确的答案更加重要，因为好问题会激发讨论和争论，如果问题不好，正确答案也会很快被忘记。 入门研究方法教科书经常区分三种类型的经验问题：探索性的、描述性的、和解释性的。在我看来，所有社会学的研究都是探索性的，只有描述性、解释性（explanatory）或意释性（interpretative）这三大类经验问题。对现象的描述和分类属
8、于分类学的范畴。纯粹描述性研究在社会学和经济学已经比较少见了，除非所描述现象是全新的。在宏观和历史分析中，描述性命题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比如韦伯的世袭官僚制（patrimonial 5bureaucracy）以及黄宗智（Huang 2008）的“简约集权”，都是对中国历史上政体性质的描述。再如，迈克尔曼（Michael Mann 1984）根据基础能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和专制能力 （despotic power） 将国家分为四种类型： 弱基础、 弱专制 （中世纪西欧封建） ，弱基础、强专制（封建帝国），强基础、弱专制（现代民主制），强基础、强专制（现代集权国家）。 应
9、该指出，描述性问题不同于描述性方法。描述性方法，如细致叙事（detailed narratives）、深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等，是质性研究者常用来做因果解释或意义阐释的手段。 好问题的标准是什么？ 具体具体 经验问题应该明确而具体，切忌空泛，以小见大远胜于虎头蛇尾。“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困境”这样的论题显得太宽泛，而“国企改革与银行改革的关系”则具体得多。“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过于含混，“社会网络结构与集体行动”则更加明确具体。 集中集中 专注于一个研究问题，或者彼此相关的一组问题。当一篇文章问多个问题时，这些问题应该围绕同一个理论轴心，而不是同一个现象或事物。例如
10、，研究社会关系在国企下岗职工和农民工求职过程中作用的差异，就比全面研究下岗职工的失业原因、心理冲击、婚姻稳定性以及再就业等问题更加有趣。如果一个博士研究生计划写一本关于乡镇企业的书，包含乡镇企业发展、农村金融、乡村财政、外商投资等多个主题，那么分在不同章节，各章有各自的焦点，也未尝不可。写书和写杂志物文章的要求不一样。 原创性 原创性 原创诚然可贵，却难以达到。研究独特或罕见的现象不一定就是创新，而对一些老话题或普通现象以崭新的视角提出研究问题则可能具有独创性。比如周雪光（Zhou 2005）采用新颖的制度主义思路来研究社会分层的老话题，为解决老问题提供6了有趣的新视角。对新现象提出老问题尽管
11、有价值但绝不是创新。有时，真正具有独创性的研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被人们接受和欣赏，例如科斯（Coase 1937）的问题：“企业为什么存在？” 我们应该避免在老生常谈的问题上耗费精力，比如布劳、邓肯的升迁模型已经变得索然无味，从六十年代提出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流，到现在四十多年来学术界对它进行了翻来覆去的研究，除非研究者能够对这一老题目提出新的理论解释，或者从某个未被研究过的国家（如中国）搜集新数据，否则很难再做出新意。问题不新鲜，数据新鲜也可以，二流杂志也许感兴趣。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围绕当前学术界前沿争论提出问题，虽然不一定有创意，但不至于陈词滥调，抱着老掉牙当宝贝。 意义意义 这一标准包括
12、语义上的意义和理论意义。语义上有意义的基本要求是研究问题要符合逻辑、符合事实，不应是假问题。 “如何保护大足野人”就是一个假问题。 “乡镇企业发展如何挤占农业发展劳动力”听上去似乎深刻，其实也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中国农业劳动力是过剩的。再如，中国的崛起会不会造成全球粮食短缺，更是一臭名昭著的荒诞问题。 每一个好的经验问题背后，都有一个理论问题，即理论缘由（theoretical rationale）。这个理论问题决定该项研究的理论意价值。学术研究强调理论意义，而一项研究的理论价值反映研究者的理论训练和理论修养。理论意义的评价是非常主观的。例如，科学研究本身是否是有意义就很主观，清朝的官僚们曾认为
13、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是雕虫小技。那么，谁来对重要性做出评判呢？判断理论意义需要不仅需要学者的理论功底，并且必须是学术界认可。定义重要概念、提出重要问题要比做回归分析困难得多。对大部分研究者而言，只能通过文献分析来证明自己的研究问题有理论意义。遛狗、交谈中的口误是不是有意义的研究问题？我不知道，但是加芬克尔（Garfinkel）研究过这个问题，所7以它一定是值得研究的，重要的。知名学者可以自己界定自己研究的重要性，无名小辈只能“傍大款”。倪志伟 1989 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第一篇关于中国市场转型的文章，提出农村改革使普通农民受益更多，干部受益较少命题，并将自己的研究同泽兰尼（Szelenyi）
14、关于匈牙利从再分配机制向市场机会转型的研究联系起来。之后，随着倪志伟学术声望的提高，他只需要从自己以前的研究中提出问题。“傍大款”也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实在在的经验研究，否则就成了追逐时髦的花架子。 研究者的个人动机不能算理论缘由。每个人选某个题目都可能有个人原因，比如，我想研究代沟，因为我跟父母搞不好关系；我要研究约会行为，因为找不到男朋友或女朋友；我想研究升迁，因为我对自己攀爬社会阶梯的小小成就感到洋洋得意；我想研究精神健康，因为我自己觉着精神有点不正常；我想研究中国，因为她是我魂牵梦绕的祖国；等等、等等。个人原因本身无可厚非，并且往往是强大动力，使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满怀热情。 但这些个人
15、原因并不适合作为选题的缘由写在文章中。 相反， 我们在文章说：“笔者将研究因为韦伯（或科斯、科尔曼、魏昂德、等等）曾提出” 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也不能作为选题的理论缘由。 “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现实意义”是不算数的。如果一项研究包含政策涵义，当然是好事，政策涵义本身就可以是缘由，但不构成理论缘由。如果想做一流学术研究，则应该找理论缘由。道德关怀对研究而言往往是最浅薄的动机。我想研究腐败， “因为我对中国的道德衰落深感痛心”，这个原因虽然听起来高尚但并不能构成研究的理论缘由。最近，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2007）撰写 腐败的社会构造 一文，客观冷静的分析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在
16、权钱交易中的作用，字里行间找不到仇视二字，虽然格氏肯定不是因为对腐败怀有恻隐之心才撰写此文。有时，道德关怀是强有力的研究动因；有时，道德关怀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是自私、自怜、或自我标榜。好的8研究者会分开道德关怀和学术分析，标榜道德关怀往往只用来掩饰学术的平庸。拿一流薪水、写三流文章，做下流事的教授屡见不鲜。 针砭时弊的报纸或搏客文章属于公共社会科学范畴，无可厚非，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纯政策性研究也不在“洋八股”的范围之内。如果研究的目的是政策评估，或向政府部门提交政策咨询报告，那么写文献综述、证明理论意义就是画蛇添足了。当前学术界有太多自封的政府顾问，招摇过市，败坏学风。 以下列举几个从范文中精选出的好问题。比如布莱恩伍兹（Brian Uzzi 1999） “从社会嵌入的视角来研究银企之间的关系网络是如何影响公司的资金借贷和借贷利率”（482 页）。英格拉姆、罗伯茨（Ingram and Roberts 2000）研究悉尼酒店业彼此竞争的管理者中，朋友网络能否提高酒店的业绩。周雪光等人（Z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