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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观念笔谈没有 “十七年文学” 与 “文革 文学”,何来 “新时期文学”?李 杨(北京大学中文系)洪子诚曾指出80年代中期“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概念中存在的一个问题: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在讨论20世纪中国 文学的总主题、现代美感特征时,暗含着将5070年代文学当作异质性的例外来对待的理解。如关于文学的悲凉的美感 特征的举例,从鲁迅的小说、曹禺的著作, 便跳至新时期文学的人到中年等” 。 王晓明在出版于1997年的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史论中专门设置了一个“表达编选者所持有的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看法” 的“作品附录”,收录了他认为在20世纪中 国文学中最重要的83部作品,
2、其中属于 “十七年文学”的作品仅有3部,分别是王 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6年)、老舍的茶馆(1957年)、柳青的创业 史(1960年) ,“文革文学”则是完全的 “空白” 。 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对“十七年文 学”与“文革文学”的“盲视”几乎成为了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史”与“二十世 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这 一立场完全可以用80年代流传极广的“断裂论”加以说明,即“新时期文学” “接续” 了被中断了数十年的五四文学传统,使文学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使文学回到了“文学” 自身,或者说使文学回到了“个人” 有 的评论家干脆认为是“回到了五四 ” 。 “文学的归来”意味着一个先
3、在的前提, 那就是文学曾经“离开”过“五四”,或者说“离开”过“五四文学”代表的“文学自 身” 。在显然并非“科学”的“当代文学” 范畴中,离开了“文学自身”的“非文学” 的阶段指的是“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 学” 。这种文学史的叙述方式显然只是一个更 为宏大的以二元对立方式建构的有关“启 蒙”与“救亡” 、“个人”与“民族国家” 、 “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历史叙事的一个 组成部分。如同“十七年”与“文革”时期的文学史叙事以“救亡” 、 “民族国家” 、 “政 治”为主体,否定了“启蒙” 、 “个人” 、 “文 学”的意义,“新时期”的文学史写作则以 “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为“他者”,
4、 建构了以“启蒙” 、 “个人” 、 “文学”为主体的“新时期文学” 。虽然两种文学史观的结 论完全不同,但思维方式却惊人一致 不 是粗暴的肯定,就是同样粗暴的否定。90 年代后期,钱理群曾深有感触地回顾王瑶当 年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批评,王先生质疑自己的学生:“你们讲20世纪为什 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 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5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 响。 ”在今天看来,王先生的质疑显然是大 有深意的。将五四文学仅仅理解为“个人 性”的“启蒙”文学,将其与同时兴起的 “民族国家文学”以及随后产生的“左翼文学”乃至“延安文学” 、 “十七
5、年文学” 、 “文 革文学”对立起来,将“启蒙”与“救亡” 对立起来,实际上过于狭隘地理解了“五四 文学”乃至“启蒙”的真正意义。事实上,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启蒙”并不仅仅是指“个人”的觉醒,它同时还是作为“想象 的共同体” 民族国家的觉醒,“救亡” 不但不是“启蒙”的对立面,而且是“启 蒙”的一个基本环节。正因为这一原因,中 国现代文学中的“个人”就始终是民族国家中的“个人”,或者是作为民族国家变体的 另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阶级”中的 “个人”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 将“左翼文学” 、“延安文学” 、“十七年文学”乃至“文革文学”视为“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这一现代性范
6、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就“当代文学”而言,“十七年文学” 与“文革文学”并没有割裂“崖时期文学” 与“五四文学”的关联。 “新时期文学”中影响最大的作家群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王 蒙、张贤亮等为代表的“五七族”作家群, 另一个则是包括张承志、王安忆、史铁生、 阿城以及主要的“朦胧诗人”在内的“知青 作家群” 。如果我们相信作家的创作与其知识背景、文化结构、精神资源有关,那么, 这两个作家群的精神、知识与文化背景恰恰 不是所谓的个人性的“五四文学”,而是 “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 。因此,“新 时期文学”的主潮无不打上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深深的印迹。正如黄 子平分析过的,“伤痕文
7、学”以恩怨相报的 伦理圈子来结构故事,对历史的道德化思考,常常以个人品质的优劣来解释历史的灾 难,“反思文学”则无一例外地建构政治和 道德化的主题,充满着英雄主义和悲剧色 彩,出发点是50年代理想主义的价值体系, 试图恢复的是“十七年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 。张贤亮以“唯物论者的启示录” 为题的“知识分子成长小说”中的苦难崇 拜、超越意识及其民粹主义,与“十七年文 学”息息相关,而一些引起广泛社会反响的 作品如古华的芙蓉镇等,其政治道德化的叙事策略,类型化、脸谱化的修辞方式与 “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更是一脉相 承。如果说“五七族”作家更多地是回归 “十七年文学”,那么,“朦胧诗”中
8、那种典 型的浪漫主义诗风,那种真理在手,“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的受难英雄的形 象都直接源于刚刚过去的时代。 “我来到这 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 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当我们重 新阅读“新时期文学”中这种振聋发聩的诗行时,我们不仅会想起“十七年文学”的经 典红岩中的英雄人物成岗的诗句:“面 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 摇”,同时,我们还会很容易地记起充满了 献身精神与拯救意识的“红卫兵诗歌” 。这种“红卫兵意识”在“知青文学”中对“回 归”情绪的书写,是对“新时期”现实的拒 绝与对逝去的岁月的怀想,是对被高度形式 化与审美化的“青春” 、 “理想”
9、 、 “激情”的 皈依。抛开一些以“青春无悔”为主题的直接描述知青生活的小说不论,即使是北方 的河这样描写“后文革”生活的作品,仍 然完全可以视为对过去时代记忆的书写,尽 管信仰的对象已经由“阶级” 、“党” 、“革 命” 、“去远方”等置换成了“黄河” 、“母亲” 、 “人民” 、 “人文地理学”等另一套现代 性的符码。实际上,在“新时期文学”中, 连棋王这样以强烈的“文学性”著称的6文学评论 2001年第2期作品都无法真正摆脱与过去时代的联系,阿 城通过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热爱杰克 伦 敦和巴尔扎克、向往精神生活的小说叙事人 “我”与在“吃”与“棋”这种凡俗生活中 生存的贫民子弟王一生之间
10、两种不同人生观的撞击,写出了“我”对“民间”凡俗生活 意义的发现与认同,再现了知识分子在民众 中获得生命意义的历史命题。 事实上,在 “新时期文学” 中,即使是那些 沉默多年的 “五四” 一代老作家开始重新写作时,他们的作品也更多的不是以 “五四” 的方 式,而是以他们更熟悉的 “十七年” 与 “文革” 的方式进行言说。以巴金的著名作品 随想 录 为例,一方面,这部作品充分展示了 “文 革” 违反人性的暴力、 或者在人道与道义上的犯罪,另一方面作者回应这个荒诞时代的方 式恰恰又是这个荒诞时代最典型的叙事方式 政治道德化的方式,因而,作家开出的 “道 德形而上学” 的药方 “忏悔”,也总是让人联
11、 想起 “文革” 中不断触及灵魂的 “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因为 “原罪” 意识而被不断要求真诚忏 悔、 强行改造的知识分子伦理学 我们显然不难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几 乎被目前的文学史写作完全割裂的两个时代 的联系。非常遗憾的是,甚至在面前的语境中,有关 “十七年文学” 与 “文革文学” 的文学 史意义的讨论仍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因 为它常常会被人们理解为一种非 “学术” 的 “政治” 表态。事实上,探讨 “十七年文学” 与 “文革文学” 的意义,并无意于为 “十七年文学” 与 “文革文学” 辩护,因为无须 “辩护”,“它 们” 与 “我们” 形影相随。作为现代性的重要 元素,“道德理想主义
12、” 、“政治道德化” 的认知 方式、“民粹主义” 、“民族主义” 、 对 “乌托邦” 的梦想等已经与 “民主” 、“自由” 、“个人性” 、“文学性 ” 等一道构成了我们在20世纪这个 特殊的语境中认识世界和认同自身的基本方 式。甚至在目前我们置身的 “后新时期”,仍不断目睹其以令人惊讶的方式一再重现。因 此,与其将对这种 “文学史” 的清理理解为一 种非学术的价值选择,不如将其视为我们认 识自身的一种方式。 近年来,陈平原、 王德威等人对晚清文学“现代性” 的研究极大地深化了学术界对 “二 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认识,在回答来自 “五四” 意义的捍卫者的关于 “晚清文学” 的侵入会模 糊现代文
13、学的 “性质” 与 “界限” 的诸多责难 时,王德威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诘问:“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就 “中国当代文学” 而言,“十七年文学” 与 “文革文学” 对于 “新时期文学” 的意义,绝 不亚于 “晚清文学” 之于 “五四文学” 的意义。 因为 “文革” 结束后,被称为 “新时期” 的历史阶段的展开,不断地被人描述为另一个 “五四 时期” 。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类似的追 问:“没有 十七年文学 与 文革文学,何来 新时期文学 ”?或许,进一步的追问还可改 变为:“没有 十七年文学 与 文革文学,何谈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学术立场还是启蒙立场昌 切1999年连着出了两部教材,一部
14、是洪子 诚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下简称 “北史”) ,一部是陈思和主编、 复 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下简称 “南史”)。北史是个人著述,南史实质上也能体现个人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构造 方式。南史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或倾向性,一看 就知道是启蒙性的。支撑南史的核心概念是 “民间”,“民间文化形态” 、“民间隐形结构” 、7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观念笔谈“民间理想主义” 、“无名” 和 “潜在” 等,都是从 民间派生出来的。据主编解释,民间指的是 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区域,其文化形态 是自由自在,同时也杂糅了民主性的精华和 封建性的糟粕,藏污纳垢。也就是说,相对于
15、国家这个上层中心,民间位于底层边缘,是一 个有着独特文化意蕴的 “公共空间” 。 南史的基本构架是国家/民间。这个构 架似可分为两层,一层是作品的内部构造,一 层是作品的间际构造;前者指一个作品由国家与民间两种意识形态(人对世界的想象关 系)的成份构成,后者指特定时期的文学由国 家与民间两种意识形态的作品构成。南史的 评述大体上就是在这两个层次上轮换进行 的。至于显在与潜在、 共名与无名,其实只是国家与民间的别名,落到实处,意思都差不 多,一般情况下可以互换。 国家与民间,或显在与潜在、 共名与无 名,互为依存,相对见义,缺一不可。我发现, 著者的价值天平始终是偏向后者的。从这种价值倾向中,很
16、容易看出著者鲜明的启蒙立 场。在上层与底层之间赞扬底层,在中心与 边缘之间赞扬边缘,所体现的正是平民本位 的启蒙立场。著者有意开发被显在文学压抑 的潜在文学的意义,在国家意识形态文学中揭示和高估其民间隐形结构,为无名文学寻 找合法存在的依据,所体现的也正是以持护 精神自由为内核的启蒙立场。胡风、 沈从文、 张中晓等,以及 “文革” 中 “地下文学” 的作者 如北岛、 牛汉等,他们写作的 “异端” 姿态表明,流淌在他们精神血脉中的仍然是 “五四” 启蒙传统。 北史的情况显然要复杂一些,不像南史 那样明朗。北史源于对革命与启蒙的双重体 认或同情,注重史实概括而少作理论思辨,继承的是古代史家秉笔直书和春秋笔法的述史 传统。著者不自拟概念,不以论点牵引史实, 而强调每一文学时段的社会文化 “语境” 对作家写作的决定性影响,评述力求客观中正,态 度谨慎谦和,立场似乎更接近中性的学术立 场。然而,北史未必就
